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余志堅
故事整理人：馬蕭
受訪人簡介：余志堅，湖南瀏陽人，1989年5月23日，與湖南同鄉魯德成、喻東嶽一道往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上潑雞蛋，被當局以「反革命破壞罪」、「反革命煽動宣傳罪」判處無期徒刑，現流亡美國。
回顧「1989-5-23」事件
1989年5月23日下午，我和喻東嶽、魯德成三人被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交給警察，具體時間應該是晚上七點多，當時天安門廣場全部是由學生的糾察隊在維持秩序，而警察已經沒有正常執勤了。現在很多人都在問當時的學生為什麼會把我們交給警察?到今天都像是一起無頭公案一樣，而現在有些學生在反省自己，他們當時不應當把我們三人交給警察，但當時他們確實就是這樣做的，我並不在意這個，我在意的是喻東嶽，他在當時受到了學生們的不公正對待，腦袋都被學生打蒙了，喻東嶽後來在監獄中被逼迫成精神病，我想同這一次遭到學生的暴打是有因果關聯的，而喻東嶽到現在的精神病都很嚴重，無法治癒。
據當時在場的廣場學生糾察隊隊長郭海峰迴憶，就是否應該把我們交給警察學生曾經有一個投票，同意將我們交給警察的多一票。當時的學生將我們定位為「特務、奸細、破壞學運的破壞份子」，就是指我們污損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畫像的行為，當時我們還在城門的兩側掛了一幅橫幅——「五千年專制可以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但我們根本沒有達到我們的目的，反而被學生們當成特務順手交給了警察。當時由郭海峰負責執勤，他把我們交給了離廣場最近的派出所，還特意要求警察寫了一張收條，收條上註明收到我們三個人。那些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隨即在那個已經被污損的毛澤東畫像下面也打出一條橫幅，稱「這不是學生乾的，這不是人民乾的。」「人民和學生是重疊在一起的。」所以，我們既不是學生，也不是人民，從這個社會中被清除出去了，應當說當時的學生心裏其實是恐懼的，他們害怕激化矛盾，所以要和我們三個人的行為劃清界限，漂清關係。
現在很多人都在批判共產黨對待那場社會運動的處理方式，但實際上，共產黨的罪惡並不是從1989年才生長出來的，自1949年建政之後，它都是一路殺戮過來的，像內戰啊、鎮反啊、肅反啊、反右啊，以及文革，它每推行一項政策都是以迫害無辜人們告終的，少則幾十萬人，多則上百萬人，甚至上千萬人。順便要說一下的是，我們三個人沒有一個人的家庭受到過共產黨的迫害，沒有一個人出身在「黑五類」家庭，但我們對這些問題卻已經看得非常清楚，因為當時已經不是一九七九年，而是到了一九八九年，整整過了十年時間，很多毛澤東時代的資料在大陸都能公開地看到，只要稍微有些分析能力，都能夠明白這些道理。共產黨的正義性在哪裏?無非是承諾給人民以主權嘛，它承諾給農民以土地，但農民的土地在哪裏?它承諾給工人以選票，但工人的選票在哪裏?它承諾給知識份子以言論自由，但知識份子的言論自由在哪裏?
我們是在北京戒嚴之後的三、四天之後才決定去砸毛澤東畫像的，在當時我們就已經意識到了共產黨很有可能會開槍，因為它已經宣佈戒嚴了，但學生除了攔阻軍車進城，沒有任何反戒嚴的措施，我們當時上過建議書，要求廣場上學生、市民應當成立自己的政府，我們建議在紀念碑旁邊成立自己的政府，可以佔領人民大會堂，可以佔領中央電視台，這些在當時都是可以做到的，因為當時的警察都已經撤防了，而很多黨政機關的幹部都出來遊行了，而學生們想到的就是繼續堅守還是撤離，並且堅守還被認為是激進的主張，我們的建議根本就沒有被人提及過。實際上，當時的遊行規模根本不是什麼幾十萬人、上百萬人參與，光北京就有好幾百萬市民參與，而像我們湖南幾乎全部動員起來了，現在很多人都將那場運動聚焦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讓外界誤以為當時只有在北京，只有學生在活動，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們好像都是看客，好像都在冷眼旁觀，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們在瀏陽——胡耀邦的故鄉曾組織了一次公祭大會，把整個瀏陽城都擠得水泄不通，在整個大陸應該是有上億人參與的，包括了各個階層的人，這樣的社會運動規模在當時鄧小平、李鵬根本就不敢下手，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像趙紫陽、方勵之這些人是必須要站出來的，在共產黨內部，趙紫陽是最有聲望的，但趙紫陽根本沒有擔當，而民間來說，方勵之是最有聲望的，連普通的中國人都知道方勵之的名字，他也是深孚眾望的，實際上，學生是沒有什麼政治經驗的，但除了那些學生在廣場上為「堅守」還是「撤離」吵得不可開交之外，那些有政治經驗的、有擔當能力的成年人站出來主持大局的太少了。
