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佈《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報告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該報告的第一作者是北京大學千人計畫學者謝宇教授，謝宇教授的報告給深陷污名的北大多少掙回了一些顏面，也算是給了同門師長厲以甯教授一記響亮的耳光!因為厲以甯教授吹噓的新基尼係數理論――家庭基尼係數，把中國的基尼係數大幅拉低了。
根據厲以甯教授的新演算法，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甚至低於0.2的數值。厲以甯教授曾對媒體表示，雖然有點匪夷所思，但是事實就是如此--中國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中國目前的問題恰恰是貧富分化太小，表明中國仍然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必須徹底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拉大貧富差距，中國人才有勤奮工作的壓力和動力，GDP才能上去，中國才能進步。
厲以甯教授的荒謬理論連國家統計局都不敢認同，在對基尼係數沉默數年之後，2013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一次性公佈了自2003年以來10年的全國基尼係數：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現在成為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不是之一)，這個結果難免讓人沮喪。貧富懸殊一直刺痛着公眾的敏感神經，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0年所做的調研報告顯示：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聯合國計畫開發署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占人口總數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佔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由此可以計算出，中國20%的最高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樣的資料，在美國是8.4，印度是4.9，俄羅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這意味着，中國現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
初次分配中，中國勞動者報酬佔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顯低於世界平均50%-55%的水準，而美國該項指標早在19世紀就達到了50%。城鄉差距，2005年中國是3.22倍，2009年就擴大到3.36倍，絕對差距首次超過一萬元。目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處於歷史最高水準。東部與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也沒有扭轉跡象，仍在持續擴大中。
從2002年到2012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以上，而國民收入年均僅增長13%。在同一時期，美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6%，美國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95%;韓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6.6%，而國民收入年均增長6.4%。西南財經大學2011年取樣8,000戶家庭做的一項社會調查結果顯示，中國10%的家庭控制了整個中國86.7%的財富。而從金字塔頂到塔底，其間的貧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貧富懸殊必然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特別是貧富懸殊逼近社會容忍底線之後。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是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大於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盪。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上世紀60年代，中國基尼係數為0.17到0.18，上世紀80年代為0.21到0.27，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係數就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
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美國2007年為0.45,2013年為0.42。目前全球基尼係數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納米比亞(0.70).2001年以後香港達到0.525,2006年高達0.533,2012年更高達0.537，香港成為已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即使把發展中國家包括在內，香港和新加坡的貧富懸殊也十分嚴重，僅次於薩爾瓦多、哥倫比亞、智利、瓜地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國家而排名倒數18位，台灣2010年官方的基尼係數為0.342,2013年學者計算為0.36;日本、韓國、歐洲等民主國家的基尼係數均低於0.4。
國際上常用基尼係數定量測定社會居民收入分配的差異程度。認為基尼係數低於0.2表示收入過於公平;而0.4是社會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線，故基尼係數應保持在0.2~0.4之間，低於0.2社會動力不足;高於0.4，社會不安定。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基尼係數為0.16(是絕對平均主義造成的)，2007時已經超過警戒線0.4達到了0.48，但目前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0.7。由於部分群體隱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敗泛濫，中國實際收入差距比這個資料還要高得多。
中國基尼係數已高於所有發達國家(如日本基尼係數僅為0.23)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意味着未來中國有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進而造成社會動盪甚至政權穩定。而維穩經費飆高被外界解讀為中國最大的威脅不是國外，而是國內，尖銳的社會矛盾並沒有隨着維穩經費飆高得到有效化解。
近年來，除了土地、資源、資本製造富豪外，眾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國富豪人數龐雜社會財富底數更加模糊混亂。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資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礎設施專案包括各類形象工程，其腐敗尋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主導的4萬億投資項目和各級政府以及銀行配套的20多萬億投資中，至少有5萬多億通過不同管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貪官以及各類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貧富懸殊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一般情況下貧富懸殊並不可怕，只有當貧富懸殊巨大，特別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來自體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敗大行其道時，貧富懸殊才會變得複雜並且伴隨着巨大的危險。
中國是一個擁有5000多年悠久歷史的國家，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權變更和社會動盪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貧富懸殊而引發的社會內亂和抗爭。中國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統退位，史家公認的〝五大盛世〞加起來不足300年，而見諸史料記載的戰爭就有3800餘次。
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必須慎重處理國民收入分配機制，不能任憑貧富懸殊無限擴大。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也完全取決於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國的發展只是讓極少數人富起來，絕大多數人長期只能維持溫飽抑或艱難度日，中國將會很快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