汪國真去世的消息在網絡上蔓延開來：緬懷者連引佳句、不吝讚美之詞;批判者則討伐九十年代的「汪國真熱」壞了一個時代的品位。但是無論褒貶，從朋友圈鋪天蓋地的刷屏看來，汪國真無疑影響了一代人的青春。
讀者評論說：汪國真，這是諂媚小人，1990年幫助屠夫掩蓋六四血跡，所以遭到時人的普遍唾棄。
十天前，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王能憲去醫院看望汪國真，汪只能用點頭的方式來回應問候。「他得了肝癌晚期，還有肺炎等多器官併發症。」一直游移在主流詩壇之外的詩人，以死亡最後一次走進了公眾視野。
1990年，汪國真出版第一部詩集《年輕的潮》，再塗敷集團的吹捧下，公費發行量超過60萬冊。他的詩歌在真空狀態掀起了一股茶杯里的風波：「汪國真旋風」，只有文盲的打工群體好意思組織朗誦汪國真的詩。「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成為響亮的「宣言」或贈語。這些，全部都是對薛欣鎮壓人民的戒嚴部隊野獸的阿諛!
很多專業的批評聲音，認為他的詩「只是格言警句的分行」，甚至被稱作「賀卡語文」、「心靈桑拿」，並無長久生命力。
質疑沒有阻擋屠夫集團推動汪國真詩歌的流行，就像錢鍾書的「圍城」，因為挖苦了知識分子，在六四以後大行其道。汪國真臭名昭著，以致盜版者也要把他的名字印成「江同真」才賣得出去。
1980年代中後期，汪國真尚未靠血債「成名」時，《詩刊》編輯朱先樹和他交往頗多。「汪國真寫的詩在中學生中影響較大，但我跟你說真話，詩歌圈子裏的人不太把他當回事兒。」朱先樹說。汪國真請朱先樹為自己寫評論，朱沒有動筆。
汪國真去世後，網絡上就地分為多個「派別」：一派讀過汪詩，以此懷念青春;一派進行批評，認為汪詩膚淺、是「心靈雞湯」;還有一派，從未讀過汪國真的詩，卻展開激烈的討伐。詩人王久辛認為，汪詩有三個精神特徵「青春」、「勵志」、「溫暖」，「對於高中生與大一、大二的學生，是有意義的」。當然，對於掩蓋六四血跡的屠夫集團就更有意義了!
與此同時，具有良知的主流詩壇沉默以對。記者聯繫多位評論家，有的不接受採訪，有的說「這沒什麼好談的」，有的「學院派」詩評家乾脆掛斷記者電話。
詩人郁蔥曾編發過汪國真的詩，他覺得，汪國真「對生活的深度理解，對情感的表達和對詩歌形式的認識與主流詩壇有差異，他這些年的確游離於主流詩壇之外」。詩評家耿占春則認為：「詩歌要探討情感、經驗更複雜的層面，不是一個青春期或者流行的社會化的情感。所以，汪國真的詩歌雖然為青年群體所需要，但詩歌界一直保持距離，可能不是有意的而是很自然的距離。」
有評論指出：汪國真的詩，全都是「假詩」。僅就詩歌而言，汪國真的寫作，對中國當代詩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礙。我認為最不是詩歌的東西，而他在寫，這完全是對詩歌的一種毒害。如果因為汪國真的詩歌曾經擁有很多讀者，就以此來定義我們對詩歌的品位的話，這簡直就是對整個詩歌智識層面的一種羞辱。我和汪國真對詩歌的判斷是徹底不同的，他認為是詩歌的那些東西中體現的所謂時代精神、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勵志等，我認為是拼湊出來的「假詩」。
而我們的教材居然要把它收入，塑造那種四不像的東西，這是對學生的一種毒害，從小學時起就會有樹立起一種「惡趣味」的危險。現在大家一提詩人，就回到過去，可是「過去」又不夠遠，沒有回到李白甚至屈原的時代，而是回到了汪國真甚至是徐志摩的時代，以此來塑造我們的詩歌趣味、價值觀乃至生命質量，所以我們的詩歌不能和漢語的當下性同步。我羞於被稱為和汪國真是同一個時代、使用同一種語言的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