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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桂縣的「群眾專政」 親歷沒審批隨意處決

圖為文革期間廣西融安縣的死難者。

文革期間,我在廣西臨桂縣五通中學任教。在廣西桂林地區,特別是臨桂縣,“群眾專政”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當時的人們真真切切見證了它的發生、發展和結局。

我所親見的“群眾專政”大致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1.先開批鬥會。發動群眾揭發,列舉被斗者的罪名,高呼口號“打倒×××!”一進入高潮,主持人或一名好事者會在台上大喊:“×××老實不老實?”台下只有唯一的答案:“不老實!”“不老實怎麼辦?”“槍斃!”這時只要有三五個聲音就足夠了,並不需要在場者舉手表決,更沒有什麼簡單多數的判決。2.執行槍決。3.出告示。告示一般由“秀才”執筆,仿照法院判決書,結尾總是:“經人民法庭判決”,“經群眾表決一致通過”,“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等等,大印是沒有的,紅勾紅叉卻少不了。這張大字報往牆上一貼,就全部完事了。

第二種模式較簡化,省略第一步。

第三種模式更簡化,也更普遍,只剩下處決一步,連罪名也無須勞神羅織。

未經歷文革大亂的人們,往往對當時的亂殺人難以置信,善良而尚具正常思維的人會對這類回憶提出質疑。筆者將這類質疑總結為如下三問,並試作回答。

一問:直接將人處死就是“專政”嗎?那麼當時沒有法院、監獄、勞改嗎?

答:別忘了當時的時代背景,文革初公、檢、法已被徹底“砸爛”,“群眾專政”成為最高法庭。

二問:人命關天,難道當時就沒有申報審批手續嗎?就這麼草率處置了嗎?

答:當時根本不存在審批手續,人們心中完全沒有法律的概念,對組織機構也沒有敬畏。

三問:被處決的人到底犯什麼法?犯什麼罪?怎麼也得拿出證據,有個說法才殺人的吧?

答:誰敢跟他們要證據、討說法?家屬來提出還是朋友、同事來提出?至於罪名都是現成的:如國民黨殘渣餘孽,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的幫凶爪牙,“妄圖顛覆革命政權”,等等等等。

我所在的五通中學還是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群眾專政”基本上就是第三種模式,更遑論沒有“秀才”的地方和單位。

文革中廣西形成兩大派別,“四二二”和“聯指”,前者成立於1967年4月22日,要打倒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主要由學生和知識分子構成;後者是“廣西無產階級聯合指揮部”的簡稱,以保衛韋國清為號召,以工人、農民和機關幹部居多。雙方由文斗轉入武鬥,由小打小鬧轉為動刀動槍,鬧得不可開交。1968年7月3日,中央發佈了“七三”布告,命雙方放下武器搞大聯合,但不知怎麼回事,此後竟變成對“四二二”的圍剿,“聯指”與地方上的武裝民兵結為一體,一方面將桂林“革大老多”(四二二在桂林的主要組織)圍困在王城(原明代王府,現廣西師範大學)內,向裏面掃射、扔炸藥包;另一方面在周邊縣城和鄉村實行“群眾專政”,從1968年6月到9月,當地上演了一幕幕草菅人命、濫殺無辜的慘劇,其中又以臨桂縣最為慘烈。

五通中學為臨桂縣一個縣級中學,位於本縣五通鎮,當時僅有初中,三個年級有300多學生,教職工不足40人,而就在這期間竟有九名師生成為“群眾專政”的冤魂。1962年到1976年,筆者在五通中學任教,親歷文革全過程。

