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玉溪前往嘎灑鎮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攔住。兩個月前，下雨導致地基塌方，至今禁止通行。我們的汽車不得已另擇土路進山。路的一邊是山崖，樹木蔥鬱，山下偶爾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零星的香蕉樹和小塊的梯田。在日光下，蓄着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澤。此間風景不惡。
這是雲南哀牢山脈的一段，上世紀的「煙王」褚時健這些年就在這大山深處埋首創辦屬於自己的實業。這一次，他沒有制煙，而是種橙。制煙曾經讓褚時健的事業如日中天，但並沒有給他帶來財富;而種橙，卻讓85歲的他成了億萬富翁。
「心裏不平衡」
我們乘坐的汽車如舟行波上，起起伏伏，恰如我的思緒——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場「世紀審判」，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業界大佬，現在一定是在某處頤養天年，而不會以如此高齡還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園間兩頭奔走。
1979年10月，褚時健出任玉溪捲菸廠廠長。此後的18年的時間裏，褚時健帶領團隊將這個陷入虧損的小煙廠打造成亞洲最大的煙廠，為國家創造利稅991億元。在他最得意的時候，求他寫條子批煙的人絡繹不絕，在退休前，由於「經濟問題」褚時健被判無期徒刑，此前，女兒在獄中自殺，那時他已經71歲了。當時，作為雲南紅塔集團的一把手，褚時健的工資水平僅相當於煙廠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18年的工資收入總共不過60多萬元。「富廟裏的窮方丈」身陷囹圄，在當時成為一件讓人矚目的大事。譏諷者有之，嘆息者有之，而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幾年後，褚時健因為罹患糖尿病，於2002年得以保外就醫，從此在哀牢山中種橙至今。
在山中轉了一個多小時，我們終於到嘎灑鎮。這是一個以傣族為主要居民的小鎮，一條小河將小鎮剖成兩半。由於是冬天，一節一節階梯狀的河床裸露出來。當地人對橋上的我們說，這不算是河，在雨季，山洪暴發的時候，用來泄洪用的，如果沒有這個，腰街早就被泥石流沖走了。山裏的農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較麻煩，有的人連房舍都被毀掉了。不過，帶着一雙手跑到山裏種橙子，日子又變得好過了。「是給褚時健種橙子嗎?」我們問，當地人點點頭：「褚時健提供住的地方。」
在嘎灑匆匆飽餐一頓後，又在山裏走了近半個小時，車終於駛入了一個佈滿橙樹的山頭，空氣飄着淡淡肥料的臭味，經過了一座廠房建築後，車停在一幢黃色的二層小樓前，這是褚時健的家，也是他在山中的辦公場所。門前蹲着兩尊石獅，幾隻公雞在石獅腳下走來走去。
身着米灰色套頭衫、外面罩一件黑色馬甲的褚時健緩緩走向我們，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後招呼我們吃橙子。「褚橙」的確口感非凡，我們一行人都認為這是自己吃過的最好吃的橙子。一張矮桌，四條長凳，褚時健坐在桌邊，吸着玉溪煙，操着濃重的玉溪方言，一開口便說：「我們的橙子分成三個等級，特級品10塊錢一公斤出貨，市場上賣10多塊一斤，供不應求。」
我們問：「當初為什麼想起來承包果園呢?」褚時健低下頭，想了想說：「心裏不平衡，現在的國企老總一年收入幾百萬、上千萬，我也不想晚年過得太窮困。另外，我70多歲出監獄，總得找點事做，讓生活充實點。」這句話，在一個小時後，他又重複了一遍。說話時，褚時健的臉上掛着一絲淡淡的微笑，眼睛則少有笑意。這絲微笑，就那樣不深不淺地掛着，像是劫波之後面對外界的某種展示。
指着桌上的橙子，褚時健有些得意，跟我們歷數起這些年如何一年解決一個問題，改良了土壤結構，發明了獨特的混合農家肥，解決了灌溉問題、病蟲害問題、口感，等等。市場反映，「褚橙」的口感已經不在進口的美國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進口橙更迎合中國人的口味。今年他要讓橙子的色澤更鮮艷、手感更平滑。9年辛勞，2400畝從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樹在哀牢山中脫胎換骨。
