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涉及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南海日常生活的文字著作並不多，有許多冠以「紅墻內外」、「中南海紀實」等等題目的著作，其實都是比較純粹的政治性著作，其內容無一例外是在為官方的說法做詮釋，以濃墨重彩將歷史人物進一步臉譜化。有的作者在進行這種詮釋和描繪時，為了使他們的書對讀者更具吸引力，不惜胡編亂造出一些故事，或者在議論上故作聳人之語，而對於中南海真實的生活情況，他們卻並未了解過。
中南海在明清時期是北京皇城的一部分，位於故宮紫禁城西面，屬於皇家園林西苑三海中的南部兩海。西苑三海又名太液池，為一長條狀的湖泊，湖上有兩座橋，將湖隔為三部分，按這三部分的位置，分別稱為北海、中海、南海。偏北的長橋將西苑三海整體又分成兩大部分：北側的北海，現今已闢為北海公園;南側的中海和南海，中海為大，南海為小，二者在狹窄的連接處為一小橋隔開，合稱為中南海，即今日的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
中南海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幾經變遷。辛亥革命後不久，中南海即脫離了清朝皇室的管轄，成為袁世凱的辦公處所。袁世凱稱帝的地點即在中南海的居仁堂。袁世凱死後，中南海曾繼續作為北洋政府的總統府。北洋政府消亡後，中南海一度改為公園。四十年代國共兩黨戰爭時期，傅作義曾在中南海辦公。中共建政以後，中共中央起初暫駐西郊香山，對於進京後選擇何處為辦公地點，一時猶豫不決，據說周恩來經過考察，建議以中南海為辦公地點，但也有一些人士建議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園林的舊貌，作為公園為好，中共中央可另擇辦公地點。最後，毛澤東還是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確定中南海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辦公地點。
筆者1951年隨父親陳伯達進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陳家搬出中南海，前後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五年之久。初入中南海時，陳伯達臨時住在勤政殿裏的兩間房子裏。勤政殿離毛澤東住的豐澤園很近，是一所帶西式風格的建築，中華民國初期，袁世凱曾在這裏辦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裏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會議場所。在筆者的印象里，勤政殿的名稱雖然很雅，其實是個很普通的建築，外牆是灰色的，內牆是普通白灰粉刷的，地面上鋪着栗子色的寬木地板，室內沒有任何裝飾，反映出蓋這所建築時，中國的財力非常薄弱。
位於勤政殿和豐澤園的南面不遠處，是著名的瀛台。瀛台原是一個小島，四面臨水，北側有橋通岸。島上有幾間黃色琉璃瓦頂、紅漆門柱的殿堂建築。由於瀛台的存在，使得南海的湖面呈現出彎月的形狀。
瀛台因在清末關押過光緒皇帝而成為諸多文藝作品描寫的對象。筆者小時，曾被大人帶着在瀛台玩耍過幾次，並由當時專給毛澤東拍照的攝影師侯波拍過幾張照片。現今留下的印象就是：那裏極為安靜，靜到鴉雀無聲。
陳伯達在勤政殿住了不長的時間，就搬到中海岸邊一組連體四合院內最北面的一套院落中去了。連體四合院由三個並排的四合院組成，它整個座西朝東，臨湖一側，有一條長廊連通整體，長廊向外的一面被花格木板牆封閉住了，廊上從南至北開有三個門，分別為三個四合院的出口，正中的門上掛着一個匾額，上有「迎春門」三個字，所以有的人就稱這裏為「迎春堂」，但我從沒有看見過「迎春堂」的匾額。據說，這裏在清代是宮中太監們的住所。陳伯達住進這裏時，該處院落仍保持着破舊的外貌，門柱的漆皮都已脫落，房頂的瓦上長着青草，只是房間裏已安裝了暖氣和衛生間。迎春堂的另兩個四合院是中南海普通工作人員的住所。
隨着年齡長大，逐漸懂事，我才知道我們住的地方屬於中南海的乙區。不知從何時起，中南海從南至北劃分為甲、乙、丙三個區。每個區都在分界處的路口上設立了崗哨，乙區的人可以隨便到丙區，但是不能隨便到甲區。從此我再也不可能隨便到南海的瀛台等處去玩了。
最初，中南海內的各區是這樣劃分的：甲區為中共中央辦公廳所在地，乙區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在地，丙區為國務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內進行了大的調整，中央宣傳部陸續遷出中南海，搬到景山東面的沙灘去了。乙區劃歸中央辦公廳管轄，但甲乙區的劃分仍維持不變。中宣部搬走以後，原來屬於中宣部的一批院落進行了大的翻修，成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領導人的住宅。這些新搬來的領導人有鄧小平、陳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們與此地的老住戶李富春、陸定一、陳伯達、張際春等，都屬於乙區的居民。