第一位受害者是數學教師劉增民,二十六七歲,未婚,北京市人,河南某高校畢業,家庭出身雖不好,但本人無歷史問題。劉老師是位很隨和的人,他的宿舍學生可以自由出入,唯一一件咖啡色西裝,他自己很少穿,倒常見一些調皮的男生穿着在校園裡招搖。文革初期他曾被批鬥,其實也多半將一些瑣事上升為嚇人的罪名。記得一次開批鬥會,當批鬥另一名教師時,主持人讓劉老師坐下,他半邊屁股剛一落凳,立刻又站起來低頭彎腰說:“我有罪,還是站着接受批判吧。”文革中,五通中學的教職工清一色皆屬於“四二二”一派,但劉老師既不是頭頭,也未參與任何打、砸、搶的非法活動。武鬥的槍聲一起,文革中小學都停課了,劉老師無所事事,便常與來自上海的鎮診所丁醫生交往。聽說丁醫生有歷史問題,也可能是“反右”時從大城市下放來的。一日,劉老師同丁醫生去中庸大隊一位男生家玩,卻被當地剛剛集結起來的民兵抓獲,關進鎮派出所。本地的“群眾專政”首先拿一名地主和丁醫生祭旗,劉老師竟被拉去陪綁。丁醫生等被殺後,劉老師還活着,但要學校派人給他送飯。學校既未將劉領回,又不肯好好送飯。一次,民兵又來催送飯,校革委某人回答說:“拉出去幹掉算了。”一個大活人就這樣給斃了。

英語教師任紹熹,桂南人,六七十歲,身材肥碩。他自己交待很早以前當過憑祥縣縣長,但“四清”時還屬於統戰對象。“群眾專政”期間,被從學校拉出直接處決,據說在車上自己咬斷舌頭,滿嘴噴血,樣子十分嚇人。但筆者至今不解,他自己為何要咬舌?

歷史教師莫樹年,廣西梧州人,近30歲,未婚,華中師範學院畢業,以一手行書著稱當地。其父是桂系軍閥將領,作為戰犯被俘,當時還未獲釋。“四清”時莫老師被揭發有誘姦女生問題而停職審查。

數學教師秦守剛,四五十歲,已婚,有一子,本縣宛田公社人。聽說出身不好,但沒有其他問題。

生物教師楊旭日,四十多歲,已婚,有一子一女。據說楊在解放前當過青年軍,入過三青團。文革時又被揭發,1959年鬧饑荒,他在講到蛇與青蛙有冬眠功能時曾說:“人也能冬眠就好了,起碼有三四個月不會餓得難受。”

在當時看來,莫、秦、楊三人有歷史或出身問題,但即便如此,也絕對罪不至死。文革一開始,他們連參加群眾組織的資格也沒有,便成為學校勞改隊中最穩定的成員,每天打掃校園,或在學校農場幹活。當地“群眾專政”進入高潮之後,學校當權者突然將他們押到桂林麻袋廠,那是臨桂縣武裝民兵指揮所所在地,而那裡被關押者已人滿為患,指揮所讓他們帶回自己處理。在回來的路上,學校當權者竟夥同民兵將三人槍殺於野山之中。

最後一名遇難的是政治教師林茂森,30歲左右,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已婚,有一子,家在學校附近的羅江大隊宅田村。林老師能言善辯,大家推他為本單位“四二二”組織的負責人,他並沒有政治野心,也不過領學生到校外刷刷標語、參加大會,也並未參與打砸搶等惡行。桂林的槍炮聲初起,他主持了最後一次教職工會,他憂心忡忡地說:“湖南道縣在搞‘群眾專政’,隨意殺人,這種做法有可能影響廣西。”因此他建議解散組織並停止一切活動。從此,林老師彷彿從人間蒸發一般消失了。然而,到“群眾專政”鬧得最凶時,他居然回來了。他先到公社、派出所自首,然後回到學校,當然就淪為學校勞改隊的一員,當時莫、秦、楊三位老師已被處決,只見他一個人形單影隻地挑大糞到地里。不久,更大的不幸降臨。

大約八月底九月初,公社召開大會,一個民兵負責人跳了出來,只見他身穿褪色的黃軍裝,腰別一把手槍,有幾分像抗日電影《平原游擊隊》里的主角李向陽,他說:“‘群眾專政’將要推向高潮,定於幾天後某圩日處決100名‘四類分子’和‘四二二’壞頭頭,各單位各生產隊都要將該處理的人送來。”圩日的前一天,我們中學召開教職工大會,負責人說:“規定的日期到了,上邊指定要把林茂森送去,怎麼辦?”多數與會者都沉默不語,終於有位同事說:“各單位都在行動,我們學校怎能例外呢?”然後,大家仍沉默不語,而沉默便等於默許,報上去就變成一致通過了。當時自己也未能挺身而出,救人一命,回首往事,仍令我心有愧疚。

