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裸官」慶親王奕劻(網絡圖片)
1917年1月31日，慶親王奕劻在天津去世，終年77周歲——前一年的4月，他已經高調地辦了八十壽宴。
《紐約時報》在2月2日發佈了相關訃聞及慶親王的簡略生平，並總結說：「慶親王一生，以一無所有的皇族旁系開始，以億萬富翁的身家而辭世，倫敦《泰晤士報》在回顧他的生平時，認為正是他發展了亂政的藝術。」
弔詭的是，遍查當時的英國《泰晤士報》，僅僅在2月5日發了一條非常簡短的訃聞，且僅僅提及慶親王在西方十分著名，沒有談及生平，更沒有提到他的「亂政的藝術」。
不過，慶親王的貪腐的確享有國際知名度。時人說他家是「細大不捐，門庭如市」「異常揮霍尚能積蓄巨款」。他與軍機大臣那桐一道，因特別能貪，而被時人譏為「慶那公司」，或單獨稱為「慶記公司」。
國際媒體也頻繁地引用這些評價。
巨貪
1911年5月17日，《泰晤士報》發表長文《中國首任總理》。這是西方媒體介紹慶親王履歷最為詳盡的一次。當時，中國剛剛進行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改革，出台了歷史上第一個責任內閣，慶親王出任首任內閣總理。
這篇文章對慶親王並不友好，文末單辟一節，小標題就是「他的私生活與個性」。文章引用了中國人的「普遍說法」，說他家就是中國官場的「集市」，連門房都設了「收費站」——這指的是收取「門包」，即門房收取的紅包。當時官場傳言，因為到慶親王家跑官要官的人太多，不給「門包」的話，值班的門衛都懶得通報。
文章認為，慶親王多年來都是中國官場最大的「惡魔」，但卻享有最高領導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任，「他的履歷總是與中國的災難相關聯」「沒有建設性、沒有愛國心，在他的一生中沒有做過任何榮耀的事」「監察者們徒勞地彈劾他，媒體提及他時只有詛咒，但他毫髮無損，並且權力日增」。隨後，這篇文章花費了相當篇幅，介紹慶親王通過聯姻編織的巨大官場網絡。
慶親王的貪腐，甚至被一些人當作激發革命的火星之一。1911年，英國駐重慶的代領事布朗，給駐華公使朱爾典報告四川保路運動動向，就認為運動中有「四川省咨議局及士紳對內閣的腐敗和保守性懷有不滿」的因素。布朗提到：「慶親王對錢財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錢給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辦成。各省咨議局一直感到憤慨，希望削減慶親王的罪惡勢力。」
顯然，連老外們也認為，一個大貪官足以顛覆一個政權。
有關慶親王的各種貪腐事跡，大多記載在晚清和民國的筆記之中，不管是否靠譜，都成為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段子，也成為後世學者採用的史料。正史所載的比較可靠的指控，發生過兩次，那就是晚清兩次著名的「台諫風潮」，矛頭都直指慶親王。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權色交易」。慶親王的兒子、商部尚書載振出差路過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楊翠喜，候補道段芝貴隨即用重金為美人贖身，獻給載部長。如果到此為止，無非是一段風流佳話而已。但不久，段芝貴便被破格提拔，一躍成了黑龍江巡撫，御史趙啟霖立即上奏彈劾，認定是「性賄賂」。中央派了載灃等人去查，結果「查無實據」，趙啟霖反被革職，激發了御史們公憤，最後，趙被復職，段巡撫被免職，載部長主動辭職。
對這件轟動全國的「性賄賂案」，《泰晤士報》在趙啟霖彈劾的次日就刊登了電訊稿，考慮到中英兩國的時差及當時報紙印刷的條件，該報必定是在彈劾呈交之前就已經得到了相關信息。《紐約時報》在轉發該文時，用了大字標題《慶親王被彈劾》，副標題則是《波及袁世凱;岑春煊積極聖戰》。
第二次是三年後(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慶親王發難，彈章的題目就是《劾慶親王老奸竊位多引匪人疏》，火藥味很濃，震動朝野。江被責為「沽名釣譽」「莠言亂政」，但處分僅是「回原衙門行走」，換個工作崗位，結果江乾脆辭職，炒了朝廷的魷魚，一下子名動四海。御史們群起效仿，「不讓江氏一人獨為君子，訪查中外大臣劣跡，聯名入奏，以盡職責」，掀起了輿論監督的大高潮，逼得慶親王只好請假躲避。