住在甲區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彭德懷。此外，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田家英，衛士長李銀橋也住在甲區。辦公廳副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住在中南海東岸西苑門內劃歸乙區的飛地「東八所」。住在丙區的有周恩來、李先念、林伯渠等。還有一些領導人，五、六十年代並未住在中南海，他們當中有陳雲、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帥中除朱德、彭德懷、陳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七位，包括林彪、劉伯承在內，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兩區統歸中央辦公廳管轄後，仍維持甲乙區的劃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為了照顧毛澤東夜間工作白天休息的工作習慣，確保毛澤東、劉少奇等主要領導人的安全，所採取的一種安全措施。
中南海內主要有一條沿着湖泊西岸，貫穿南北的柏油馬路。這條路在南段伸往毛澤東住處的路口處設置的崗哨，是甲區和乙區間的主要崗哨。白天，崗亭的欄杆經常攔住路口，禁止所有車輛通行，以避免車輛行駛聲打擾毛澤東睡眠。到了夜間，這裏敞開路口，放行車輛。
乙區和丙區間的主要崗哨，設置在同一馬路北段的游泳池門口。崗哨以北屬於國務院的範圍。在南北兩個主要崗哨之間，迎春堂和游泳池以東，直到中海岸邊，是一片開闊的場地。場地東北角臨水處，幾株高大古樹扶疏枝葉的掩映中，有一座形態奇巧的假山，與國務院那邊臨水處的紫光閣相對映，形成了湖邊最好的景致。然而，每逢懷仁堂召開重要會議，懷仁堂門口的場地不敷停車使用，這片湖邊的場地就變成了主要的停車場。
懷仁堂位於中南海西大門(中南海有兩個西門，靠北的較小，屬於國務院，人們常說的西門或西大門，屬於中央辦公廳)內廣場北側。五十年代，懷仁堂經過多次翻修，已非原貌，但其建築規模依舊，只能容納1000餘人。建國初期，北京沒有什麼大型會議場館，懷仁堂即被用作國家主要的會議禮堂使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在這裏舉行的。1959年人民大會堂建成後，懷仁堂里就不再舉行大型會議了。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都在甲區，這對住在乙區的人們不免是件憾事。不過，每逢周末晚飯後7點多鐘，位於甲區的兩個娛樂場所允許乙區的人們光顧。這兩個場所，一個是春藕齋，一個是西樓餐廳。
春藕齋位於頤年堂旁邊，也是古老的建築，殿堂前後有種蓮藕的水池。頤年堂是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人開小型會議的地方，普通人是進不去的。春藕齋則是周末舞會的場地，偶爾也放電影。這個地方我記得自己只去過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們跳舞，一次是看三十年代的老電影《桃李劫》，還有幾次是看當時亞洲電影節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兩畝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這一次，劉少奇也去了。記得當時觀眾不少，到了放映的時間，卻遲遲不開映，說是要等領導人，等到劉少奇來了，電影才開映。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中央下文禁止舉行舞會，春藕齋也就不再舉辦娛樂活動了。
西樓位於中南海西大門內南側。這裏有幾棟灰色磚瓦的新建築，被一道不高的灰磚牆圍着，組成一個單獨的院子，因為屬於甲區，圍牆東西兩側的門，有崗哨守衛。西樓是對圍牆內建築的統稱。這些建築主要包括：位於院子南面的兩棟外觀相同的五層小樓(下大上小，頂層只有一間房)，偏東邊的樓為劉少奇的住宅，偏西邊的樓為朱德的住宅;北面靠近圍牆處有一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三層辦公樓;在這三個樓的東邊，南北走向的一個較大的建築，是西樓餐廳。
西樓餐廳原本是為領導人就餐而蓋起來的一個特灶食堂。它的東半部分是廚房，西半部分是餐廳，北邊有一過廳連通二者。廚房很寬大，可容四、五個大師傅同時做菜。餐廳寬敞豁亮，室內約有兩層樓高，地面大約比一個籃球場稍大些，鋪着平滑的原色木地板。西樓餐廳在中南海的實際生活中並不只是餐廳。它有時被用來召開小型會議，成為會議廳。現代史中有名的西樓會議就是在這裏開的。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節假日的晚上，西樓餐廳經常放映電影，又成了兼職的電影廳。
西樓餐廳放電影是賣票的，一般的電影兩角錢一張票，上下集的電影三角錢一張票，與當時外面電影院的票價差不多，或者還稍貴些。放映的電影以國產片為主，也有蘇聯和友好國家的，偶爾也有香港片。這些影片大多數都早於外面的電影院在這裏上映。六十年代以後，不再放映香港片了。
