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現代醫院分工嚴格，醫生只是大體系中的一個小分子，他不能指揮整個醫院，甚至連藥房他都使喚不了。與以往在家看病抓藥的老中醫的權限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報紙的社會新聞版上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病人性命攸關，醫生見死不救。仿佛醫生個個都是勢利眼，只給富人治病，不給窮人看病。
17歲那年，出於對某種生活的模煳憧憬，我報考了中國最好的醫學院。直到交志願表的前一個月，我還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醫學生。就在這時，朋友向我說起她看過的一個紀錄片，說的是協和醫院婦產科名醫林巧稚，說她如何醫術高超，做人一品，說那灰磚綠瓦的醫學院如何著名，如何培養一流的醫學生。幾句話勾勒的圖畫，在一剎那擊中了我的某根神經。因為17歲的我，一直希望自己能走一條不同於別人的路。我一邊覺得這8年醫學生活會充滿艱辛，一邊又覺得它將不同尋常、不落俗套。
同級的30個新同學見面後，便開始交換理想，大部分女生都是受了林巧稚的鼓舞進了協和醫院，並立志要做當代名醫。只是很快，這些輝煌與欣喜便被稀釋，接下來是真實生活一波接一波的長久考驗：我們宣誓過希波克拉底誓言，硬着頭皮解剖了半年的屍體，早上睡眼朦朧地給全病區的病人扎針抽血，搶着給闌尾炎病人做手術，每晚自習到深夜12點以後。直至最終，我們把幾年學過的內外婦兒幾本大厚書摞在一起，把自己困在教室里一個月，昏天黑地。然後熬過了冗長的畢業考試。
我數了一下，除了選修課之外，8年下來大大小小總共考了59科。而在這8年中，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如果說醫學本身是門並不完美的科學，那麼從事醫學的醫生，就是選擇了一份背着人道主義重擔、過程卻冷暖自知的職業。這份職業，承擔着來自病人類似上帝的期待，卻脫不了一個凡人的身份，脫不了身邊需要面對的瑣碎現實。
8年後我畢業，沒有做醫生。畢業那天，我穿着博士服，導師則打着印有YALE(耶魯大學)字樣的領帶。我們合影，然後說再見。早年畢業於教會學校的導師看着我，忍不住說：「你不做醫生，很可惜」。
那段時間，媽媽經常在電話里說上樓很吃力，這表明她的風濕性心臟病加重了。我讓她來北京複查，如果可能就做次介入性的球囊擴張術，強度也不大，還能解決點問題。靠着在醫院積累的關係，我事先進行了周密的安排。但就在治療前，一項必須的檢查除了發現重度二尖瓣狹窄外，
還發現她的瓣膜有血栓。醫生說這種情況肯定不能做球囊擴張了，如果要做，必須是開胸手術。在拿到檢查單的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落了下來。
對當時月生活補貼僅200多元的我來說，5萬元的手術費，是個龐大的數字，去哪兒籌這筆巨款呢?那晚，按照實驗計劃，我必須去豐臺區大紅門屠宰場取10隻豬眼睛回來做實驗。與外面漸歸寂靜的世界不同的是，屠宰場上班的時間是午夜。我先在漆黑的夜裏等了一個小時。待工人上班後，我穿過血流成河的地面，聽着豬臨死前悽慘的哀鳴，看着工人麻利地用刀剜出5頭豬的眼睛。我飛快地付了50元錢，逃離了現場。
我拎着盛着豬眼睛的冰盒回到了昏暗的實驗室，強忍着瞌睡，在地下實驗室一直忙到天亮。等我回去時，媽媽還在等我。她態度堅定地告訴我：「我想好了，暫時不做手術。」作為一個醫學生，我沒能說服媽媽。當然媽媽和我都明白：即使媽媽被我說服了，我也付不起這筆巨額手術費。
這一夜對我來說，刻骨銘心。
第二天中午吃飯時，導師對我說：「聽說科里名額緊張，今年的已經用掉了。現在有些事很亂。不過沒事，你看這樣行不行?我的科研經費賬戶里還有差不多3萬美金，我可以去跟院長說，要求你留在眼科，我用科研經費付你工資，帶你看門診。這樣，以後咱們爺兒倆每周可以抽兩個半天去圖書館，一起討論問題，把我會的全教給你。我相信你會是個很有前途的醫生。」他描述的生活讓我有一刻的嚮往和動心，但很快就被現實淹沒了。
我不敢看老人的眼睛，真不知道怎樣告訴他。就在昨天，我已打定主意，離開醫院去美國做科研。我最終還是咬咬牙告訴導師：「我不打算做醫生了。」
「多可惜，為什麼?」老人很驚訝。
為什麼不做醫生?有的理由我無法跟老人說。他一生思想那麼單純，心態那麼樂觀。他能懂得身處在我們這個年代，一個平凡醫生精神和物質分裂的矛盾嗎?他會認為現在醫學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技術和知識，還有其他問題因為過於宏大過於龐雜而無法解決嗎?他能接受張孝騫、林巧稚時代已經像一個純真的童話年代一去不返了嗎?他能告訴我一個有宿命感、同時又追求豐富性、多樣化的年輕醫學生，怎麼在以醫學為職業的一生中得到內心的幸福和平靜嗎?
