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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看不見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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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的一個傍晚,我接到妹妹的電話,說小柱死了。

小柱是誰?小柱是我的堂弟,他和我同一年出生,比我小7個月。我們小時候非常親密,我的小妹說,小柱死之前特別想找人說話,因為他怕一睡就醒不過來。

小柱怎麼死的呢?小柱最後整個胃部完全潰爛,一咳嗽血就噴得老高,稍微按一下,整個身體就完全發臭了。

當時我一聽我妹妹的電話,就非常傷心,因為我們倆曾經那麼親密,我們曾經是村莊裏面最要好的朋友,最要好的夥伴。

從16歲開始,小柱在全國各地打工,從北京、安陽,然後再到青島,遊歷了大半個中國。而我一直在求學,最後到了北京,在這邊非常安靜地生活。

我的意氣風發和小柱在辛楚中死去,形成了強烈對比。在他死之前一個月,其實我回到了我的故鄉梁莊,但是我沒有去看他。

我的哥哥是一個鄉村醫生,他曾經給小柱打針,他告訴我小柱可能快不行了,但我沒去看他。小柱去世之後,我心裏非常傷心,一方面是因為一個生命的逝去,另一方面我也在叩問我自己,為什麼我沒有去看他?

好像事後這樣說有點矯情,但其實的確有一根很尖的刺在扎着我。我為什麼沒有去看他呢?想對於小柱來說,對於梁莊來說,我們看不見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看不見的梁莊,越來越遙遠的故鄉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們在電視上經常會看到一些景象,比如說春運期間那樣一個擁擠的火車站,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符號化的場景,我們沒有真的想到那就是我們的親人,我們沒有想那就是梁莊的某一個人。

所以在這樣一個巨大的不安和職業困惑之下,以及我自己一種試圖重新回到自己內心的願望之下,2008年7月份的時候,我買了一張火車票,帶着我的兒子回到了梁莊。

我前後在梁莊住了5個月,兩個暑假和一個寒假。這是我在2010年發表的《中國在梁莊》,這本書整個是以梁莊的故事作為基本載體。在這樣一個敘述過程中,我看到了一個新生的廢墟,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總結。

什麼是新生的呢?我看到梁莊有很多新房子,沿着公路蓋的三層小樓,非常新,但是幾乎每座小樓門前都是一把已經生鏽的鐵鎖在把門,村莊內部是一個大的廢墟狀態。

我們知道每一個村莊裏面都有空心村,我們家前邊就是一個空心村,整個村莊五六十家完全倒塌,所以我覺得這個廢墟不單是一個自然環境的廢墟。

梁莊原來有六七個坑塘,我們小時候曾經在這裏邊洗過澡,也曾經在這裏面摸過魚,但是我回去的時候,坑塘已經變成發臭的死水,生滿了綠苔和蒼蠅,你都無法走近。

這個自然環境包括小河,我們莊的湍水曾經是一條貫穿幾百公里的大河,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們要發展工業,曾經有一段時間湍水完全發黑,化工廠那種腥甜的味道讓人根本沒辦法走近,因為工業廢水的排流使得河兩岸都是一些白色的泡沫,有人用火柴一點,一條綠色的火焰就出來了。

在梁莊,除了自然的廢墟狀態,還有情感的廢墟狀態。我在梁莊聽了很多故事,比如說我的五奶奶,她在家帶着她11歲的孫子,但是在2011年的夏天,孫子在河裏淹死了。

因為挖沙船在河裏挖沙,是要取到黃泥層才不取的,黃泥層就已經很深了,湍水的河裏面是一個又一個大的漩渦,那個小孩他也不知道,然後一下子就淹死了。我的五奶奶知道之後發瘋一般跑到河裏,而這時這個孩子的父母還在青島打工。

我聽了很多故事,比如說18歲的少年強姦了82歲的老太太,這好像有點聳人聽聞,但在梁莊是一個巨大的案件。公安局在我們村莊裏住了九個月,把兩個單身漢一個嚇傻了,一個嚇瘋了,一個天天在屋裏嚎叫,一個脫成光屁股在村里亂跑。

我一聽到這個故事,第一感覺就是,我既為這個老人傷心,同時心裏面又隱隱覺得這個小孩是怎麼回事啊,後來我調查,發現這個小孩從他3歲開始他的父母就在在新疆種地,他先跟他奶奶生活,奶奶去世之後跟着嬸嬸生活,最典型的說法他是一個留守少年。