我說，這是「微笑曲線」的一端——研發，褚時健點頭表示同意。「另一端是市場吧，那個不用操心，把品質做好最重要，市場會求着你的。剛種橙子的時候，不懂技術，出了很多問題，像第一個收穫期，那麼多樹才收了14噸，那倒是讓我睡不着覺的。」褚時健做香煙的時候，技術上也是零基礎，從頭摸索跟技術員反覆討論，一點一點解決問題，種橙子亦如是，單肥料的配比就反覆試驗了無數次。
「失敗倒沒有想過」
「你怎麼知道會有今天這樣結果，能種出這樣的橙子?你想過失敗嗎?」問這句話的時候，我的腦子裏閃過一件事：褚時健年輕的時候，在邊縱打過8年游擊，在一次戰鬥中，由於敵人火力太猛，上面命令撤退。褚時健不聽，孤身一人在戰場上尋覓一個多小時，找到了他二哥陣亡後的遺體。
這個問題讓褚時健很自然地聯想到了當年做煙的經歷，他語速緩慢：「失敗倒沒有想過，像我當時在煙廠的時候，我向省里提出貸款2300萬美元，引進世界最先進的捲菸生產設備。有人說如果效益搞不好，還不上錢，說不定就要去坐牢了。那時，昆明捲菸廠對這個項目也有興趣，但後來就不敢了。我想，香煙的品質和效率提高了，一年就能還上錢。後來就是這樣的。我對風險也是有評估的。」
從煙盒裏抽出一支煙點上，褚時健的話題又回到了橙子：「農民太弱小了，他們是無力承擔風險的。現在園子裏的兩口之家，他們只要出兩雙手，房子、肥料、樹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萬塊左右。他們還可以自己養上幾十隻土雞，幾頭豬。以前他們的年收入也就幾千塊錢，現在日子好過了，孩子上大學，學費也掏得出。技術員年薪10多萬，不比做公務員差。」
褚時健抽煙頻率很高，半個小時就抽掉了4支，不過每次都不抽完就掐滅了。他滅了煙又說：「農民其實也不好管理，他們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時健。比如說，要想橙子品質高，必須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實，農民捨不得;樹長大了，空間不夠，相互爭奪陽光和養料，必須砍掉三分之一的樹，農民也捨不得。不過，我們收果實有嚴格的質量標準，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顯提高，其他人也就跟着學了，他們想，憑什麼你的果子比我質量好，產量比我大，收入比我高。以前做煙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我從煙田抓起，給農民種子、化肥，指導農民怎樣種出一流的煙葉，高價購買煙葉。沒有世界一流的煙葉，就做不出品質一流的香煙。」
「搞人際關係，我不行」
褚時健做企業的最早經歷是在「文革」時期，他曾經擔任過嘎灑糖廠的廠長。談起這段歷史，褚時健臉上的笑紋深了一些，像在說一個笑話：「我這個廠長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個比方，『右派帽子』掛牆上，檢查的人來了，就給我戴上，批鬥我了，就戴着帽子走個過場。廠里有兩路造反派互相打，他們都不捨得往死里整我。整個雲南的糖廠都虧損，我那個鎮辦小廠一年盈利30多萬呢，別的廠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們能榨12斤。我們還把別人榨過的廢料，要過來再榨一次。儘管設備簡陋，品質在當時算好的，像蠟一樣。」
面對為何成為右派這個問題，褚時健凝想了片刻，點上一支煙，悠悠地說：「1955年，我27歲時擔任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我的上級常常暗示我替他做點違反原則、對個人有利的事，我聽不懂。他說小褚你不懂事。反右的時候，我負責給一部分人定性，那時候反右是有指標的。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麼可能是右派呢?指標越來越高，我工作越來越差，『對右派手軟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農場改造了。很多縣級幹部和我關在一起，他們想不開，整天唉聲嘆氣。我說，有什麼呀。這一年，我30歲。」