每逢放電影時，餐廳靠南邊的位置都樹立起一個大屏幕，把靠北邊的不多幾個餐桌收拾好後，即在屏幕前擺上普通的坐椅，作為觀眾席使用，坐椅第一排放幾個沙發，作為首長席。放映機則安置在緊北邊靠近過廳處。一個很簡單的電影廳就這樣佈置好了。
中南海里的人以警衛戰士為多，作為居民的人並不多，警衛戰士不能參加居民的娛樂活動，所以到西樓餐廳觀看電影的觀眾也並不很多。經常去看電影的，大人小孩加在一起，大概不過一百多人。領導人中常看電影的，只有李富春、蔡暢夫婦，楊尚昆、李伯釗夫婦。劉少奇、朱德、陸定一、胡喬木偶爾也去看，他們去看的多半是國產新片，屬於「審查片」。其他領導人則極少去看電影。
中南海里的另一公眾娛樂場所，同時也是健身場所的地方，是游泳池。游泳池位於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兩個部分，北面是露天游泳池，南面是室內游泳池，均設計得很典雅，在裝飾上，並不華麗，但也是不同部位鋪設不同的瓷磚，非當時的普通游泳池可比。對中南海的居民開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內游泳池一般只供毛澤東、劉少奇等少數領導人使用，池水可加溫，冬天也可以游泳。
對於孩子來講，中南海雖然風光美，卻是個寂寞的世界。
露天游泳池只在夏季每天下午1點至3點開放，與西樓餐廳一樣，它也對居民公開賣票，票價是每張1角錢，這與當時外面對市民開放的游泳池的票價相似。
每年學校放暑假期間，中南海的小孩子們都在中午蜂擁而至地進入游泳池游泳，加上許多工作人員也可買票進入，常使游泳池人滿為患。我的繼母劉叔宴想讓我和兩個妹妹避開擁擠，就設法與游泳池管理人員聯繫，請他們通融一下，允許我們兄妹在上午10點到12點之間去游泳。因我們家與游泳池可算是鄰居，比較好說話，很容易就得到了允許。
1961年以後，我沒有再去過北戴河了，從61年至64年，游泳池成了我暑假活動的主要場所。每天上午，除我們兄妹外，少有其他游泳者。環境幽靜、溫馨而愜意，任由我們在池水中暢遊，這使我輕鬆地學會了各種姿勢的游泳。
當然，偶爾也會有意外的游泳者光臨。有一次，羅瑞卿和楊尚昆一起來了。他們兩位是游泳老手，只在深水區游，一邊還互相交談，沒有和我們小孩子接觸。羅瑞卿手上還帶着一塊表，當時國內帶防水錶游泳的人極少，所以很是顯眼。還有一次，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在兩個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來了，給我的印象是她很特殊，她比我大幾歲，還要大人陪着。過了一會兒，羅榮桓的兒子也來了，他與林豆豆都不住在中南海，是事先經過聯繫才進來的，他們兩人互相很熟。
六十年代中後期，游泳池的狀況有了很大變化。它的室內部分逐漸成為毛澤東的專用游泳池，一般的領導人已很少進去了。在室內游泳池的南端，原有一個不大的小花園，也被佔用了部分土地，加蓋了房子，加蓋的部分與室內游泳池聯成一體，外墻塗成一樣的乳黃色。這裏後來成為毛澤東在中南海的第二個住所。1965年夏天，我到內蒙古臨河縣下鄉，中南海游泳池的室外部分是否還對一般人開放過，就不清楚了。
在五十年代，每逢冬季結冰期，中南海還有另一處季節性的健身場地，那就是中海西岸邊的滑冰場。滑冰場很小，也很簡陋，只是一塊用長木棍圍起來的冰凍湖面而已。似乎沒有人專門管理，只是偶爾有人在夜裏掃去冰碴，給冰上的裂紋澆水補縫。滑冰的人隨時可以去，也沒有人收錢。那時，中南海里會滑冰的人極少，滑冰場上往往只有五、六個人的身影。劉叔宴是少數幾個會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們兄妹都是靠她教會的。我學會滑冰以後，有別的小孩請我教，記得我教過楊尚昆的女兒妞妞，她學得很吃力，究竟學會沒有，已無印象了。
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因人們的食品受到嚴格的定量供應，中南海里的居民們也需要節約自己的體力，冬季的滑冰場也就不知不覺地被取消了。與滑冰場同樣命運的，還有一個夏季的划船碼頭，它原來設在中海西岸乙區一側，大約共有十來條木船，有一個專人管理。住在中南海的人家，夏季可隨時來此處划船兜風。有次劉少奇帶全家人分乘兩條船在湖上遊玩，因他家人多，嬉笑之聲在湖面上飄蕩，很是惹人注目。後來這個碼頭不知何故被取消了，直到今天也沒有再恢復。過去，途經北海大橋以及在北海白塔跟前登高遊覽的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瞭望到大橋南側中海湖面上星星點點的划船者。如今，人們再也看不到這一景致了，抬眼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寧靜的湖水。