圩日當天上午,林老師還在清掃校園,有人叫他去公社,他二話沒說,放下笤帚,也不用人押送自己就過去了。一進公社大門,他就被捆綁起來,頸脖上掛一大紙牌,上書六個大字“壞頭頭林茂森”。他和其他受害者先被拉去遊街示眾,在狹窄髒亂的舊街道上拐來拐去,一路上被推推搡搡,走得踉踉蹌蹌,每到人多處,便被按倒在地,逼他們磕頭認罪。適逢圩日,街道兩旁站滿了買賣農副產品的農民,看客臉上恐懼與麻木參半。林老師非常馴服,邊磕頭邊念念有詞:“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但此舉未能帶來生機,最後他倒在汽車站附近灌木叢的血泊中。筆者曾隨人群到過刑場,只見地上有四十多具屍體橫七豎八,血腥場面令人暈厥。槍彈擊中林老師的背部,從咽喉出,他身旁有一身材矮瘦、頭髮稀疏的男子,手拿紅紙堵住林老師的傷口。聽說那男子是林老師的哥。

這是五通鎮最後一次公開處決,被害者雖不及原計劃的一半,但仍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還有三名學生遇害。

謝某某,初三學生,本應畢業,卻因大亂而未畢業,家住茶園公社。

彭錫貴,初二學生,比同齡同學高大,家住學校附近生產隊。彭同學性格暴躁,同學起諢名戲稱為“彭匪”。

張靈光,初二學生,靈川縣人。

彭、張二生所在班曾由本人任班主任,而沒教過謝某某,因而記不全其名。已記不清三名學生的家庭出身,但可以肯定不是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等“紅五類”,謝、彭二人皆死於校外“群眾專政”高潮中,而張靈光則在校內被捕。

人們從未在小鎮上看到張靈光的母親或其他親屬,聽說他父親解放前在國民黨的重慶中美合作所干過事,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解放後他又一度是縣級幹部,我在五通時他已在鎮供銷社殺豬賣肉。張靈光本人矮小單瘦,十分機靈,文革中時興畫毛澤東頭像,他不用打格子描摹,隨手就能放大縮小,並畫得有幾分形似。但他脾氣倔強,自由散漫,愛說粗話,不懂禮貌,屬於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的那類學生,在非常時期,這些小缺點卻使他送命。

當年七月的一天傍晚,正是南國暑氣正盛之時,我校已宣稱全體倒戈易幟,即由“四二二”變為全部加入“聯指”,是日全校教職工在一間平房教室開會。張靈光閑極無聊,猴坐於窗檯,一邊乘涼一邊看熱鬧。會議主持人喝令他離開,可他嬉皮笑臉地賴着不走,這下惹惱了那位領導,當時便暗地派人到附近的派出所叫來武裝民兵。筆者親見民兵們手持長槍,貓着腰沿牆根逼近窗檯,將黑洞洞的槍口抵住張的腦門,不由分說就將其拽下拖走,從此該生從學校消失,旋即亦從人間消失。據說他被送到桂林麻袋廠關押,然後被拉到象鼻山被刺刀捅死,最後拋屍灕江。這位稚氣未脫的十四五歲少年,他本人及在場者最初以為,他被帶去只不過遭一頓訓斥,最多也不過挨頓揍,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被本校教師塞進虎口!張靈光出事後沒幾天,筆者又在派出所門口看到張父被帶去處決。張父被反剪雙手,而他十分鎮定,背靠卡車,十分配合地雙腳一彈跳,任由卡車上的民兵把他提溜上去,也不知那時的他是不知即將被殺,還是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決心與兒子共赴黃泉?