很多人現在認為我們三個人是先行者，但我們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讓我感到困惑的是，當時那些學生都對共產黨的本質認識不清，而且連那麼多的知識份子、市民都意識到不到這些問題。還有人同情當時的學生，認為學生在鬥爭的策略上存在問題，但我認為，策略的對錯應該建立在對事物的本質有一個清醒認識的基礎之上，如果對這個東西的本質都沒有弄明白，就根本談不上策略的對錯問題，這是我這些年以來的一些思考，但在25年後的今天，我的這些看法和主張都一直不是主流，許多當時親歷過那場社會運動的當事人依然對共產黨抱有莫大的希望，並且到今天這種看法都一直把持着民間知識份子的主流話語權，甚至有些人還在為當年共產黨、為鄧小平的做法開脫，這樣的思想混亂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逮捕與審判
我們被廣場上的學生糾察隊送到離天安門廣場最近的南池子派出所，在那裏呆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也就是1989年5月24日，又轉到了北京市東城區公安分局，被收容審查，之後，又轉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直到6月15日，我們才被宣佈正式逮捕。
我們從湖南去北京之前，都是對自己的處境有了相當的評估，甚至做好了被槍斃的心理準備，因此，對進公安局這樣的遭遇早就有準備，因此，我們都沒有太多的心理壓力，除了在南池子派出所，警察了解了我們的身份，基本上，到6月15日之前，就沒有人管我們了，因為當時整個是一個特殊情況。
在收容所，我們三個人是分開關押的，我和一個小偷關在一起，有時候偶爾也能夠收到一份報紙看，了解收容所外面發生的事情。但是，在6月3日、6月4日，我所在的「號子」里突然如潮水般關進來很多人，就是那些所謂的暴徒、市民、學生，在6月3日晚上11點多鐘之後，我聽到了機關槍的掃射聲，一晚上都沒有斷，我當時在「號子」里就知道發生了特殊情況，當時，我很不好受，因為槍聲是從四面八方傳過來的，我意識到共產黨正式開始大開殺戒了，但外面究竟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到6月4日，隨着這些人陸陸續續被送進來，我確證了先前的猜測，我那個房間就關了三十多個人，擠得水泄不通，都在那裏說話，說軍隊在開槍，在殺人。
我所在的「號子」不是很大，大概有二十來平米，正常情況不會關押超過八個人，因為那個炕只能躺八個人，現在突然之間送來三四十個人，連擠都擠不下，如果想躺下來就更不可能，「號子」裏面的氣味非常大，而且又不能洗澡，正是夏天，那真是活受罪，和外面唯一的聯繫就是到了吃飯的時間有人從外面塞點東西進來，供關在這裏的人吃。
後來關進來的這些人，主要是北京的市民、學生，有些是從廣場上抓進來的，有些拿石頭打軍車，被人舉報，有些是晚上在街頭行走，被戒嚴的軍人抓進來的，任何新人剛進來，就是一頓暴打，個個打得頭破血流，當時的收容所因為「軍管」的原因都被軍人控制了，有些學生剛進來，說「不要打，我們都是學生。」這些執勤的軍人說，「打得就是你們這些學生，打得就是你們這些學生。」軍人出手就更重、更狠，當時這些學生被打得特別慘。
在收容所呆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又被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當時的警察已經沒有介入，而是由軍人直接押送的，由軍用的吉普車負責押送我們，三個人，一人一輛，五個全副武裝的軍人把我從收容所架出來，根本不是押送，而是像捏小雞一樣，把我往吉普車上一扔，扔到車上的時候，我的身體失去平衡，頭就摔在車座板上，等我爬起來，一個軍人就拿着衝鋒鎗槍托迎面一下，當時我就被打掉一顆牙，滿臉都是血。然後，他們又用大頭皮鞋踩着我的腦袋，我腦海中一片空白，當時就想他們是不是要把我們拿出去直接處決了，因為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又在想，斃了就斃了吧，反正人生總得畫這麼一個圓，有點像魯迅筆下的阿Q，反正當時好像想了很多問題，又好像什麼問題都沒有想。但後來，他們把我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宣佈正式逮捕，還要我在逮捕令上簽字，到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噢，是換了一個地方。