在農村的日子，儘管全家生計艱難，和坐機關相比，褚時健反而覺得輕鬆了很多。他說：「我是個不愛求人的人，搞人際關係，我不行，覺得心煩。」1979年，褚時健在嘎灑鎮上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該結束了。我是搞經濟、搞技術的，我們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從做糖，到做煙，再到做橙，褚時健都可以說是一個技術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業都很成功，這使他只認這個理。「真有拳頭產品，市場就不是問題，」褚時健說，「海爾，把攤子鋪那麼大，還要進軍國外市場，張瑞敏會很累吧。」
「搞技術」的褚時健其實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這個詞的本義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釋也別有意味。他率先在玉溪煙廠工人中實行計件工資，有賞有罰，極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資有時甚至超過管理層，並曾經發生過多次工人翻牆進廠加班的事情。分配與激勵是褚時健管理企業的一大利器，做煙種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種煙最紅火的時候，作為煙廠的廠長，他覺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應該被激勵一下。他的這次率先嘗試卻把自己推向了一個巨大的漩渦，深陷鐵窗，家破人亡。
「經歷了那麼多事後，你如何看待朋友?」聽了這話，褚時健猛吸了一口煙說：「我在牢裏的時候，心想我70多歲了，以後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後又靠什麼生活?後來，我弟弟來看我，帶了他種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還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種橙子吧。後來，得了病，身體狀況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計就死在裏面了。出來後，就想找點事做，消磨時光。處理我的案子時，他們給我留了120萬塊錢。聽說我要種橙子，幾個有錢的朋友每人借給我幾百萬，加起來一共1000來萬，他們說，就是給你玩玩，玩沒了也沒關係，反正我們也用不着。到2009年，這些債務都還清了，還錢的時候，他們又不肯要利息。」
「我不上市」
2011年，褚時健的果園利潤超過了3000萬元，固定資產超過8000萬元。不過，這些年的贏利，不是用於還債，就是變成水利建設等固定資產投入，最近褚時健又租了400畝山地，樹剛種下，掛果還需要幾年。
國內一家很有實力的投資公司專程托人詢問褚時健對上市有無興趣，這家公司看好褚時健橙子的口碑和贏利能力，有意運作「褚橙」登陸股市。褚時健聽了，連連擺手。「沒的這個心腸跟他們玩。再說，投資公司都要在上市後拿走股民一筆錢的。我85歲了，管不了幾年，以後交給我外孫女和她丈夫。說實話，他們管管銷售還行，但還沒掌握種植技術，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錢，但虧了股民。我怕別人背後指指戳戳。」
褚時健隨即和我們討論起股市：「你們覺得中國股市正常嗎?一隻做酒的股票從兩塊錢坐飛機一樣地漲到90多塊。」隨後，他做了一個墜落的手勢，接着說：「央企不是很賺錢嗎?它們給股民分過紅嗎?」他用很慢的語速笑着說：「我不上市。」
「從2002年保外就醫到現在也快10年了，中國的商業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互聯網公司現在發展很快，你在山中是否留意過?」問題很長，回答很短，他說：「我玩不了概念。」停頓片刻，他接着說：「現在國企太厲害了，反正總能賺到錢，反正花的也都是國家的錢。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產，也不懂市場，照樣一年收入幾百萬。」