在整個經濟困難時期，中南海里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數居民一樣，都經歷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飯要糧票這一點上，他們與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但在副食品供應方面，他們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東墻外北長街的一個院落內，有個被稱為供應站的單位，專門負責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供應。那時，這裏的設備並不先進，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塊進行冷凍儲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貨架，儲存着從生產部門和市場上選購來的各類食品，包括糧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贈送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也都由這裏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單獨起灶做飯的一些領導人的廚師，都是來這裏購買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場去購買。有一些在市面上難以買到的名牌煙、酒，也可以在這裏買到，但購買的數量受到限制，這類東西是憑特供證定量供應的。
我們家是極少使用特供證的，陳伯達從來都是煙酒不沾。在困難時期，陳伯達的糧食定量也定得極低。
有一次我和劉叔宴談到，有個同學說他父親參加中央的會議或到外地開會時，吃飯不用交糧票，所以他們家的糧票很寬裕，我說我們家糧票可是很緊，他都不相信。
劉叔宴皺着眉頭說：「會有這種事?不應該的!你爸爸開什麼會都要交糧票的。」
「去外地開會也要交糧票嗎?是不是也可以不交，你們自己非要交的?」
「前些時候你爸爸去廬山開中央的會，會議通知上還寫着叫帶糧票呢。每次開會我們都是按規定交糧票的，沒有有過例外。你爸爸糧食定量才21斤，我是24斤，咱們家糧票一直很緊啊!」
「爸爸糧食定量怎麼那麼低呀?」
「機關里讓自己先提出定量的數字，你爸爸報的是21斤，就給定了21斤。我比你爸爸多報了3斤，就定了24斤。」
還有一件事，我至今難以忘卻。
我在人民大學附中上高中的第一個學期，一次周末回家，我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飯時，談了從同學處聽來的情況：
「有個同學，初中是在八一學校(北京軍區管轄的軍隊幹部子弟學校)上的學。他說，最困難的那段時候，八一學校的糧食也不夠吃，學校就想辦法買了一批不要糧票的高級點心，分給同學們吃。有的同學不願意吃點心，都給扔了。」
「不要再說下去了!」父親突然憤怒地大喝一聲，嚇了我一跳。
「別這樣，聽一聽他們小孩子講的，可以了解些情況。」劉叔宴冷靜地說了一句。
父親把空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飯也不再吃了，起身到書房去了。
「爸爸怎麼了?」我很不理解爸爸的舉動，他很少這樣發脾氣的。
「哎，這兩年國家遇到經濟困難，糧食緊張，有的地方還餓死了人。可是竟然還有人這樣浪費糧食!你爸爸聽不下去這種事。我們有些幹部子女也是太不像話了。你爸爸現在連規定供應他的雞蛋都不肯吃，因為他知道國家正在出口雞蛋，用雞蛋來換取急需的農業機械。前幾天辦公廳管伙食的人還來勸過你爸爸呢。」
聽了劉叔宴的解釋，我默默地吃完碗裏的飯，沒有再說一句話。
從這件事，我開始理解為什麼陳伯達對有些高級幹部及其子女脫離群眾講享受的行為有那麼大的反感情緒。
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領導人的伙食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
管理領導人伙食的部門是西樓餐廳，又稱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樓餐廳就餐的人有劉少奇、朱德、楊尚昆三家，在這裏打飯回家吃的有陳伯達一家。表面上看西樓餐廳直接服務的人家並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裏單獨起灶做飯的領導人的廚師，也大多是從西樓餐廳派出的，所以這裏的廚師最了解各個領導人的伙食情況。
有一次，我隨李景如到西樓餐廳打飯，在過廳中央的桌子旁坐着等候時，因為到餐廳吃飯的人都還沒來，一個廚師就過來和我們閒聊：「你們家的菜好做，一會兒就得。你們家五、六口人吧?一個月八、九十元的伙食，最多時也不過一百零幾塊(餐廳每月底結帳，收取各家的伙食費)，在這兒是低的啦。林伯渠老倆口每月就得八十多塊。不過他們老倆掙的多，年紀大了，又沒子女在身邊，吃好些也是應該的。在這兒吃飯的幾家，數楊尚昆家的飯不好做，他們老愛吃西餐大菜!」
陳伯達吃飯一般是三菜一湯。菜是一葷兩素。葷菜多半是溜肝尖、獅子頭一類常見菜。遇到家人團聚，他常加點個紅燒黃魚、魷魚等，逢年過節，有時點個對蝦或海參，就是最大的改善。他是海邊長大的人，有吃水產的習慣。
楊尚昆愛吃的西餐大菜，我們家從未吃過。楊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釗年輕時在蘇聯居住多年。他們愛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釗的衣着也保持着蘇聯人的習慣樣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只穿着厚襪子而不穿褲子，在中南海里顯得很特殊。