接下來開始走程序，我們三個人的程序走的是比較快的，因為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要處理那麼多人，但我們還不是最快的，最快的是直接被處決的那一批人，六月份就槍斃了兩批、三批人，後來還有更多。到了七月份，提審我們的次數就非常多了，幾乎每天都在提審，警方成立了專案組，還去了湖南瀏陽，他們親自到我所在的學校，搜了我幾十本日記，只要他們認為有用的東西，都被抄走了，而北京這邊，他們就審，審問的範圍也相當寬泛，比如，問我們的行為是不是有人在背後主使，談我們的思想認識過程，等等，他們搜到我的日記之後，也拿來問，因為當時的三月份有西藏事件，他們就說你都在支持西藏的暴亂，說我一直以來就有反共的思想。
基本上，我對他們的審訊都是實話實說，都到了這個份上，也沒有必要隱藏什麼觀點了。但是，在審訊過程中，警察並沒有使用過酷刑，不過，審訊的時間卻沒完沒了，完全沒有時間控制，想什麼時候審就什麼時間審，有時候是半夜裏提審，一審就是十個多小時，讓人受不了的還不是長時間審訊，因為它並不是結束了，有時候審訊完，剛把你關進「號子」，你還沒有閉上眼睛，他們又把你提出去，又一個什麼問題要問，就是這樣無休止的提問，讓人受不了，因為他們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結案。
最讓人受不了的是銬子。我們在進收容所之後就一直戴着銬子生活，一直沒有取下來過，睡覺銬着，吃飯銬着，上廁所也要銬着，很不舒服，我還看到比我們更慘的，更多的人，不僅戴着手銬，而且還拖着沉重的腳鐐，這些是可能被判死刑的，有政治犯、良心犯、刑事犯，都混在一起。
北京的看守所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大同小異，都有牢頭獄霸，他們代表警察分配食物，吃的東西有點像豬食，窩窩頭，鹹菜，整天就吃這些東西。新進「號子」的犯人一進來就是一個下馬威，一頓暴打，有些特殊的犯人警察會打招呼，這些牢頭獄霸也會聽招呼，這樣皮肉之苦就免了，相比之下，我的遭遇還算好，因為剛進去的時候，「號子」裏面只有四五個人，為首的那些犯人對北京外面發生的事情很關心，他們急於向我了解外面發生的事情，他們也知道我是為什麼原因被關進來的，因此對我非常尊敬。
當時，我在「號子」里也沒有閒着，還做過兩三件事情，一個就是在「號子」的牆壁上寫一些「反詩」，反對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我的職業是教師，也算是半個詩人，後來還有人在「號子」里看到過我寫的這些詩;二是帶着「號子」的犯人一起唱國際歌，那時候整個北京城經常唱國際歌，有一兩個晚上，我們聯合整個樓里的犯人都唱國際歌，把整個樓都震得一搖一擺的，那些武警、軍人就在外面站崗，只要我們一唱國際歌，他們就端着槍衝進來，有時是拿着銬子，非常嚴厲，要求我們停下來，我們也聽招呼，就停下來了，第二天大家又一起開唱，在「號子」里我們就是這樣度過的。
一審是1989年7月份，在北京市第一中院，當時是秘密審判，沒有旁聽，庭審也很快，罪名是「反革命破壞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我請了律師，二審是在北京市高級法院，時間是在8月11日。當時我猜測自己可能會判死刑，所以還寫好了遺書，當我聽到判決無期徒刑之後，有點出人意料，我高興的跳起來了。我們三個人的刑期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我被認定為主犯，因為是我提議去北京的，喻東嶽則判了二十年，但從共產黨的刑法實踐來看，無期徒刑和二十年有期徒刑幾乎沒有什麼差別，而魯德成被判十六年。
監獄生活