聽有人恭維他以前是「煙王」，現在是「橙王」，褚時健並未反對這種說法。又有人說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他愣了一下，「王石就站在那裏」，褚時健指了門口說：「他來過兩次，我們站着，每次都說兩個多小時的話。他事業做得不錯，是個有追求的人。」
王石崇拜的人----褚時健
有人問深圳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你最尊敬的企業家是誰?王石沉吟了一下，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這個名字不是全球巨富巴菲特、比爾·蓋茨或李嘉誠，也不是房地產界的某位成功人士，而是一個老人，一個跌倒過並且跌得很慘的人。
他擔任一家小廠的廠長後，曾經是位英雄，披荊斬棘，以非凡的膽識和能力，用18年的拼搏，使這家小廠成長為每年利稅數百億元的大型集團，然而，他輝煌的人生之路在他71歲時偏離了航向，1999年他因貪污174萬美元被判無期徒刑。
他的女兒在獄中自殺身亡。這對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來說，應該是一生中摔得最重、跌得最慘的一跤。許多人認為他的這輩子完了。但是，這位老人並沒有垮掉，他先是獲得減刑，改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他因為嚴重的糖尿病獲批保外就醫，回到家中居住養病。按照我們的設想，他能在家頤養天年，就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
然而他再次讓人大跌眼鏡：他承包了2000畝的荒山，開種果園!這時，他已經75歲，身體不好，要承包的荒山又剛經歷過泥石流的洗禮，村民都說那是個鳥不拉屎的地方。
這些困難並沒有阻擋他的「瘋狂」行為，他帶着妻子進駐荒山，昔日的企業家成為一個地道的農民。幾年的時間，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變成果園，而且他種的冰糖臍橙在雲南1公斤8塊錢你都買不到，原來這些產品一採摘就運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效益驚人。
這一年，愛好爬山的王石來到了雲南，特意抽時間去看望他，他看到了一個面色黝黑但健康開朗的農民。他向王石介紹的都是果園、氣溫、果苗的長勢。言談之間，他自然地談到了一個核心的問題：2000畝的荒山如何管理?
他使用了以前的方法，採用和果農互利的辦法。他給每棵樹都定了標準，產量上他定個數，說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為太多會影響果子的質量。這樣一來，果農一見到差點兒的果子就主動摘掉，從不以次充好。他制定了激勵機制：一個農民只要任務完成，就能領上4000塊錢，年終獎金2000多塊，一個農民一年能領到一萬多塊錢，一戶三個人，就能收入三四萬塊錢，比到外面打工掙錢還多。
他管理煙廠時，想到煙廠上班的人擠破頭，現在管理果園，想到果園幹活的人也擠破頭。這個已經80歲的老人，把跌倒當成了爬起，面對人生的波瀾，他流過淚，但又一次點燃希望之火，用心過日子，將日子過得紅紅火火，讓周圍的人幸福快樂。
他就是紅塔集團前掌門人褚時健。他把一個很小型的玉溪煙廠，辦成了可以和進口洋煙抗衡，每年創造200億稅收的大型集團。
王石感慨地說，我得知他保外就醫後，就專程到雲南山區探訪他。他居然承包了2000畝山地種橙子，橙子掛果要6年，他那時已經是75歲的老人了，你想像一下，一個75歲的老人，戴着一個大墨鏡，穿着破圓領衫，興致勃勃地跟我談論橙子掛果是什麼情景。2000畝橙園和當地的村寨結合起來，帶有扶貧的性質;而且用沼氣作肥料，環保且原生態。他的那種淡定，讓他作為企業家的氣質和胸懷呼之欲出。我當時就想，如果我在他那個年紀遇到挫折，我一定不會像他那樣，而是在一個島上，遠離城市，離群獨居。
王石的感慨，褚時健並沒有聽到。他在紅塔集團時帶的三個徒弟，現在已是紅河煙廠、曲靖煙廠、雲南中煙集團的掌門人，但這一切與他無關，對他來說，他在曾經的輝煌中跌倒，但在跌倒後又一次創造神話，這就足夠了。我們都曾失敗過，是一蹶不振還是再次站起，褚時健這個最富爭議的人物，給了我們一個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