其實，兩次御史彈劾的背後，都有複雜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幹部體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們其實也是為了保飯碗而絕地反擊。前一案，正值東北「龍興之地」改制設省，成為北洋(慶親王父子多被視為北洋的保護人和代言人)權力擴張的良機，即使沒有這起風流案，北洋也會想方設法將段芝貴等「自己人」頂上關鍵崗位，結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綻。後一案，則更是御史們的「自衛」之戰：1909年成立了資政院後，都察院的彈劾監督權被吸納，裁撤勢在必行，御史們只好冒險一搏，拿慶親王開刀。載灃曾告誡江春霖等「不可亂聰明」，此話就很值得玩味了。
後世有人稱慶親王為大清「首富」，畢竟沒有數據支持，未必盡然，但從各種正史野史推測，尤其是他在清亡之後依然過着奢華的生活，可以大致推斷他至少能名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據說，他僅在滙豐銀行就有200萬兩白銀(15.92,-0.24,-1.49%)以上的巨額存款。
起家
大清特色的官場，最為盛產的就是貪官。知名度最高的，一是和珅，二是慶親王。巧的是，前後兩代巨貪至少在名義上住過同一個府邸，那就是早年的和珅府、隨後的慶王府、最後的恭王府——如今全中國唯一一座保留完整的清代王府。
前後兩代巨貪，結局迥異：和珅最後被抄家，其貪腐詳細數據有正史記載，板上釘釘;而慶親王則平安降落，其貪腐僅僅存在民間筆記之中，很多細節真假難辨;和珅為貪腐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終年僅僅49周歲，而慶親王則盡享天年得以善終。
與和珅出身相比，慶親王奕劻算是鳳子龍孫，當然有點邊遠，屬於皇族的旁系，因此，年幼時與和珅一樣，都是頂着個貴胄虛名的屌絲而已。
奕劻的祖父，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永嶙，在嘉慶四年(1799年)被冊封為慶郡王。據說，這位皇子很早就看上了當時權相和珅的豪宅，有一次告訴兄弟們：即使皇帝寶位多如雨點，也不可能落到我的頭上，我只求諸位兄弟憐我，將和珅的宅第賜予我，我也就滿足了。政治上如此不求上進的皇家兄弟，自然是最要關照的，和珅被殺後，嘉慶皇帝就把和珅之宅賞給了這位小弟，成了慶王府，得到了「反腐」的巨大紅利。
永嶙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臨終前，獲得親王稱號。清代的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級，親王、郡王、貝勒、貝子是高級爵位，隨後是四類「公爵」：鎮國公、輔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入八分」就是八種標幟，分別是朱輪、紫韁、背壺(車上可帶暖壺)、紫墊、寶石、雙眼(可插雙眼雉翎)、皮條(車上有皮鞭可驅散路人)、太監。再往後就是四類「將軍」：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分別相當於一品至四品的武官級別，每類「將軍」中又分三等，俸祿不同。
按照清代的規定，爵位逐代遞減。永嶙死後，兒子綿愍襲位，爵位降回慶郡王。綿愍死後無子，先由儀親王之孫奕彩過繼，承繼了「貝勒」的爵位。但奕彩居然在居喪期間納妾，犯了嚴重的生活作風問題，被革除爵位退回本支。老慶親王永嶙的其他兒子們，隨即為了爭奪這個貝勒爵位，展開了殘酷鬥爭，惹惱了道光皇帝，乾脆將爵位降了六級，越過貝勒、貝子及四類「公爵」，飛流直下三千尺，直接降為鎮國將軍，而且是其中最低的三等，勉強維持永嶙的祭祀而已。這種政治待遇上的高台跳水，往往能在瞬間摧毀一個簪纓世家，根本不需要等候「富不過三代」的時限。
永嶙的第五子綿悌承襲這個「三等鎮國將軍」的爵位。弔詭的是，老慶王家的這個爵位，似乎被詛咒了一般，誰承襲誰就斷子孫，綿悌死後又斷香火。這回，輪到了其六弟綿性的兒子奕劻，過繼襲爵，爵位則按規定遞減為輔國將軍，這是第十等爵位，比《泰晤士報》等誤以為的「第四等爵位」要低了很多。
奕劻承襲了輔國將軍後，第一件事情就是給恭親王奕訢騰房。之前，老慶王家風波不斷，爵位頻降，子息不旺，就可能是出於這種「傷福」的「逾制」，住在了不該住的豪宅。按照清代慣例，除了襲爵的子孫之外，其他子孫都另立門戶，因此，奕劻年少時應該隨同其父綿性在府外居住，並未真的享受過王府的大院生活。如今爵位到手了，房子卻要轉手。道光皇帝下旨，老慶王府賞給了剛冊封的恭親王奕訢，這就是如今著名的恭王府。而奕劻則搬入了大學士琦善(就是傳說中那位整林則徐的「奸臣」)那座被查抄罰沒的位於定阜大街的宅第。
如此，大清國新一代巨貪奕劻，與老一代巨貪和珅，終於沒能實際上住到一個屋檐下。莫非，這也是兩位巨貪結局迥異的原因之一?