上述九位師生的遇害,實在慘無人道,遇害的三名初中生都不是“四二二”頭頭,表現也並不突出,而張靈光之死更屬偶然,那時是沒人跟你講道理的。原來有一個最活躍的學生叫楊光,“群眾專政”風暴一起,校內外都叫嚷抓他,如果當時被抓,必死無疑。而該生十分機靈,“大串聯”時曾跑遍半個中國,當時毫不猶豫就逃出險地,單槍匹馬在外闖蕩了大半年,風潮過後方回來。後來他還回校領畢業證,再無人敢動他一根毫毛。相較而言,林茂森老師的遇害就尤令人扼腕,早在“群眾專政”風暴未起之時,他便根據來自湖南道縣的傳聞作出明智的判斷,也一度逃脫虎口,但如此聰明的他卻在高潮時飛蛾撲火,最終未能躲過此劫。

五通中學僅是這場大難中的一角,還有更多的教師、學生及許多普通百姓遇難。僅據筆者所知,記錄如下:文革前後調出五通中學的同事至少有六人遇害,其中兩位已記不清姓名,其餘四位分別是:體育教師庚起士,遇害時在靈川縣某中學任教;英語教師丁毅與數學教師謝東生,在本縣四塘中學罹難;語文教師梁承義,調縣教育局後成為“四二二”頭頭,後被“專政”處決。

五通中學的師生有數名親屬遇難:教導主任朱名順的長子、數學教師毛榮奇的岳父、數學教師鄒惠卿的丈夫、數學教師於剛的父親都死於所謂“群眾專政”。而語文教師吳一鵬家最為悲慘,他父親、姐夫、表哥都先後罹難。吳本人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志願軍,其父解放前曾任修仁縣參議長;姐夫文邦才是中共黨員,當時在縣教育局工作;表哥姓蔣,在四塘中學教書,情況都不一樣,竟先後遇害。

學生李惠玲父親被殺,曾在學校轟動一時。李是初一女生,能歌善舞,是學校宣傳隊的台柱子,因皮膚稍黑,被同學起諢名為“黑馬”。李的雙親年紀頗大,似在四五十歲之間,自然視女兒為掌上明珠。其父高瘦,戴眼鏡,文質彬彬,也不知幹什麼工作。其母不識字,但能言善辯,一度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常被請到機關學校作報告,可謂鎮上名人。但那時的紅色家庭也是朝不保夕的,“群眾專政”風暴中李父被抓,也不知何故。李惠玲到學校找駐校的六九五五部隊軍宣隊求救,但那時部隊已宣稱不介入地方事務,李父終於遇害。儘管生父被殺,李惠玲還得來校參與宣傳隊的活動,但情緒難以掩飾,往往眼泡哭得紅腫,而革命是不允許溫情的,一張張大字報向這位孤苦無助的女孩襲來。重壓之下,她只能貼大字報檢討,其中最具時代特徵的用詞至今令我難忘:“某某某死得好,為國家節約糧食。”一語道破歷史的天機:國家的糧食彌足珍貴,而人命賤如草芥。

1958年本人高校剛畢業時,曾被分配到臨桂師範學校工作。在臨桂師範共事過的教師,有五名在“群眾專政”風暴中遇害:化學教師陳慕文輾轉調至小學罹難;教育學教師鄧秀昆文革前調入縣教育局,妻子姓羅,任臨桂縣醫院副院長,夫婦二人同時被處決。語文教師袁熹和魏彥魁同在四塘中學被害,魏的妻子李良英,當時曾被判與夫同時處死,因有身孕才僥倖免死。四塘中學是臨桂縣唯一的高、初中皆設的完全中學,離桂林較近,受害人數肯定首屈一指。周家齊老師當時已調縣銀行工作,桂林武鬥平定後他還健在,筆者到桂林參觀時尚去看望,他因看守金庫而被流彈擊傷,我半開玩笑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誰知五六天後,他就被老家的民兵抓回靈川九屋,轉瞬即陰陽兩隔了。

據我所知,還有兩位湖北老鄉在本縣六塘中學任教,一位為中老年,僅一面之交,故未記姓名;另一位二十五六歲,姓康,剛從大學畢業,人稱“康大炮”。文革後我被調入六塘中學時,卻得知二人都死於“群眾專政”。

我所親見與所記畢竟有限,其實當時屠殺的規模是相當驚人的。文革後,小小的廣西臨桂縣曾登上《人民日報》1984年9月10日頭版,題為《廣西逮捕中殺人犯胥明德》,文中說:胥明德“在臨桂縣親自策劃、指揮殺害了大批黨政幹部和無辜群眾,其中有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等十九名縣、區幹部。”這些幹部我大都不認識,只記得三位在“群眾專政”漩渦中遭滅頂之災的縣官姓名,他們是縣委副書記李瑾科、副縣長周克仁和法院院長劉錫臣。劉院長是河北獻縣人,因為經常在公判會上露面,他的知名度比縣長還高。9月18日,在批鬥會上,他和其他四人被活活打死。劉的妻子是縣醫院醫生,早在8月23日,她與其他20人一起被集體槍殺,他們年僅17歲的兒子劉振剛逃回河北老家,也被武裝民兵抓回打死。僅縣區幹部就有19名被殺,那麼遇害的一般幹部和群眾應在十倍或二十倍以上,不知當地有關部門是否有統計,何時能公諸於眾呢?