其他人的伙食情況，我未曾耳聞，但我知道劉少奇一家的經濟狀況是不太寬裕的，其伙食水平也不會太高。
劉少奇家裏人口多，除三個大孩子已成家，很少在家吃飯外，其餘五個孩子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前二人為劉的前妻王前所生，後三人為王光美所生，六十年代初王光美又生了蕭蕭)都隨劉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樓餐廳吃飯。當時劉少奇雖然工資高，但王光美參加工作晚，原先只是十七級幹部，月工資不足一百元，所以用錢太多的事，他們家是難以承受的。這裏只講一下我所熟悉的劉少奇之子劉丁丁(後改名劉允真)的情況，人們即可管中窺豹了。
劉丁丁和我是同歲，1951年我上北海幼兒園，他即和我同班。後來我們又一起於1953年到北京育英小學上學，仍是同班。
育英小學在1957年以前，是中共中央直屬幹部子弟小學，它的校舍和設施在北京市是最好的，校址卻比較偏僻，坐落在北京西郊萬壽路附近。孩子們都是住校，可這裏卻不通公共汽車，每周六、日由各機關派出的班車接送孩子們往返。個別高幹擺排場，用公家的轎車接送孩子。劉少奇從來沒有用轎車接送過孩子，劉丁丁每次都是同我一起搭乘路過中南海北門的中央宣傳部的班車。
1957年夏，育英小學發生了一個大變化。這一年的年初，中共中央決定取消幹部子弟學校的建制，所有這類學校都對社會開放，學生費用全部自理。在此之前，育英小學實行的是供給制，學生們從食宿到衣服，一律由學校包攬，費用由公家撥付。取消幹部子弟學校的建制後，這些費用都由已實行薪金制的家長們支付了。
育英小學改制後，規定每個學生除了學雜費外，每月的食宿費為三十多元。這對我家是沒有問題的。但劉少奇家的孩子多，如果都住校，就負擔不起了。為了節省開支，劉家就讓丁丁轉學到離中南海較近的師大附中，每日走讀，至少不用花住宿費。
1959年我小學畢業，考入位於圓明園遺址的一Ο一中學上初中。劉丁丁也到了該校，但和我不是一個班。一Ο一中名氣雖大，但當時設施落後，生活條件艱苦，學生宿舍連暖氣都沒有，食堂伙食也極差，因而各項收費都很低廉。學生中，幹部子弟、普通百姓子弟、周圍幾所大學的教師子弟，大概各佔三分之一，幹部子弟中，因嫌該校生活艱苦而中途轉學者，不乏其人。
每逢周末回家和返校，我和丁丁仍結伴同行。我們倆除了在動物園轉車時，偶爾在貨攤上買包兩角錢的花生米或伊拉克蜜棗(當時國家從中東進口了許多這種蜜棗)，填補一下未吃飽的肚子外，從來沒有往學校帶過食品，可見丁丁家和我家一樣，沒有多餘的食品，不像蔣南翔的兒子蔣延東等個別同學，經常往學校裏帶糖果等食品。
1962年我和丁丁初中畢業，我考入人民大學附中上高中，丁丁因成績差，沒有考上高中。一Ο一中曾提出可破例留他再讀一年，但是劉少奇沒有同意。後來丁丁被分配到良鄉農業機械學校(該校屬於中專，錄取部分中考落榜生)。那所學校位於房山區，離市里很遠。從此我和丁丁就未再接觸了。
除了劉少奇家經濟不寬裕外，困難時期，李富春、蔡暢夫婦一家的糧票也比較緊缺。那時，他們老兩口有個外孫，小名叫安德列，和他們住在一起。安德列比我小五、六歲，平時與我沒有說過話，他的父親是蘇聯人，故其外貌酷似俄羅斯人，而且起了個俄式的小名。
有段時間，不知為何，安德列常單獨一人去西樓餐廳吃飯。一次我和李玉元(1958年李景如調到清河制呢廠工作，李玉元接替了他)去打飯，正遇見一位廚師在過廳中央的桌子旁訓斥安德列。我們見狀只好退坐到擺在東牆根的椅子上。廚房裏叮叮噹噹的炒菜聲淹沒了廚師的說話聲。過了一會兒，安德列走了。李玉元問廚師：「什麼事呀?」廚師說：「他吃飯有好幾天沒給糧票，那哪行啊?我在給他上政治課，催他趕緊交糧票。」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南海里的生活氛圍基本是祥和、清淨的，但有時清淨到了過於肅穆的程度，使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常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寂寞之感。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兒童本來就很少，可大人還常常告誡孩子們：「不要隨便串門!」因為每個領導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辦公，家即是辦公室，小孩子串門即有妨礙大人辦公之嫌。中南海里雖說不上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但是崗哨也是夠多的。除了甲乙丙區分界路口有崗哨外，重要領導人的家門口還增設了崗哨。這些都使小孩子們望而卻步，自動地縮小了自己的活動範圍。
在我的少年時期，除因與劉丁丁曾是同班同學，時有來往外，與其他小朋友的接觸極少。偶爾，丁丁帶他姐姐劉濤和幾個弟弟妹妹來我家，目的是翻閱小人書(連環畫)。那時，我家的各種圖書都很多，除陳伯達自己常跑書店購買學術類書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將新出版的部分書贈閱於他。這些贈閱的書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書。劉少奇家藏書不太多，更沒有這些小人書。可能是劉家的孩子有時來我家看書的緣故，有一次，王光美專門送了一大瓶葡萄乾給我妹妹嶺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們之間來往少，還源於大人們之間來往少，串門少。大人們除了中央召集會議時聚在一起外，私下裏的來往稀少到幾乎屈指可數。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們難以想像的。