說來也怪，自從搬了房子後，老慶王家的熊市行情，便到頭了，開始春暖花開。一年後(1851年)，奕劻升到了貝子，連跳六級;十年後(1860年)升到了貝勒，二十年後(1872年)成為御前大臣並且賞加郡王銜，而到1884年恭親王下台時，出任總理衙門大臣，正式晉封慶郡王。從此，他的權力橫跨外交、內務、財政和軍隊，遠超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成為並不亞於和珅的權臣。
1850年襲爵時的奕劻，和堂兄恭親王的地位至少差了十級。正常情況下，這兩個家族將永無可能並駕齊驅，但到了甲午年(1894年)，奕劻獲封慶親王，1908年更是獲得了世襲罔替(即「鐵帽子王」，子孫襲爵時不必遞減爵位)，徹底追平了恭親王。而且其妻妾中還封了6位「福晉」，超出了清制規定的親王只能封5位福晉的限額。
以一個旁支宗親，而成長為清代第十二位也是最後一位「鐵帽子王」，奕劻爆出了大清政界最大的冷門。
改革
一個腐敗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貪官，為什麼會在風雲詭譎的晚清政壇中，從邊緣進入核心，並始終屹立在潮頭?顯然，這不是「紈絝」二字能解釋的。
大凡貪官、尤其是大貪官，個人能力都相當不錯，這是人們不願承認、卻不得不承認的大清官場的現象——能力強，也能做出第一流的壞事來。當年和珅就是如此，且不說和珅對蒙藏回語言及情況的熟悉，以及對金融財政的高超水準，僅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來訪與和珅第一次見面時，和珅問的都是歐洲局勢最關鍵的問題，以至於馬戛爾尼使團高度評價和珅是「成熟的政治家」。
慶親王亦如此。
在大清國的改革開放中，慶親王是著名的改革派，或者說，「偽裝」得像個著名的改革派——如果我們非要認為貪官只有利益、沒有政見。
無論是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及政變、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入侵、乃至隨後轟轟烈烈的憲政改革，慶親王奕劻都表現出了絲毫不亞於恭親王奕訢的開明姿態和靈活身段，並以其特殊地位，為李鴻章和袁世凱等人保駕護航，成為致力於實踐和探索的「濁流」們(與崇尚空談的「清流」相對)的幕後支撐者。英國公使竇納樂甚至認為他是「推動中國政府(進步)的一個槓桿」。
自1884年入主總理衙門之後，慶親王成為大清國外交決策層的重要成員。1899年，正是在這位親王的大力推動、中日兩國諸多政界大佬的支持下，中國派出了秘使劉學詢，攜帶密電碼前往日本，試圖在中日之間締結同盟關係。
慶親王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變的狂風暴雨中展露無疑。作為朝廷中熟悉國際國內情況的少數明白人，慶親王堅決主張及早防止事態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軍事上的巨大麻煩。他的「右傾」言論，遭到以端郡王載漪為首的「不明外事，專袒義和團」的「極左派」的不滿。英國外交官在發給倫敦的報告中認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間，慶親王和大學士榮祿似乎已成為對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牽製作用的僅有的人物。」
載漪等把慶親王看成是必須清除的政敵，義和團們則將他描繪成了大漢奸，攻擊慶親王的大字報貼滿北京街頭，已經失控的民間暴力清晰地將矛頭指向了這位王爺。義和團宣示必殺的「一龍二虎」，一龍就是光緒皇帝，二虎則是李鴻章與慶親王。在此後討論局勢的高層會議上，慶親王一概裝聾作啞，但從未改變自己的觀點。
高喊着扶清滅洋動人口號的「極左派」們，最後留下一地雞毛，在八國聯軍的炮聲中撒腿就跑，並把收拾爛攤子乃至不得不「賣國」的「髒活」，慷慨地留給他們本想誅之而後快的「漢奸」兼巨貪慶親王和李鴻章。在八國聯軍的刺刀下，慶親王和李鴻章「如一囚徒」或「受到禮遇的俘虜」，為明知不可爭的城下之盟而勉強一爭，其間酸苦，唯其自知。因為這一功勞或者苦勞，慈禧太后終其一生，對慶親王和李鴻章都是優容有加。
大清國體制內的改革派，考諸史料，大多數終其一生都得到了最高層的優禮相待，比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也比如慶親王。被後人廣泛忽略的是，慶親王還曾經當過光緒皇帝的老師，教授滿文。光緒的老師中，能執教20年以上的，一個是翁同龢，一個就是奕劻，凸顯其在體制內特殊的地位。
