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中國上海。參加首次直接選舉的選民。
冉按：為了參加十一月香港樂施會，48小時內不分晝夜毅行100公里山路的項目，自然少不了一些像樣子的走山路訓練。還沒練通宵戴頭燈走夜路，亦還未練一口吃走50公里山路，才練了七、八次的尋常走山路，訓練得還遠遠不夠。前天三小時四十分走完26公里山路，熱汗碰着山風，得到了今年第一次感冒。
感冒中再讀林建剛兄的《落日餘暉：胡適先生晚年(1949—1962)》，想起民國受教育的諸多人物，那的確是個有缺點的非常年代。所謂非常年代，就是還有不少的自由。這自由所醞釀的學術自由，所造致的學風，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遠非今天所比。但那個時代在四九年後就被「舊社會」和「萬惡的舊社會」給否定了，你以前還未注意奧威爾新話的偉大作用的話，你就應該從「舊社會」這樣的奧氏新話里清醒過來。下面是我以前讀何兆武先生《上學記》所做的一點筆記摘錄，讓大家以小見大地了解歷史。2014年9月6日於成都
最近五天讀書甚多，計有何兆武《上學記》、程千帆的《桑榆憶往》、胡宗剛《不應該遺忘的胡先驌》、昆汀•貝爾(名作家伍爾夫的外甥)的《隱秘的火焰——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其速度令我都甚感驚訝。與此同時，昨天還參加了余光中先生在草堂的一個講座，流沙河先生亦在座。輪到我發言時，我說與二餘先生的中西匯通相比，我敢說四九年後受教育的人，大多是像我這樣二不掛五的人，西不通，中不精的人，所以要出大家是非常難的。別說家學淵源，別說弦歌不輟，單說受教氛圍，簡直不能比擬。
說到這點，令我想起前幾天讀畢的何兆武先生口述之《上學記》——還沒讀過的朋友真是應該買來讀，而且有條件的應該買來分贈友朋，此書為三聯書店出版——勝義紛陳，真是令我感慨萬分，現在讓我們看看那些在「萬惡的舊社會」里所接受教育的人的受教氛圍，以及大學校長、老師的情形吧。看到這樣的老先生，唉!讓我不得不說，歷經秦火，還好，尚留一點文化的餘溫。何先生畢業於西南聯大，是有成就的學者、翻譯家。下面是隨便抄書，不再贅述，只注頁碼。
一：學術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說，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一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師照本宣科讀成了播音員，而且還沒有播音員抑揚頓挫有味道，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P109)
二：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想，科學怎麼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遠不可超越。(P108)
三：可是我做學生的時候，各個老師教的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P107)
四：五四時候沒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火燒趙家樓，大概抓了二三十人，沒過幾天又放了。……放了以後，蔡元培還帶着教師和學生歡迎他們回來，這好像是難想像的事。(P17)
五：過了兩天，我父親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長蔣夢麟寫的，內容很簡單，大意是說，你的女兒被抓起來了，不過請你放心，我一定儘快把她保釋出來，下面是他的簽名蓋章。果然，沒過幾天就把她放出來了。按階級成分劃分，蔣夢麟應該是官僚兼學閥(教育部長、北大校長)，可是居然出面來保學生，怕也是今天難以想像的。解放前(何先生也和許多人一樣把四九年前說成解放前，這是讓我比較遺憾的小地方——冉注)，凡是學生出事，校長大都來保。
六：北洋時期學校里沒有意識形態的統治，到了國民黨時期開始推行黨化教育。……不過總的說來，國民黨的思想控制並不很嚴格，同學之間還是很開放的。(P81、83)
七：考大學、考中學都是各個學校分開考，各招各的，各考各的，比如你選定兩三個學校，就到這兩三個學校去考。(P89)
八：自由有一個好處，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比如自己喜歡看的書，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這種作風非常符合我的胃口。(P96)
九：記得有一次宿舍里爭了一次，那時候正在徵調翻譯官，有的同學是自願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級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強制性的，梅貽琦校長親自開會做動員。開會回來後有個同學就罵：「梅貽琦官迷心竅，這回可是大撈了一把，可以升官發財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說：「打仗需要人，徵調是自然的事情，你怎麼那麼想呢?」於是我們就在宿舍里吵起來，不過過去就過去了，後來我們的關係依然很好。這和解放後非常不一樣，同樣的事情如果放在解放後，梅貽琦是來宣佈黨的政策的，你罵他就是反黨，性質要嚴重得多。(P97)
十：我認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97—98)
十一：再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裏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系何先生的老師——冉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裏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麼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我承認傳統文化里確實有好東西，但並不像他講那麼非常之好。(P111)
十二：圖書館的作用是什麼?應該盡最大可能把書讓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們現在的觀點，圖書是國家的財富，我們要儘量地把它保護好，越翻越爛怎麼成?所以就千方百計地儘量少讓人看，或者不讓人看，這在無形之中，使們國家在吸收知識方面落後了。(P121—122)
十三：現在不是很多人在討論：如果魯迅活着會怎麼樣?其實同樣可以問：如果聞一多活着會怎麼樣?僅憑一包熱情，恐怕也不會暢行無阻，我這麼想。(141)
十四：愛國是大家的義務，反對侵略者是國民的天職，遊行我參加，回來也挺興奮的，宣言也簽名表態，但實際的政治活動我不參加。(197—198)
十五：讀書並不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讀書本身帶來內心的滿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遊，在別人看來，遊山玩水跑了一天，什麼價值都沒有，但對我來說，過程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標準來衡量的。(201)
十六：簡單的信仰也不同能等於幸福，因為它沒有以歷批判的洗鍊，不免流入一種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淪為愚夫愚婦的說法。一切必須從懷疑入手。(224)
十七：(1939年英國工黨Stafford Cripps來西南聯大演講——冉注)Cripps在演講里大罵張伯倫和保守黨，這讓我非常驚異，也很開竅。因為在我們中國沒有這個傳統，而他居然在打仗的時候，在國外罵自己國家的領袖，這是我們中國人不能想像的。(269)
2006年9月9日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