8年前，我因為林巧稚、琉璃瓦、救死扶傷選擇了學醫。8年中，我也曾品嘗過學醫的幸福，也像我的同學一樣，為學習醫學知識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但是這幸福這艱辛，最終在渺小個人、龐大社會、迅變時代、科學進展的雜燴湯里被漸漸稀釋。
鮮為人知的隱痛
在一次同學聚會上，一位在急診輪轉的同學問大家：「一個車禍外傷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診，沒有擔保人，沒人交住院押金。經濟情況不明，給不給他治?」如果按照上學時我們所受的救死扶傷的教育，當然無需思量，馬上搶救。但按照現實醫院的教育結果，首要的問題則是醫療費由誰來付?假使當班醫生被油然而生的責任感驅使，不問費用便救死扶傷，最後極有可能挨醫院訓斥。
此外，假使這個病人因沒錢而取不到藥，單單指責這個醫生不救人就有點冤枉。眾所周知，現代醫院分工嚴格，醫生只是大體系中的一個小分子，他不能指揮整個醫院，甚至連藥房他都使喚不了。與以往在家看病抓藥的老中醫的權限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報紙的社會新聞版上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病人性命攸關，醫生見死不救。仿佛醫生個個都是勢利眼，只給富人治病，不給窮人看病。
在看病這件事上，我們往往簡化為醫生和病人兩個人之間的事，而忘記了醫患身處的醫療環境。我們能看見的只是醫生，醫生是代表醫療露臉和我們面對面的那個人。但不應將患者對醫學、醫療、保險體系的不滿和怨憤，統統轉嫁到醫生身上。
有一項調查其中問道：「你是否在臨床工作中遇到過醫患糾紛」?在被調查的200多位醫生中，大多回答是「太多了」、「我剛剛還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兩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調查的每位醫生都遇到過醫患糾紛。輕則挨譴責怒罵，彼此不歡而散;重則患者告上法院，甚至醫生遭受暴力。當被問到你最怕什麼時，被調查的醫生幾乎眾口一詞：「醫療糾紛」。
在越來越多人們的印象中，醫生的形象從未像今天這樣歧義橫生。但很少有人確切知道醫生這個職業的辛勞與風險。有項調查得出結論：「如今醫生已經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們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殺，更容易患上心臟病和胃潰瘍，比其他人群更需要有心理諮詢，比他們的同時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們的婚姻持續時間不長，他們在巨大的壓力下步履維艱，不堪重負。」
當醫生成為病人
有一位美國的老教授，行醫50年，到晚年時得知自己得了喉癌。他成了病人。他從「站在病床邊」，一下子變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審視着眼前的醫學、醫院和醫生，頃刻之間他獲得了不同的意義——屬於病人的意義。他回憶自己曾經作為醫生高高在上、習慣發號施令，但自己成為癌症病人後，遭遇和心情與其他病人如出一轍：他不敢面對疾病的真相，他被護士嘲笑「脖子短」，醫護人員無視他的尊嚴，他眼前的商業醫療環境一味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他自己開始意識到，其實「這些問題當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為病人以後，再度回來工作時，視野才被打開」。一個醫生什麼時候才能真切體會到病人所面臨的問題，也許只有等他成為病人的那一天起才能覺悟。
這位老教授如此對比角色轉換後的感受：做醫生時，他習慣做命關病人生死的決定，習慣擁有權力。可當他是病人時，這些權力消失得無影無蹤。成為病人後，儘管他也認識幾個熟人，但他也只能像所有病人一樣，做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他時時會碰上等了一個小時但看病只花了5分鐘的情形。處在「病人」角色的他，終於意識到，醫生的一點點同情心對病人是多麼意味深遠。這位德高望重的醫生成為病人後，還經歷了兩次被醫生「誤診」的倒霉經歷。他本可以控告誤診的醫生，但回想從醫這麼多年，從沒被病人告過，可他自己肯定也犯過類似錯誤。
正如他所言：眼前每次痛苦的經歷，都能讓我設身處地地想起當年自己行醫時的情形，我更願意把這些經歷告訴自己和年輕的醫生，成為他們日後行醫的教材。他在《親嘗我自己的藥方》一書的序言中說：「如果我能從頭來過的話，我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醫，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給人這種重新來過的機會。我能做的，就是告訴你，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希望你我都能從中得到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