從1906年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大清乃至中國歷史上範圍最廣、難度最大、力度最強的改革。這一改革的主力袁世凱，自然成為眾矢之的，如果沒有慶親王各種手段的保駕護航，小袁或許早就成為改革的烈士了。當然，各種史料、主要是野史筆記表明，慶親王與袁世凱之間，有巨大的利益輸送。其實，即便貪官也是有政見的，而政見未必是與利益矛盾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清國的特殊國情下，無論忠臣還是奸臣，無論清官還是貪官，都孤掌難鳴。「小人」固然要結黨，「君子」也同樣不可能真的「不黨」，沒有統一戰線，則無論好事壞事都將一事無成。
和誰在一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在一起幹什麼。
高調
慶親王的雙手，在推動改革的同時，也毫不掩飾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撈錢。最為弔詭的是，政治經驗顯然極為豐富的慶親王，似乎並不想收斂和掩飾自己的貪腐形象，「高調」得足以在中國歷史的貪官群內成為「拉仇恨」的冠軍。
其實，考諸史料，慶親王本人的個性並不高調。
晚清改革開放中，參與中央主要工作的四大王爺——惇親王、恭親王、醇親王、慶親王，恭、惇、醇三人，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六、七子、咸豐皇帝的弟弟，屬於「近支親貴」，先天資源十分豐足。在他們這些鳳凰面前，慶親王就如同草雞。但「草雞」也有「草雞」的優勢，特別諳熟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特別能辦事，特別能察言觀色，尤其特別能伏低做小。
血統上並無多大優勢的慶親王，卻有着恭親王那樣的辦事能力，也有着醇親王那樣的隱忍和低調，他的權力伸展和佈局，都是「悄悄的進村、打槍的不要」，對上級從來都是逆來順受，唯唯諾諾之後再想法「遇見紅燈繞着走」。作為一個毫無先天資源的旁系宗室，慶親王只能依靠後天的努力，多籠絡那些能辦事、尤其能辦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野史傳言，光緒駕崩時，有人甚至想擁戴慶親王之子載振，這雖是野叟村言，卻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
幾位王爺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在實踐中學會了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尤其在領導面前多反省、多自我批評。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慶親王，他的身段最低。當然，因為出身的問題，他也缺乏「強項」的資本。其次是醇親王，這位皇帝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剛，綿里藏針，悶聲不響發大財。然後是恭親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斷敲打下，恭親王從以批評太后為主，逐漸轉變為批評和自我批評相結合，之後就是以自我批評為主。做得最差的是惇親王，他時不時地要和太后抗上一抗、鬧上一鬧，這與其說他有所圖，不如說是他的心態平衡問題，當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裝傻賣萌為主，留條退路，便於大家一笑了之。
本事之外，當然還得乖巧。恭親王未必就對官場潛規則陌生，但他的高貴身份、卓越才華以及巨大的影響力，令他可以不屑於這種面子遊戲，當然最後又不得不服低做小。慶親王則不僅對官場遊戲爛熟於心，而且沒有高貴身份帶來的精神負擔，敢於放下身段，婉轉歌喉，親身實踐厚黑學。
憑慶親王那點遠支血統，能爬到這種「不勝寒」的地位，已經是奇蹟。在大清特色的官場裏，此時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展示自己胸無大志。一個道德形象與工作能力都完美得無可挑剔的下屬，對大多數的領導人來說，並非是件可以高枕無憂的好事。高調地展示自己對醇酒美人的「低級趣味」，是歷史上韜光養晦的不二法則，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既減少政治風險，又暢快地享受人生，何樂而不為呢?或許，這才是慶親王高調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也是慶親王區別於和珅的關鍵之處：他從來不對皇權產生任何威脅。