首先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都不曾在中南海的範圍內串門，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走訪過中南海里的其他住戶。倒是中南海外面的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他們偶爾造訪過。例如，建國初期毛澤東曾登門拜訪過張瀾、李濟深、沈鈞儒等，劉少奇曾去過宋慶齡和賀龍的家。
凡是來我家串過門的領導人，只要是我在家裏遇見或聽家裏人說起過的，我都留有印象。記得朱德來過一次，是陳伯達剛搬家到迎春堂時來的。彭德懷夫婦來過三次，前文已提到過。陳毅剛搬家到中南海時來過一次，後與周總理共同來過一次。周總理1965年獨自來過一次，正巧我住在學校不在家。胡喬木、陸定一來過兩次，我也都沒在家。彭真來的次數較多，陳伯達也去過位於台基廠的彭家，並帶我去過一次。康生來過三次，陳伯達也去過康家。陶鑄來北京開會時來過三幾次。李雪峰夫婦來過一次。周揚來過兩三次。王震來過一次。葉飛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帶領十幾位福建省的幹部一起來過一次。薄一波來訪的一次，則是1965年陳伯達已將家中書籍等物搬出中南海，在新建胡同原顧維鈞舊居進行安頓的時候(1966年底陳家全部搬至此處)，陳伯達的公務員李景如目睹了薄一波到新建胡同拜訪陳的情形。另外，陳伯達與張鼎丞也有來往，曾帶我去過一次張鼎丞的家。
還有一些當時不屬於領導人的知名幹部，如艾思奇、鄧力群、田家英、王力、楊波等，也曾多次到過陳伯達的家。
田家英在五十年代初期與陳伯達來往頻繁，後來就逐漸減少了。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53年3月5日晚上。雖然當時我年幼，離7周歲還差一個多月，但因事情很特別，所以至今無法忘記。
那天晚上天黑不久，我正在陳伯達辦公的房間看畫報，田家英來了。他一臉的愁容，坐下後耷拉着腦袋對陳伯達說：「斯大林逝世了，剛才電台已經廣播了。」話音剛落，他就嗚嗚咽咽地哭起來。陳伯達皺着眉頭，表情嚴肅，一言不發。我對眼前的景象感到驚奇。
「哎!那麼大的人還哭鼻子啊!沒出息。」我的話脫口而出。
陳伯達立刻訓斥我：「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亂說話!」
「我怎麼了?」
「斯大林，你聽說過嗎?」
「你是說斯大林老公公吧?當然知道了。」
那時斯大林的名字早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電台廣播的歌曲里，幼兒園阿姨的說話里，到處都能聽見「斯大林大元帥」、「斯大林老公公」這類稱呼。我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斯大林老公公逝世了。」陳伯達仍表情木然地說道。田家英則還在一旁啜泣着。
「逝世了是什麼意思呀?」
我第一次聽說「逝世」這個詞，自然不能理解。
「逝世就是死了。」
「噢，斯大林老公公死了呀，幹嘛要說逝世呢?」
我嘟囔着。陳伯達沒有再理會我，歪過頭問田家英：「主席知道了沒有?」
田家英搖搖頭：「還不知道，還沒有告訴他。」
陳伯達對田家英說：「那我們現在一起去他那裏吧。」說着就起身與田一起走出了家門。
這件事情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小鏡頭，它反映了當時中國黨政機關里的人們對斯大林的情感和態度，反映了中蘇兩國關係在歷史上曾經達到的密切程度。所以，事情雖小，我認為還是值得寫出來。
隨着田家英地位的提高，陳伯達與田家英在六十年代逐漸疏遠了，但他們在較長的時期內仍保持着書客之誼。陳伯達去琉璃廠逛舊書店，仍常約上田家英、陳秉忱一起去。直到毛澤東親口告訴陳伯達，田家英在背後講他的壞話，兩人的關係才出現了無可挽回的破裂。
與陳伯達在古籍書畫上有過交往的，還有幾位住在中南海以外、甚至是北京以外的文人墨客。他們當中有：郭沫若、李一氓、王襄、阿英、黃冑等。王襄是中國第一代甲骨文學者、書法家、曾任天津市文史館館長，阿英和黃冑分別是著名的文人和畫家。他們與陳伯達之間時有交往，並且互相贈送過古籍書畫等。陳伯達倒台後，他自己購置的書籍連同過去朋友們贈送的書籍全被抄沒，直到他去世，都再也沒能看到這些物品。1996年，經筆者再三向中共中央提出請求，收存陳伯達物品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才發還了很少一部分書籍(前文已提到過)。其中除了有康生和陳秉忱贈送的碑帖各兩本外，其他人贈送陳伯達的書籍均下落不明。
那個時候，大人們之間的來往，小孩子們是並不在意的。小孩子們在意的是大人們對小孩子們的態度。這裏就順便說一說中南海里的大人們對小孩子們的態度，從中也可以看到大人們不同的個性。