在梁莊裏邊,行走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婦女和兒童,他們的父母幾乎都在外面,中青年群體都在外邊。梁莊這樣一種情感的廢墟,我覺得是自從農民成為打工者這個群體之後,自從中國成為一個打工大國之後最為普遍的一個狀態。

梁莊小學在十幾年前它已經被迫關閉,其實我們村莊是大村莊。我曾經做過細緻的調查,至少有60個適齡的上學兒童,但是也依然要關閉,因為上級有關閉指標。

因為這個學校場地挺大,曾經有一個養豬的人突發奇想,覺得在那兒養豬挺好的,結果我們村支書也答應了,因為可以賺點場租費,所以一時間梁莊小學變成了梁莊豬場,有好事者在大門上寫着:‌‌‌‌「梁莊豬場教書育人‌‌‌‌」。

看起來好像是非常荒誕,也非常好笑,但是我在跟我的堂哥,他是民辦老師交流的時候他就說,即使一個單身漢走過去心裏也不美,河南話就是不舒服。

為什麼呢,因為原來鐘聲一響,父母上地幹活,孩子們在學校上學,那個鐘聲就是這個村莊一個特別大的凝聚力,它是一種文化的向上力量。

我覺得一所小學的關閉可能並不是特別重要的,但是重要的是,這個村莊內部的生命力消失了,這個村莊作為一個民族子宮的功能就慢慢消失了。

這是2008年我在整個梁莊做的一個調查,最後我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在梁莊》,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有一種新的想法。

《中國在梁莊》寫的是梁莊人在梁莊的生活,老人、婦女、兒童和自然環境,但是梁莊還有一群重要的人,他們就是在外的打工者,梁莊的喜怒哀樂與那一群人是息息相關的。

他們掙到錢了沒有,他們多長時間回來一次,他們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不回來,梁莊的心跟他們是完全在一起的。

但是他們可能一兩年見不到面,所以我就有一個想法,我一定要把這樣一群人的生活狀態寫出來,他們在城市怎麼吃,怎麼流轉,怎麼愛,怎樣跟城市發生關係,城市怎麼來看他,他們怎麼樣想梁莊,怎麼樣想城市。

只有把這樣一群人的生活寫出來,才是一個完整的當代村莊,才是一個完整的梁莊。於是2011年,我又跑了全國十幾個城市,寫了一本《出梁莊記》。我重點跑了有七個城市,第一城是西安,最後一城是青島。

青島是我最早確定的城市,但是我最後去了,因為小柱的這個事一直讓我內心非常痛苦,我一直也惴惴不安,為自己的冷漠,也為那樣一個看不見的生活感到內心的一種無助。但是我最後才去,也是因為遲遲不願面對自己,遲遲不願意真的去走進他們的生活。

《出梁莊記》首先沿着梁莊人像吉普賽人一樣流轉的生活,基本上按照他們的足跡來走。我的第一城寫的是西安,我的大堂哥二堂哥,是在西安蹬三輪車,他們在西安做了20年。

我的大堂哥二堂哥就是小柱的哥哥,小柱家是大家族五個兄弟里最小的,前邊第一個就是他的哥哥,他的二哥,我到西安之後,我的二哥還有我的大哥非常熱情地招待了我。

然後我在那兒住了九天時間,跟他們在一塊吃一塊住,然後一塊到街上蹬三輪。在我去西安的前十天,我大堂哥的三輪車剛剛被扣,因為他是個退伍軍人,他特別倔強,他反抗了,死死抱着那個車不放。

我去的時候他整個胳膊還是腫得老高,手腕還用紗布包着,因為手銬銬着他,被手銬一捋,捋下去皮被捋掉了。他就給我講,他這個車怎麼被抓,抓完之後他想要把車要回來。

但是三輪車夫是絕對不可能直接找交警要車的,交警只負責把車抓走,三輪車夫是通過托兒來要車,他就給托兒拿了五百塊錢,那個托兒就去了,說不行啊老梁,你的車要不回來,因為你的態度太差了,你居然敢反抗,你居然還罵人家。

我的堂哥說那給你七百塊錢行不行,九百塊錢行不行,最後說一千塊錢行不行,然後那個托兒就跑了兩三天說不行,這次人家真的是不給你了,你自己想辦法吧。

然後我這個堂哥就非常生氣,因為他的車值兩千多塊錢,如果他能夠把車要過來,掏一千多塊錢他也願意,但是要不過來怎麼辦呢?他就給我二堂哥打電話,說怎麼辦?