所謂“群眾專政”並不是自發的,被《人民日報》點名的胥明德,指揮殺人是確鑿無疑的,但僅憑胥這條小泥鰍能掀起這滔天濁浪嗎?胥最早在縣黨校任理論教員,中小學教師集中學習時他常來作政治輔導,他的口頭禪是:“發言長短是水平問題,開不開口是態度問題、立場問題。”實際上是用激將法撬開教師的嘴,以便利用他們“向黨交心”所說的話,進行秋後算賬。其實,當地的政治明星是韋英豪,他原是臨桂師範的優秀學生,畢業後留校任團委書記,為人謙和沉穩。文革前韋英豪調任縣團委書記,文革中他和胥明德都成為縣裡“聯指”的頭頭,後來韋成為臨桂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胥為委員,而縣革委的主任是縣武裝部政委龍鳳山。龍政委原是武裝部一般政工幹部,被評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還出席過廣州或北京的表彰大會,縣裡曾敲鑼打鼓送迎,後升任武裝部政委,又兼任縣革委主任。我們這些平頭百姓當然不知道他的工作,但他的一次報告令人印象深刻。1968年6月底,五通公社在禮堂召開紀念“七一”大會,龍蒞臨發表長篇講話,末尾發出指示:本地抓到的壞人,凡冒充解放軍的交武裝部,其餘由地方自行處理。緊接着前述那位像“李向陽”的民兵負責人宣布,馬上就要開宣判會處理“壞人”。當時本人十分納悶,公檢法已經癱瘓,誰還有權宣判呢?如果判徒刑三五年,又送往哪裡服刑呢?問問身邊人,知情者神秘地說:“送去土地廟唄。”我還以為“土地廟”是某個勞改農場。然而,七月初,當地竟開始自行處決兩人,也就是劉增民老師被陪綁的那次,數天後,劉老師也成為五通中學第一個受極刑的人,我這才恍然大悟,所謂“土地廟”即鬼門關、黃泉路的代名詞。我不知道,五通鎮殺人,是否就是全縣的初開殺戒呢?也未敢斷言,龍鳳山是“群眾專政”的始作俑者。但龍政委的講話,與這一舉措的關係,卻是再直接不過了。1984年,筆者重返桂林辦事,聽說清理“三種人”時,龍鳳山和韋英豪都被緝拿歸案,當時胥、韋都以照顧家庭為借口調回原籍,在當地做官,胥是在重慶綦江縣委被捕的,兩人被押回臨桂受審,同時被處極刑。龍鳳山受到什麼處置,卻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並未與韋、胥共赴黃泉,也許此刻正在某干休所優哉游哉頤養天年呢。

如果說韋、胥等人是因政治投機而殺人,而當時許多迫害卻出於發泄私憤。一些人當上武裝民兵,一旦手握鋼槍,便有生殺予奪的權力,那時殺幾個人是輕而易舉的,無須請示彙報,也沒人追究責任。記得有位許同學,從臨桂師範畢業後,當上小學教師。文革後期,與筆者在桂林相遇,他未及寒暄就迫不及待地問:“毛老師調哪去了?”我問找毛老師有何事,許咬牙切齒地說:“要殺他!”我依稀記得許同學在校時受過什麼處分,而毛翊翎老師就是他的班主任。許校友說,“群眾專政”時他當上武裝民兵,曾問遍全縣中小學,都沒找到毛老師的影子。其實,毛老師就在鄰縣的靈川大圩鎮,那裡也在大搞“群眾專政”,民兵去引渡一個人,肯定易如反掌。幸好這位許校友蠻悍有餘而機靈不足,才未能心想事成。