大人中，最喜歡小孩的是朱德。小時候，他來我家作客時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是我漸漸長大後，每次隨公務員李景如或李玉元到西樓餐廳打飯，在過廳等候時，遇到他來吃飯，他從餐廳看見我，總要慢慢走過來，一邊笑呵呵地，一邊伸出一雙手，我就趕緊伸過手去和他握握手，並且說一句：「朱伯伯好!」。他也不說什麼，握完手就回身走了。每次都是這樣，像做功課一樣。朱德很喜歡小孩子。他與康克清沒有孩子。在與康克清結婚前，他有過一兒一女。兒子很早就參了軍，解放後年紀已很大了。女兒即是朱敏。朱德有外孫，小名沃沃。因嫌家裏小孩太少，朱德還把老家的幾個侄孫接來北京一起住，都在西樓吃飯。
陳毅也比較喜歡小孩，但他一般不主動說什麼，只是帶着好奇的神情向小孩擠擠眼。有時他擠完眼也戲稱一句：「小鬼!」
劉少奇對自家的孩子可能不錯，對別人的小孩卻比較冷漠。我有兩次遇見他和家人在中海岸邊散步，他對別人家的孩子目不旁顧、表情嚴肅，從不多說一句話，總是旁若無人地照直向前走去。
楊尚昆見到小孩喜歡說兩句，但他總擺大人架子，大搖大擺地邊說邊走，並不停下步來聽小孩回答什麼。
毛澤東是那個時代少年兒童們敬仰的人物，我曾在陪陳伯達在懷仁堂看戲時，遠遠地看見過他兩次。但真正面對面地相見，則是1960年4月30日在天津的時候。
那年，陳伯達正在天津市搞工業調查，五一節放假，他把全家人接到天津一起過。恰逢那幾天毛澤東也居住在天津。
4月30日下午，劉叔宴帶我和兩個妹妹到了天津。當晚全家人到天津市幹部俱樂部參加娛樂活動。
天津市幹部俱樂部是一座宏麗的建築，解放前是外國人和有錢人聚會娛樂的場所，解放後改為幹部俱樂部。我在北京還沒有見過這樣豪華的綜合性娛樂場所，至少中南海里沒有這樣的俱樂部。
我們先去參觀了俱樂部的室內游泳池。游泳池豁亮寬敞，比中南海里的室內游泳池空間更大，裝飾更考究。當時，偌大的游泳池裏只見楊尚昆一個人在池水中游泳，顯得優哉游哉的樣子。我們正觀望時，有人告訴說，毛主席此刻也正在幹部俱樂部，楊尚昆就是陪毛主席來的。
接着我們來到地球室，玩了一會兒滾地球(現在稱為保齡球)。劉叔宴心情很高興，對我們三個小孩說：「今天讓你們幾個土包子開眼界了。」說實話，我平生只玩過一次這種遊戲，以後再沒有玩過。
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們即來到一個小型的演出廳。毛澤東正坐在此廳中間的一張長沙發里觀看折子戲。一個不到十歲的小演員在飾演孫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澤東看得聚精會神、喜笑顏開。一齣戲演罷，毛澤東笑呵呵地向小演員詢問年齡、身世等情況。這時，陳伯達轉身問我和兩個妹妹：「我領你們見見毛主席，好不好?」我們連連點頭。小演員剛退場，陳伯達大步走到毛澤東身後側面，說：「主席，他們小孩子想見見你。」話音剛落，毛澤東立刻站了起來。我和兩個妹妹趕緊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時，我們都是用雙手和毛主席的雙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間沒有說一句話，氣氛顯得十分嚴肅。
事後，劉叔宴對我們說道：「你們見毛主席時也太緊張了，連一句『毛主席好!』都沒問。」
前兩年，看了權延赤寫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書中記述了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所談毛澤東接見來客的一些情況：
對於黨內同志，毛澤東不搞迎客送客之類禮節。他有躺在床上辦公的習慣。我曾觀察過，有時國家、政府和軍隊的主要領導同志來請示匯報工作，他也並不起身，繼續批閱文件。有時聽了幾句匯報才作個手勢：『坐麼，坐下說。』如果毛澤東是坐在沙發上，黨內同志來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個手勢讓同志們也坐，坐下後有什麼事就說什麼事，閒話不多。」
照李銀橋所說的情況，毛澤東接見我們兄妹時，從沙發上站立起來，是破例的舉動。因為，雖然當時毛澤東是處在公眾場合，但那是一個娛樂的場合，仍然不必拘泥任何禮節，何況我們僅只是他的下屬的子女而已。我想，毛澤東之所以很鄭重地從沙發上站立起來接見我們三個小孩子，很可能是因為他已知道我哥哥陳小達之死的內情。而此時，陳伯達本人卻還不知道陳小達之死的事。
毛澤東在天津，是住在馬場道5號的一棟花園洋房裏，那裏解放前是美國駐天津領事館，解放後改作招待所。陳伯達則是住在一位資本家的舊宅。該資本家有多處住宅，解放後他把其中不常住的房子捐給了國家，也被改作招待所。後來幾年，陳伯達去天津搞工業調查時，也曾住過馬場道5號毛澤東住過的房子。有一回節假日，我們家屬也同去那裏住過。那所房子結構靈巧，但畢竟年代久了，內部並不顯得豪華。天津在1958年還曾專為毛澤東蓋過一處平房，但毛澤東從來沒有在那裏住過。
1958年大躍進期間，各地大興土木，中南海在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的管轄下，也曾準備大拆大蓋。當時，陳伯達聞訊後很生氣，曾在家裏和劉叔宴商議，如果中南海大興土木，就搬出中南海，並告訴我們兄妹準備搬家。不久，楊尚昆趁毛澤東不在北京的時候，擅自決定把居仁堂(解放後曾作為中央軍委的辦公處)拆掉了。毛澤東回北京後，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發現居仁堂不見了，很是生氣，嚴厲批評了楊尚昆，終於制止了楊尚昆在中南海大興土木的計劃。