然後我的二堂哥就打電話,召集了一群三輪車夫,他們把自己的馬甲脫掉,然後分成了三輛麵包車,到了交警隊門口靜站,當然也喊了口號,站了一個多小時,我的大堂哥喊了口號,說這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搶劫。

我在書裏面用‌‌‌‌「搶劫‌‌‌‌」做一個小題目,這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搶劫。因為他們在大街上影響了交通,後來交警就出來談判,把車給我的大堂哥了。我大堂哥非常開心,但是他還是交了一百塊錢,這一百塊錢交給誰呢?交給停車場。

也就是說,交警、交警隊、托兒、停車場和我的堂哥三輪車夫們,這是一條利益的生態鏈,停車場非常願意車被抓,因為車被抓可以掏停車費,一天十塊錢二十塊錢。

所以都非常願意在這個利益鏈下面,我的堂哥們,我的三輪車夫這些兄弟們,他們是最底層。

所以我的堂哥們他們在西安的生活,他們在每一個城市的生活,只要在中國生活的人,只要你在街道上走過可能都見過這樣的風景。

一個老頭賣紅薯,車被抓了,紅薯撒了一地,老頭坐在地上,或者被抓,或者痛哭流涕。我們有沒有想過他們為什麼這樣?他們也許就是我們的親人。

同時這背後還有個大的問題就是,城市的建設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農民必須來到城裏打工來掙錢,但是城市又是怎麼樣對待他們的呢?

你會發現他是不斷被驅逐,不斷反抗,在這樣不斷被驅逐和反抗的過程中,農民變成了暴民,甚至所謂的惡民。

經常會有人說你幹嘛不守規矩呢?那麼我們反過來再說,為什麼城市生活不能包容這樣一個職業呢?三輪車夫是一個普通的職業,一個應當受到尊重的職業,為什麼我們的城市道路就不能容納這樣一群人呢?

有官員就說,這群人嚴重地影響西安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形象,下一步一定要堅決取締什麼三輪車、電瓶車,嚴重影響了群眾道路的通行。誰是群眾?很顯然,我的堂哥們不屬於西安的群眾,不屬於城市的群眾。

這裏邊就包含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所謂的城鎮化,所謂的城市發展,所謂的農民要變成市民,到底什麼樣的農民才變成市民,什麼樣的市民才是真正的市民?

所以我在西安感觸非常大,我堂哥們一直在跟我講很多故事,怎麼樣打架,怎麼樣去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

其中有一個年輕的三輪車夫讓我感觸最大。他有18歲左右,我在那兒7天,他從來不正臉看我,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臉刷一下紅了,然後我的臉忽然也紅了。為什麼呢?當時我為他的臉紅感到非常難過,就好象我的存在就是他的悲傷,他看到我就像看到他自己一樣。

我一直試圖跟他說話,跟他交流,但他一直背對着我,後來我就覺得,不能干涉他的生活。那麼我在想,我和他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和他之間有一個巨大的寬闊的鴻溝,你千萬不要以為你去採訪他了,你去關注他了,你就有恩於他,你跟他之間實際上是一個特別寬闊的鴻溝。

這個18歲的三輪車夫,染着黃頭髮,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褲,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時髦的普通城市青年。但是為什麼他那麼羞恥呢,是因為他知道他所做的這個職業是被人看不起的,他的父輩都被抓過,也許他也被抓過。

當他的胳膊被按住的那一瞬間,當他被按在地上的那一瞬間,他所有作為一個青年的尊嚴,所有作為一個青年那樣一種愛美的,期待受到尊敬的,期待得到認同的,甚至期待對面有個女孩能非常喜歡地看着他的那樣一個眼光的希望,都沒有了。所以我那章我用了‌‌‌‌「羞恥‌‌‌‌」這個詞,等有一天他臉不紅了。