一場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潔政府為使命的改革，卻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國際知名度的大貪官;而這位巨貪之所以貪得如此高調，卻或許是在某種程度上以自污來獲得政治上的雙向安全感。這種看似荒謬的故事，卻正是大清改革的胎毒，滲透在血液之中，難以自行擺脫。
國危
慶親王的權勢，在1908年年底開始的宣統新朝，已經大大削弱，但大清官場的貪腐，並未消停。《國聞備乘》曾經生動地描寫了宣統年間的「七黨林立」：
「孝欽(慈禧太后)訓政時，權盡萃於奕劻(慶親王)，凡內外希圖恩澤者，非賚緣奕劻之門不得入。奕劻雖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扭身而進。至宣統初年奕劻權力稍殺，而局勢稍稍變矣。其時親貴盡出專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謀生事，內外聲氣大通。於是洵貝勒(載洵)總持海軍，兼辦陵工，與毓朗合為一黨。濤貝勒(載濤)，侵奪陸軍部權，收用良弼為一黨。肅親王好結納報館，據民政部，領天下警政為一黨。溥倫為宣宗長曾孫，同治初本有青宮之望，陰結議員為一黨。隆裕以母后之尊，寵任太監為一黨。澤公(載澤)與隆裕為姻親，又曾經出洋，握財政全權，創設監理財政官鹽務處為一黨。監國福晉(即醇親王福晉，榮祿之女)雅有才能，頗通賄賂，聯絡母族為黨。」
儘管慶親王奕劻曾經長期位居高位，但在「前腐後繼」的大清國，將貪腐、甚至亡國的責任都歸咎於他的示範作用，顯然是高抬了這位王爺。
只要看看清史、甚至看看整個中國的歷史，就可發現，腐敗在任何時期，似乎都如同魔咒般地追隨着這個國家。
早在奕劻遠未得勢的時候，曾國藩就尖銳地指出，腐敗造成「民心渙散」，太平天國動亂本身，「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因此，「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若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必須「以吏治人心為第一義」。
看得更透的是日本人。1889年4月，日本間諜荒尾精向參謀本部遞交了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復命書》，認為中國「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鬆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1895年，另一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更是在上報給明治天皇的《中國大勢之傾向》裏，尖銳地提出中國的腐敗其實是全民腐敗。他說，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這位日本間諜引用孟子的話為中國下了斷語：「上下交征利，則國危」，預測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中國「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
十六年後，1911年，「支離破碎」果然發生了。大清國第一任總理慶親王，卻成為末代總理，為帝國送終。在《紐約時報》1917年發的慶親王訃聞中，副標題就是「中國前總理，滿清王朝覆滅時退休」，用接近黑色幽默的方式，強調了他的「退休」時機。
慶親王去世了，宣統皇帝賜諡曰「密」，意思是追補前過，隱責其應對大清國的滅亡負責。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大處分。
一隻「大老虎」，在其呼嘯山崗的時候，沒打;在其日漸式微，成了「老老虎」時，依然沒打;直到他成為一隻「死老虎」的時候，才開始打，卻打得如此溫柔，看上去倒更像是在撫慰。
這是否表明，丟掉了江山、卻僥倖留得性命的天潢貴胄，依然沒能真正明白，黃龍旗為什麼不能繼續飄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