更為荒謬的是,加害者與被害者還會糾結在一起,有的人在此地有權對別人實施“專政”,而他的親屬卻在彼地被他人“專政”。革命性、鬥爭性極高的人還會“大義滅親”,本校某教師曾給武裝民兵寫信,告發自己的父親在解放前當過國軍的兵,他父親不久即從地球上消失。而在文革後廣西撥亂反正,曾向“非正常死亡者”的家屬發放撫恤金,他也伸手領取,這時有關部門居然找到留存的親筆揭發信,令這位兒子好不尷尬。其實,早在文革前“大義滅親”就是被鼓勵的。我所認識的被害者中,有一位的妻子早在未結婚時曾揭發其父藏有槍支,只是當時還有點規則,其父僅被關了幾個月。過去常說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此說不謬,但觸及的恐怕是千百年來做人的道德底線吧?

九月底十月初,桂林方向的爆炸聲驟然停息,周邊地區濫捕濫殺的現象也日漸稀少,許久不敢入城的人們紛紛湧進桂林,一睹經炮火洗禮的桂林城。五通中學也不甘落後,組織全校師生自帶行囊前往,美其名曰:“參觀成就,學習體會貫徹‘七三布告’所取得的豐碩成果。”

我們步行二十餘公里入城,廟頭公社是必經之路,只見大道旁山麓下有腐屍橫陳,不知是戰死者還是被處死者,當時竟無人收殮掩埋。

按慣例我們住在臨桂縣幹部招待所,當地人稱桂林麻袋廠。我們住在二樓,師生全體打地鋪。這時民兵大都被遣散,僅留一個小分隊看守未處理完畢的在押人員。我們從樓上俯瞰,能看到樓下相對封閉的小院中還關有“犯人”,他們男多女少,有時出來排隊打飯。其中有一位白髮老人,上身佝僂,稍上年紀的人幾乎都認識他,他是縣醫院的中醫,姓黃,在當地較有名氣,幹部都樂意找他治病,那時都客客氣氣的,好一派禮賢下士的模樣。而這時縣太爺也都成過河的泥菩薩,再無人保護這位落難的老郎中。僅過一晚就見不到這位古稀老人了,他沒有逃過劫難,還是被處決了。一次外出歸來,看到院中停有一具中年女性的屍體,脖子上套有繩索,顯然是自縊身亡的。膽大又無聊的男生撈起繩索拖着屍體追逐嬉戲,嚇得女生驚叫四散。那時身為教師已不能喝斥學生,只能在心裏想:小小年紀,竟敢褻瀆屍體為戲,還能指望他們成人後為善類嗎?!

到桂林的第二天上午,吃過早餐就直奔廣西師範學院,這是此次參觀的重頭戲。師院位於明代靖王府遺址,武鬥後的桂林王城,大門依然高聳巍峨,氣宇軒昂,正殿端坐在高台之上,飛檐斗拱,排列有序的幢幢建築物,一律為大屋頂結構,古樸莊嚴,顯現出昔日的皇家氣派。僅少數屋頂被炸開一兩個洞,屋脊有個別地方坍塌,牆壁有彈洞,整體來看,王城損壞並不十分嚴重。出乎意料的是,前後門洞開,無鋼槍把守,並無森嚴恐怖的氣氛,任何人都可自由出入,大學生似乎銷聲匿跡,來來往往的多是一隊隊中小學生,孩子們有說有笑,有如旅遊團隊。

然而,正待步出後門,心情陡然沉重起來。後門的右側便是桂林的標誌性名勝之一——獨秀峰,山峰依然蒼翠挺拔,而山腳原本綠草如茵的草坪已變成亂葬崗,高不盈尺的黃土坎上胡亂放些磚頭、石塊,表明是遇難者的臨時墳塋。可見,在“聯指”與武裝民兵的合圍下,參加“老多”的大學生插翅難飛,必然死傷慘重。今日桂林又成為旅遊勝地,想必王城內的獨秀峰下又遊人如織了吧,不知還有幾人能知曉其下有多少冤魂?

(作者簡介:1958-1978年先後在廣西臨桂縣師範學校、五通中學、六塘中學任教,1978年秋調回原籍湖北,退休前在襄樊市第五中學[今襄陽中學]任教,退休後於深圳居住。)

《炎黃春秋》2014年第1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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