他的父親每天跟我開玩笑,他說妹子,來照張相,然後自己擺各種姿勢。父親是接受了自己命運的一群三輪車夫,但是兒子還不願意接受,他還希望能夠找到一種更向上的生活。

我想,如果我們整個社會尊重三輪車夫,如果我們整個社會尊重這樣一種生存群體,那麼這個男孩的臉就不會那麼紅了。

所以我覺得羞恥是我們大家共同塑造的,這個風景是我們大家共同塑造出來的,它不單是制度,還也包含我們在城市道路上每一個行走的人,包括在公交車上,我們鄙視他們的那樣一種眼光,它都是有影響的,這是我在西安一個比較大的感想。

我再稍微說一下青島。青島可以說是我內心一個一個難以解除的結。我到青島是因為我的堂叔在那兒,小柱已經去世了,梁莊人在那兒來來去去有三四十個人,現在只剩下有七八個人在那兒打工。

我這個堂叔是誰呢,就是我在《中國在梁莊》裏寫的那個五奶奶的兒子,他十一歲的的兒子,在河裏淹死了,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們在青島的生活。

我的堂叔堂嬸在電鍍廠工作了十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電鍍廠,我們戴的首飾只要是鍍的都必須通過電鍍來完成。而電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中介物,就是氰化物。氰化物是一種劇毒的化學產品,我的堂叔跟我說,一個小指甲蓋那麼大就可以毒死人。

它融在水裏邊,通過金屬化合,然後這些金啊銅啊才能夠粘在赤色的飾品上,所以氰化物是個必需的中介物。而氰化物所生成的蒸汽是一種劇毒的蒸汽,它需要各種設備來保證通風。

但是我通過各種關係偷偷進到那個廠裏面之後,我發現那一群人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生活呢?就像是幽靈。

也許是我現在作為一個城市人太敏感,但的確是那個樣子的,那個蒸汽非常的濃重,我一進去呼吸一下子覺得非常滯重,難以呼吸,有顆粒的感覺,他們的頭只有隱隱約約半張臉浮現在蒸汽氣裏面。

但是每個人都神情正常,都在工作,我的堂叔也神情正常。這個工廠的簡陋程度超出我想像,我一直覺得我的堂叔臉部有輕微的中毒,我的堂嬸臉也垮了下去,我覺得他們臉部都是有問題的。

現在我堂叔剛剛離開了青島,我在跟我的堂叔在一塊交流,我的堂叔說了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刻,他說人家是要咱的命,咱是想要人家錢的,就是拿命來換錢,這就是他們基本的生活。

小柱是在去工廠的路上一下子一歪就倒下了,從此再也沒有起來。當時還想着能不能告廠里的狀,但是沒有辦法,沒有人啊,因為你也沒有倒在廠裏邊,所以人家工廠根本不管。以至於沒有任何辦法,然後馬上就回梁莊了,回到穰縣去治病了。

他身邊這個小孩是他五歲的孩子,名叫洋洋。這個孩子生得非常艱難,因為他的大兒子死了之後,我的堂嬸一直想要孩子,但是身體太差一直不能懷孕,最後才生這個孩子。

在這個大廠區裏面,可能有兩千對夫婦在當工人,但在這個電鍍廠裏邊,只有這一個孩子在這兒生活,這還是我的堂叔去求情。

他跟人家說,說我不能再失去這個孩子了,也沒有人替我養,你一定得讓我留下來。因為我的堂叔是個熟練工,所以廠長才答應了,後來其他老鄉也想如法炮製,被廠長罵了回來,說根本不可能,我沒有義務來管你們。

這個孩子非常孤獨。因為青島那個地方是一個老的郊區的一個村莊,原住民都住在嶄新的樓房裏邊,這些老居住點是七十年代的建築,非常潮濕低矮的房屋,住的都是打工者。

這個孩子每天放學,我去接他從幼兒園回來,一個人非常孤獨地在巷道里走,非常的單薄,而他的母親特別愛護他,我的堂嬸每天晚上摟着她的兒子睡覺,摟得非常非常緊一動也不動。

後來有一次我就忍不住,我說堂嬸你睡覺了沒有,她說我沒睡着,我說咱們聊聊天吧,然後我的堂嬸就跟我開始聊天,她第一句話說,自從寶兒去世之後,我十二點之前從來沒睡着過。

因為夜深人靜,這樣一個農村婦女,她白天是非常正常的,也歡笑,她也工作,也非常正常,但她從來沒有機會敘述自己,她從來沒有提她的大兒子,他今年如果活着的話已經21歲了。

那麼我就想,一個農村人,她為什麼沒有機會來敘述自己,她為什麼讓這一切變成看不見的存在,那種悲傷還是在她心裏翻滾,一直翻滾,一直壓抑,她從來不敢提起,為什麼呢?