可惜的是，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尤其是楊尚昆當了國家主席以後，中南海終究沒有逃脫大拆大蓋的命運。據說，不僅中海西岸的迎春堂一代完全拆光了，而且許多舊院落也被拆掉了，在這些舊院落的舊址上新蓋了許多現代樣式的二、三層樓房。中南海已失掉了過去皇家園林的舊貌，變得不倫不類了。
陳伯達在中南海居住期間，還遇到過兩件不愉快的小事。
1955年實行軍銜制以後，軍隊強調正規化。中央警衛局規定中南海的門衛實行一項新制度：對進出大門的領導人須行軍禮，以示軍風莊重。究竟屬於什麼級別的幹部才得享受敬禮待遇，我不甚清楚，但陳伯達是被列為敬禮的對象之一的。這樣，陳伯達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轎車出入中南海時，大門口的值勤軍官一看來車，就大喊一聲：「敬禮!」門柱兩邊的衛兵立即立正行軍禮。陳伯達對這項制度很不習慣，但既然出於中央軍委直轄的中央警衛局的規定，他也無可奈何。
不久，有一個情況為難了中南海西門的警衛。陳伯達閒暇時，常徒步出西門，搭14路公共汽車去琉璃廠舊書店買書。領導幹部乘坐轎車出入，衛兵行個禮無妨，若徒步出入也行軍禮，卻十分彆扭。因為那樣會引起門外馬路上行人的好奇和觀看。我曾有兩次陪陳伯達步行出西門。站在門口內側的值勤軍官早已認得陳伯達，見他走近時，便突如其來地高喊一聲：「敬禮!」衛兵們立即舉手敬禮。陳伯達也忙不迭地邊走邊舉右手還禮。這種過分嚴肅的儀式，令我這個少年人感到渾身不自在，很想一步就跨出大門。幸好當時府右街的行人稀少，沒有引得人們過來看稀罕。
據聞，後來警衛部門向上級反映過這一情況，認為萬一有國民黨潛伏特務發現了其中的規律，根據是否行禮來判斷出入者的身份，跟蹤步行出門的領導人，則極易發生安全問題。於是對步行者敬禮的做法被取消了。1958年，毛澤東對過分強調正規化提出意見，要求領導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群眾中。中央警衛局為貫徹毛澤東的意見，就完全取消了對領導人敬禮的制度。
雖然陳伯達步行出入中南海西門時曾遇到衛兵敬禮的麻煩，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北門卻遇到過完全相反的待遇。
一天下午，我陪陳伯達步行出北門到北海大橋東面的團城看工藝美術展覽。兩個多小時後，仍步行回來入北門。此時，太陽已西落，門衛剛換了崗。陳伯達平時未曾徒步出入此門，衛兵自然不認識他，便按規定仔細查驗他的出入證。出入證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簽發的，沒有任何問題，但是證上的「陳伯達」這個名字顯然衛兵很生疏。證上還有兩欄，單位一欄寫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職務一欄卻是空着的。當時，居住在中南海內的高級幹部極少有步行出門的，衛兵們沒有直接查驗過高級幹部的出入證，更未見過這種職務欄空缺的出入證。
「職務這一欄為什麼沒有填?」衛兵懷疑地質問。
「發給我就是這樣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陳伯達慢騰騰地回答。
衛兵皺了皺眉頭：「那你到警衛室去一下吧!」
陳伯達與我一起進入門內東側的警衛室。一個軍官態度還算和氣，讓我們先坐下，自己起身到裏間屋去打電話請示領導。不一會兒，軍官放下電話走出來，連聲道對不起。陳伯達說：「沒關係，你們做得很對。」
這件事本來是小事一樁，沒想到事後卻傳遍了中南海。
1990年，我妻子張蘭華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工作。該所辦公室副主任鄒本浩，當年在胡喬木處工作過。一次，他與我妻在閒聊中提及此事，便笑個不止，說是當時聽說陳伯達因不修邊幅，布衣舊衫，被衛兵當作是盲流市內的野老，擋在大門之外盤查許久云云。其實事情並沒有那樣複雜。陳伯達畢竟持有中南海的出入證，該證屬於絕密證件，並非一般人所能擁有。須知當年社會上還沒有時下那種高超的作偽技術。
無論是受到衛兵的敬禮也罷，還是受到衛兵的阻擋也罷，都反映了一個現象：居住在中南海里的領導人，要想像普通市民一樣隨便行走，過普通人的日子，是很困難的。他們正在被有形的高牆和無形的官場習氣包裹起來，不知不覺地脫離了一般的老百姓。陳伯達對這一現象深為反感，他總想在造成官民隔離的有形和無形的牆上開一個缺口，所以他常說自己是個小小老百姓。然而有些高官卻對官民隔離的狀態十分習慣，幾至一日不可或缺，他們時時刻刻害怕別人把他們當成了一般的老百姓。
1970年陳伯達倒台時，我正在石家莊市第一製藥廠當工人，組織上規定我不得離開石家莊。1979年冬，禁令被打破，我有了一次與同事一起出差北京的機會。當我坐着無軌電車從北海大橋上馳過時，我看到大橋原來低矮的漢白玉欄杆已被換成了一人多高的柵欄式鐵欄杆，不禁心頭掠過一絲淒涼。我在石家莊已聽說過更換欄杆的事，知道這是為了防備有人越過橋上的欄杆進入中南海而採取的安全措施。但現在親眼見到這種景象，仍不免為之悵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