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過海內外許多有關達賴喇嘛的報道，但我極少對西藏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這是因為國家統一和民族的大事，太敏感而壯重，我從未去過西藏，對這個嚴峻的問題沒有研究，也自然沒有發言權，所以，以前，曾有人多次邀請我去聆聽達賴喇嘛的演講，都被我婉拒，我承認達賴喇嘛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一些着述表明他已不甚了解中共官員的變化，這嚴重影響了他的決策，現在，情況似乎發生了微妙的漸變，形勢在向積極的健康的方向發展，最令我感動的是近日他在訪問漢堡期間，接受德國之聲記者的一篇訪談，雖然，他談鋒甚健，設及伊拉克丶敘利亞局勢，中國佛教徒人數增加，以及他對西藏未來的樂觀態度，思路很廣，但主要的精華是如下一段精彩的話語：
在依次概括評價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之後，他強調指出，習近平的政策和行動似乎更具現實性。就像鄧小平所說的: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我認為新領導層在遵循這一主張。而已經去世的胡耀邦當年正是遵循這一主張。習近平主席似乎傾向於胡耀邦的作法。在胡耀邦上世紀80年代初訪問拉薩時，他的公開講話和評論都非常具現實性。那個時候，人人懷着巨大希望。我至今認為，如果胡耀邦掌權時間更長的話，西藏問題已經解決了。習近平似乎也在遵循這種現實性的主張，因此還有希望。無論如何∶還是懷着希望做最壞的打算比較好。
也許讀者還記得我發表的一篇題為《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國》的文章，在那裏也談及西藏等問題，我的觀點與達賴喇嘛基本上是一致的，真的，我發之內心地堅信，假如按照胡耀邦的想法，以懷柔包容的態度對待西藏，處理各種棘手的問題，就能避免一些挫折，西藏和新疆都絕對不會是今天這種局面，如同華國鋒粉碎「四人幫」一樣，習近平抓捕了薄熙來，周永康和徐才厚，這都是改變和較正歷史航程的壯舉，它不僅是下一步「依法治國」的鋪墊，對漢民族是積德的大好事，而且，也給解決包括西藏在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帶來了歷史性的新機遇，因為周永康等人獨掌政法委大權，高壓維穩，製造冤假錯案，不僅害慘了漢族百姓，也極大傷害了少數民族的心，習近平有志在懲處周永康等「大老虎」之餘，恢復司法的尊嚴和公平，也給民族合諧，國家統一帶來一片陽光，達賴喇嘛是不同尋常的人物，他當然是「春江水暖鴨先知」。
我認為，達賴喇嘛的這段話，有幾層含義，一是他對習近平的總體評價，比較準確：他的政策和行動似乎更具現實性，而且十分到位地找到他認識的根源：從事實中尋找真理。達賴喇嘛說，在不久前的歐洲之行訪問巴黎時，習公開表示，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佛教徒應承擔起更多責任。對我而言，這非常不尋常∶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公開讚揚丶積極評價佛教，事情正在發生變化。顯然，習想超越毛鄧江胡，在反腐倡廉方面已經走在了前面;在台灣，西藏，新疆等許多問題上，他都爭強好勝，都想與眾不同，有所作為;二是習以胡耀邦為榜樣，雖然目前黨內阻力很大，攪局的人不少，但他從心裏是仿效胡的，對待西藏的敏感問題，他是有意把胡的思想做為參照系的，所以，才有了印度媒體25日所透露的新聞：中國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吳英傑說，北京正與流亡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私人特使」，針對達賴喇嘛重返西藏展開談判。他並表示，只要放棄分離主義活動，所有人都可返回西藏;三是達賴喇嘛的態度：雖有最壞的打算，但燃起新的希望，對此，我非常高興。