因為歷史從來沒有給她機會訴說。她的生存,她的環境,她的整個狀態,沒有人給她機會訴說。所以夜裏邊的時候,她給我講這樣一個故事,我真的覺得在那一剎那,我覺得整個歷史的重擔都在我們的身上。

每當說這個我都是比較激動,洋洋呢,他的母親經常用雙重眼光來看他,但是洋洋畢竟還是幸福的,因為他在他父母身邊生活,那1999對夫婦的孩子,至少有2000個孩子吧,他們都跟父母分離,有的甚至一年兩年沒有見過自己的父母。

我想中國農民這樣一種普遍的生存狀態,是怎麼回事,是為了什麼?這些看不見的生活,這些看不見的存在,它為什麼變成了看不見的,為什麼變成了一個灰暗的歷史底層的存在?

我從西安一離開他們的城中村居住地,一轉彎三里地就到了西安世博園。這裏有超大街道,超大商場,非常寬闊,非常整齊,非常美好,超出我的想像,仿佛城中村根本不存在,仿佛我的堂哥們從來沒有在那個地方生活過,但是他們的確存在着。

今天我們的城鎮化越來越成為一個大的趨勢,我們的政府在提,我們的各級官員都在提,整個現代化要求也在提,但在這樣城鎮化的高速發展之後,我們失去了什麼,我們忽略了什麼,我們把哪些東西看成看不見的了?

我想如果我們的城鎮化不考慮農民的存在,如果我們一味地把農民搬上樓,趕進城,就變成了市民,就變成了城裏人,我想這太簡單化了。這也太沒有把農民,作為一個人的存在了。

我在南陽採訪的時候曾經看到一個算命的,這是我的鄰居,他的房間非常混搭,上面是毛澤東像,下面擺的是財神爺,左右是各種佛語,擺的是觀音,還有關公,還有土地神,好像非常好笑。

在我們腦海里馬上呈現一個算命仙兒,一個帶着瓜皮帽、非常陳腐的那樣一個算命仙兒。但在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特別美好的東西,非常開闊,非常光亮,他跟他的其他姊妹們相比,反而更加開闊。

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種遙遠的光亮,那種光亮來自於我們歷史的深處,跟我們的傳統息息相關,跟我們的本土文化息息相關,它仍然能夠溫暖我們的生活。

但是今天我們會看到,我們的傳統正在一點點被蠶食掉,我們的城鎮化完全模仿着西方,甚至還不是真正的西方,我們的樓房蓋得越來越多,但是越來越單調。

我們自身到哪裏去了呢?我們經常說我們的歷史河流斷掉了,它不是嬗變,也許我們的河流需要去再生,需要新生,但是它斷掉了,被切割掉了,我們成了一個在沙灘上孤零零的人,非常醜陋,沒有過去。

一個沒有過去、沒有歷史的民族,一個沒有過去、沒有生命記憶的民族和人,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人,是一個即時的人,所以我在想,在這個算命者身上,他身上那種遙遠的光亮,特別值得我們珍惜。

他打過十幾種工,當過三路車夫、賣過肉、賣過菜、然後在建築工地當過工人,最後他身體垮掉的時候,只好學算命。

但是他覺得非常開心,他還到他兒子的班級裏面去給人講課,因為他兒子學習非常好。我覺得從他身上真的能看出,我們的傳統、我們的歷史還是有很多積澱的。

最後這張圖片是我的親姑姑一家人新年時的全家福,我2011年過年回家給她照的相,她的四個兒子長年在湖北、新疆、雲南打工,最左邊這個孩子已經七年沒有回來了。

我特別希望我們的農民,我們的農村,我們的看不見的中國也能夠這麼溫暖,也能夠這麼笑口常開,也能夠從我們的發展中獲取它基本的存在,基本的溫暖,基本的幸福。這樣一來,看不見的中國才能夠散發它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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