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聯繫群眾」不可能有實質效果，習近平仍力推之，確有知不為而為之的堅韌精神。其目的不在於是否改變得了中共整個體系的工作作風或刷新官僚的職業道德，僅在於向天下百姓發出一個信號──老共產黨又回來了。
「老共產黨」是否能回得來以及它的真實歷史面目如何，幾乎是產生無窮駁訴的政治倫理問題。但是，政治道德敗壞而致天下崩亡，不僅以腐敗為特徵的中共內部「平民子弟系」難逃滅頂之災，紅色貴族後裔也不免要成為天街公卿骨。因於如此恐懼，紅二代內部對反腐新政寄望甚高，以致有言曰要推行「反共不反黨」的隱秘且高級戰略。
內部合法性衝突非常激烈
所謂「反共不反黨」是最終廢除掉來自馬列主義的教條原則，回歸如習近平之父那代人帶有民主色彩的「老共產黨」之理想。此種謀劃之實現一方面任重道遠，另一方面利深禍速。因為抱着馬列主義教條的「平民子弟系」絕對不會讓步，要進行殊死的政治鬥爭。就目前的策略來看，是高舉傳統馬列來阻滯紅色貴族體系的民主政治願望。比如說，重啟階級鬥爭學說，實指紅色貴族體系應當被視為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儘管不太可能掀起一場新「文革」。採取此種策略在內部至少是一個威懾，更是對紅色貴族體系「說民主無程序，談改革無效果」弱點的利用。
「平民子弟系」更巧妙的辦法是以子矛子盾的方式反擊習近平。習曾講「改革開放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即說毛鄧在原則上無衝突，因而給了民間「復活毛澤東思想」的機會。正是藉此勢力，「平民子弟系」暗中支持社會極左群體，把毛高抬為平民主義神祉。如此，也就歷史性地把習父那部分人重新列為毛的對立面，習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當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總代表。
階級鬥爭學說在中共憲法裏面表達為「人民民主專政」，是為「平民子弟系」在現制度體系里的最根本合法性來源。他們的腐敗可自釋為權宜之計乃至為國家發展的代價，而他們起身於最基本的「人民階級」，自然有代表「人民階級」執掌政權的政治倫理資格。但是，在「密切聯繫群眾」的操作當中則是虛與委蛇，而不希望「老共產黨又回來了」成為百姓層面的政治觀念。
統治體系進入思想真空時代
與中共最高權力層持續的意識形態內鬥相伴隨，官德敗壞已是政治常態。這一常態大大削減了「平民子弟系」在社會層面的合法性，也正是藉着這點，紅色貴族後代大力渲染如冀文林、萬慶良那樣平民出身的高官變質歷史。在這一更為微妙的合法性鬥爭中，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從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統統失敗而不具有任何說服力。官方研究機構所公開的社會狀態研究報告所指「信仰缺失」，實質上是狹義地指這種狀況。毛鄧江胡的思想或理論完全失敗，也給了習近平機會。在「中興之主」的過早諡號之外，他確實選擇了新的政治運行模式。此模式說好聽一些，是「重建中共」;不太好聽或不易理解的表達，則是「反共不反黨」。任重道遠與利深禍速兼之，迫使習採取了大量超常規的權力動作，為了讓權力動作不致有政治倫理風險，他就多少塗以「民主」色彩。此狀正是其政治「說民主無程序」的基本反應。
至於「談改革無效果」則統治體系進入思想真空時代的一大標誌，其表像則是官德大壞。官德壞至何種程序，有兩個實例可以說明。湖南永州市冷水灘區法官周新華辦理一樁離婚案的判決執行後，被舉報與原告(女方)在執行前已形成婚姻關係。對此種不德之舉，其自辯為「我得適應這個社會」。紀檢部門在處理周新華後大張旗鼓宣傳周被開除黨籍，是「最嚴厲的紀律處分」。但是，以往的「雙開」在此成了「單開」，周還是公職人員，繼續領工資。另一樁則是匿名人士以親身經歷解析河南省安陽原市委書記張笑東「賣官只收現金」的做法，其云：「別人提拔你不提拔，就會被人看不起。」因此，官場人士紛紛進入買官的「市場競爭」狀態，不買升職機會反而不正常。
二十一世紀漢魏故事乃虛幻
由於官德敗壞已成普遍現象，也由於官員幾乎清一色中共黨員，官德大壞且無法糾治表明中共實質上已經亡黨。習近平「重建中共」戰略是亡黨廢墟上的作為。「平民子弟系」不認可實質亡黨，而努力培養家族勢力以求由仆變主。強烈的主人地位追求，使他們不惜任何手段打擊任何競爭勢力。過去，許多人不解像周永康那樣出身平民家庭的高級權力人物為何要極力鎮壓民間自由力量;現在，通過其「迷信風水」醜聞得知他是要自己的後人「得天下」。
古代非門閥出身人士在體制內立功，積至霸主地位而篡奪天下間或有之，此種模式在古典上被稱為「漢魏故事」，即曹操家族成功取代東漢劉氏王朝。至後來司馬氏家族篡代曹魏時，則稱「漢魏故事」。至晚清，漢族人袁世凱(經民國形式)奪取滿族皇權，則是更廣義的「漢魏故事」翻新版本。只要中國不走出專制主義政治，「漢魏故事」仍是許多頂尖級權力人士的終極理想，儘管實現概率很低。「薄周政變」傳聞仍未散去，它不過是最新的「漢魏故事」謀劃而已──或是周薄兩家族取代中共而「共和」天下，或周借薄出而終於廢薄自立。
周薄已去，有些人仍然是迷夢不醒，抱定「漢魏故事」而做政治意淫。然而，世界已變，中國內部也在變。專制主義或家族政治被真正的人民階級所唾棄。與此同時，台灣與香港的民主抗爭對大陸民間已發生持續啟蒙作用，未來被人民階級所接受的制度模式必然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不可不察的佐證則是民眾已少有仇官情緒，但這不是「密切聯繫群眾」的結果，而是百姓已經擺脫了傳統的以官員為道德標杆的舊思維。更有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期出生、現已步入社會的年輕人認為：「官員階層就智力水平與思維質量而言，他們在這個社會上是邊緣化的，沒什麽實質性的存在價值。」可以預見，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必然會經歷由民粹而民主的過程，無論紅色貴族還是仍寄生於體制的「平民子弟系」都會成為「俱往矣」的過眼雲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