這使我想起2006年初，我從監獄獲釋後經歷的一件事：我被判刑前，由於工作的關係，曾與大連中山區南山輕體房廠的法人代表孫惠民有點交情，但我與其久別重逢後得知，他曾受上級指派到西藏那曲地區任索縣常務副縣長，工作了三年，他幹得非常好，與當地許多藏民成了好朋友，他講了許多生動有趣的小故事，每一個細節都是感人至深的。我太了解他了，他絕對不會編故事騙我的，因為那時我在薄熙來的死黨，大連市國安局黨委書記車克民及馬仔彭東輝，王富選等特務的嚴密監控下，根本不能發表文章，他沒有必要用西藏的故事對我洗腦。
實際上，人的本性是不能變的，他從西藏回來後，當上大連市中山區青泥街道的黨支書，一點也沒變，還是對待朋友熱情，真誠而慷慨，他告訴我，他離開那曲地區索縣的時候，有很多的藏民送了他幾十里，久久不願分手，正如他與我的交情一樣，我相信他描述的故事是真實的，所以，2009年背井離鄉，移居多倫多之後，每當我讀到有關西藏的一些負面消息時，就油然想到了孫惠民，他今年接近50歲，現任大連市中山區組織部副部長，如果中共能把他這樣的幹部，不是蜻蜓點水地，而是長期地培養，重用，留在那裏，真誠地為藏民服務，該有多好啊。總之，西藏出了問題，外部分裂勢力的鼓動和挑唆確實存在，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地方官員沒有學習胡耀邦，也沒有孫惠民那樣公而忘私的人品。或者說，缺乏選拔好人的機制。因此，達賴喇嘛從習近平身上看到重新燃燒的希望，或許它能繼續點亮和溫暖藏民的心。
由於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太久，類似上述孫惠民這樣的援藏幹部的故事，知道很少，我可以向他轉述一些：2001年6月，孫惠民進藏剛到索縣的時候，就聽說赤多鄉政府的房子部分已經倒塌，鄉幹部們不得不擠在大帳篷里工作長達兩年多。他感到震驚和難過，那些情景與大連形成天壤之別，這位當過企業老闆的官員，不畏堅險，毅然踏上去赤多的路。途中和鄉親一起探路丶搬運石頭，花費7個多小時才走完81公里的路程。到達目的地，他立刻投入工作，至此開局，贏得了民心，使鄉政府重建項目當年竣工，結束了鄉幹部帳篷辦公的歷史。
此後在索縣，他克服高山反應丶路途艱險丶語言障礙等不適問題，不到2個月的時間，足跡遍及全縣10個鄉(鎮)，為索縣加快脫貧致富步伐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了基礎。援藏3年，他先後為敬老院和孤兒學生捐款8000元，扶持4名孤兒和單親家庭孩子上學，扶助8位孤寡老人生活。我想，達賴喇嘛以前聽到的負面消息太多，正面的太少，也許孫也有不足之處，但在我受到監控，薄熙來權勢依然如日中天之時，他還敢與我交往，並慷慨地幫助我，這足證他的人品，他對包括藏民在內的所有的人都好，是不用懷疑的事實。因此，他的經歷對達賴喇嘛和援藏幹部都是很好的啟迪。
既然西藏，新疆是中國的一部分，既然少數民族是漢族的親兄弟，那麼，就應當和他們心貼心地思索問題。在政治改革，經濟建設和行政版圖上，對西藏和新疆沒有大的動作，很難改變目前的困局，為什麼新疆出了那麼大的問題，就是周永康，王樂泉之類的貪官污吏多年胡作非為造成的，抓捕了他們之後，還應當平反冤假錯案，更應當真心實意地抓經濟，叫少數民族的兄弟們富起來，比如，把新疆西藏連在一起，搞一個「新藏經濟特區」，中央給優惠政策，銀行給貸款，各省給項目，鼓勵他們發家致富，而不是漢族官員去掠奪老百姓的財富和資源，轟轟烈烈地像當年的深圳那樣，試一試看，準保大有改觀。同時，把廣東，港澳連成一體，搞一個「粵港政治特區」，與「新藏經濟特區」遙相呼應，既保留3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又給國人民主轉型的希望，值此佳機，老態龍鍾，歸鄉心切的達賴喇嘛，豈有不想回家之意?把他請回來了，牽一髮而動全身，藏民的事就穩定了一大半，真的事半功倍啊。據說，2002年9月至2010年1月，達賴喇嘛的特使與北京展開過九輪談判。但願第十輪能有突破式進展。
2014年9月3日改於多倫多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