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每年北京的兩會，都是向全球顯示中共的團結與崛起，還有外界一系列讚頌的聲音。但是今年情況有點不同，至少是從美國方面，傳來質疑的雜音。
今年2月，哈佛大學研究共產黨高層政治的學者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講，並且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的採訪，暢談他對習近平的看法。他認為習近平剷除腐敗的運動蘊藏着危險，習近平要挽救共產黨，但他的運動卻對共產黨的未來造成了風險。
3月6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長篇文章列舉中國即將崩潰的5大理由，指出共產黨在中國統治的殘局已經開始，習近平的無情手段只能讓國家更加靠近崩潰點。
如果按照中共的慣常思維，這一定是這些學者配合美國政府的重返亞洲，或者叫做亞洲再平衡政策而唱衰中國，為美國的政策製造輿論。
過去也有美國保守派的學者預測中國的崩潰，結果不是那樣，中國不但沒有崩潰，而且更加「強大」。這次再重談老調，是否毫無新意?但是如果從這兩個學者的身份來看，馬若德是專門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習近平這個文革知青一代而且言不離毛澤東的中共領導人，自然會將他與毛澤東作對比，將目前中共高層的內鬥與文革做對比而有其特別的認識。而沈大偉長期親中共，說中共國的好話，如今突然轉變立場，自然也是因為他有特別的感觸而出現急轉彎。因此他們的看法自然不能忽視。
他們的共同點都在指出中共國反貪帶來的內部鬥爭給中共帶來崩潰的危險。但是同樣，這不是唯一的原因，西方的價值觀也是對中共帶來威脅的重要因素。這也讓我想起當年鄧小平所鼓吹的「兩手硬」政策，雖然這兩手的內容略有不同。但是鄧小平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打擊與習近平對異議人士的抓捕都是這個獨裁政權一脈相承的手法。然而30多年下來，他們消滅不了異議人士，改革與反貪也沒有取得多少真正的成績，因為他們所反的，只是不同派系的貪污犯而已。
不過他們兩位的分析還是有些不同的地方。馬若德着重意識形態，共產黨依靠的「粘合劑」有儒家、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但是現在似乎都很模糊，拿不出一個象樣的意識形態，因為連民族主義也會殺傷自己。這是它最危險的地方。
的確如此，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來說，現在要推翻的難道不是中共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與裙帶資本主義制度?而與日本的曖昧關係也說明民族主義走向困境。也許，儒家對自己的殺傷力比較小，但是卻與毛澤東的「批儒」唱反調，那就很難把自己打扮成毛澤東的繼承者了。
沈大偉也談到高層的政治鬥爭，但是在第五點專門談到中國的經濟問題：「中國的經濟前景未容樂觀，而對國家企業的改革將牽涉大量利益衝突，舉步維艱，令中國難以真正轉型為有創意、能發展高科技的知識型經濟。」這也是「兩會」承認中國經濟下行的趨勢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可以說，一旦中共特權集團可以瓜分的大餅變小了，無疑會加劇內部的權力鬥爭。這也將導致，即使反貪有重大的風險，也必然要反下去，從而導致難以預期的結果。
由於中國國情的特殊性，難以用西方觀點來準確分析中國是否即將崩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是六四以來中共黨內最激烈的權力鬥爭。習近平也感受到了這個風險，所以他的人馬已經製造他將會成為「蔣經國」的輿論，因為蔣經國也經歷過非常獨裁而被人痛罵的階段，最後卻是翻轉台灣歷史。然而習近平的辣手，已經讓自由派喪失對他的期望，連沈大偉也對他失去信心。難道習近平還可能出現戲劇式的急轉彎?
面對中共的困境，最要緊的卻是代表西方價值觀的美國與歐洲西方國家，該如何促使中共的崩潰或改革，而不是因為烏克蘭與中東的問題而再度放縱中共。作為全球最大、最狡猾與最野心勃勃的專制國家，如果西方國家可以拋開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團結一致，共同向中共施壓，烏克蘭與中東的問題其實也就不必看中國在聯合國的臉色而比較容易解決了。
而中國紅二代、官二代紛紛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為自己留後路，也等於西方國家抓到中共的軟肋。中國只能訛詐而不可能對西方國家發動戰爭，連對日本都不敢，何況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