在審判結束之後不久，我們就被送回湖南，一開始都關在衡陽監獄，1990年過年我們三個人是在一起過的，四月份我們才陸續分監，我送到了永州監獄，而喻東嶽則分在湖南省第一監獄，即赤山監獄。我們三個人在監獄的生活都是比較殘酷的，而喻東嶽後來精神之所以有問題，有幾個現實的原因，第一，他所在的赤山監獄是我們三個人中環境最差的、最殘酷的一個，第二，他是教師，也是一個詩人，有詩人氣質，然後，做了記者，屬於那種情緒比較容易激動、波動大的那種性格，這種性格最不適合在監獄生活，因為監獄殘酷、呆板，沒有想像力，沒有詩意，特別是共產黨的監獄，暗無天日，毫無人性，是最沒有詩意的地方，感覺是最差的，第三，他周圍的壓力對他的心理影響非常大，像我和魯德成做了事情之後，家庭、朋友對我們的影響很小，而喻東嶽卻受到了莫大的壓力，他出身於鄉下的農村家庭，是家中的長子，要承擔家庭的經濟重擔，他的行為讓家人非常失望，他的朋友、同學也沒有一個理解他的，他進監獄之後，收到過很多信件，也有人專門去監獄看過他，但沒有一個人理解他的心情，都是指責他的，說你一個詩人，一個很有前途的，去一趟北京也就可以了，怎麼做出這種「極端」的事情來，為什麼不好好生活，太過份了，完全不能接受，等等，這些外界的不理解和指責聲都給了喻東嶽很大的壓力。
直接的原因則牽涉到監獄裏發生的一件事情，他們那個監室的犯人在監獄裏面收聽美國之音，當時收聽的不止他一個人，可能有七八個人，喻東嶽是一個詩人，關心外面發生的事情，然後他也非常關心政治，當然也是其中一個，但在大陸，即使在監獄外面，收聽美國之音都是危險的，何況在監獄裏面，這樣的事情在監獄裏面是屬於犯罪行為，是可以加刑的，而喻東嶽內心是想早點出去，不想被加刑，所以很緊張，想向監獄方面解釋這件事情，他在晚上去找獄警，去敲獄警的門，想解釋這件事情，那個值班獄警打開門就抽了他幾個耳光，這樣他越想事情就越嚴重，思想轉不過彎來，其實根本不需要向監獄澄清什麼的，第二天，他乾脆在監獄的黑板上寫了「平反六四、打倒鄧小平」之類的話，他本來的原意不是這樣的，但挨了幾個耳光之後，在一念之間就這麼做了。這再一次觸怒了監獄方面，將他綁起來，放在太陽下面曝曬了整整一天，又把他送到了嚴管隊，被狠狠地暴打了一頓，我有過這樣的經歷，是非常殘酷的，他的精神就這樣徹底崩潰了，他開始尋找自殺機會，被監獄發現了他的自殺傾向，又再一次折磨他，這樣，他再也沒能回到他先前所在的監區。
我是挺過來了，但也不容易。我當時被分在了永州監獄，監獄盯得我很緊，因為我們三個人的事情在報紙上、電視上都有過報道，這些情況他們都知道，把我當作監獄的第一犯人看對待，而我對這些都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在監獄，政治犯和刑事犯是有差別的，刑事犯人各種犯罪行為都有，各種各樣的人都有，而政治犯並沒有被單獨地關押，和刑事犯混合地關在一起，利用刑事犯來監視政治犯，像有一些刑事犯監獄很放心，把什麼事情都交給他們，利用他們來監視政治犯，政治犯在監獄裏面更不自由，你不能從這個監區走到那個監區，但另一方面，無論是獄警，還是刑事犯，相對來說又比較敬重政治犯。
剛進去一兩個月的時候，監獄方面要求我去參加體力勞動，是在車間裏面製造各種汽車配件，那種噪音非常大，機床、車床、刨床切割金屬的聲音，讓人受不了，但一般的犯人沒有辦法，必須要勞動，他們讓我也去學，我說我受不了那種噪音，再說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我不需要所謂的勞動改造，如果有需要，我也只需要你們在思想上說服我，實際上就是抵抗這種奴役勞動。
於是，他們就把我單獨關到嚴管隊，關一段時間之後又把我放出來，放出來我還是不勞動，然後又把我送進去，光嚴管隊我就被關了三次，關「小號」，一共關了十三個月，超過一年的時間我是在嚴管隊度過的。所謂的「嚴管隊」，犯人一進去就是一頓暴打，大部分是嚴管隊的犯人執行的，這些犯人是幫助獄警維持監獄秩序的，又稱「行刑隊」，專門幫助獄警打犯人。還有，在嚴管隊裏吃不飽，在監獄的車監監區里，還能夠勉強填飽肚子，但在嚴管隊，每頓就是一碗稀飯，餓得讓人受不了，二十多歲的年齡，餐餐給你弄一點稀飯，從門外邊給你塞進來，天天都是如此。還有就是不給你放風，「小號子」高度很低，不能站起來，我關那種「小號子」最長的一次是九個月，最短的一次一個月。
有三個獄警，他們聽說我老是不服從監獄的「管教」，不勞動，就整我。他們把我弄進嚴管隊辦公室，用三支電棒，電得我，叫人受不了，整整電了我好幾個小時，電得我幾乎一絲不掛了，當時正是大冬天，我只穿了一件破棉襖，他們就一直用電棒在我身上吱，從頭到腳，電棒充電之後發出的聲音劈劈啪啪響個不停，就這樣持續了幾個小時，一直到我昏死過去，他們才罷手，這是我記憶當中最深刻的一次，像這樣的電刑，在監獄裏面是非常流行的。
每年在監獄裏都有犯人自殺，上吊、跳樓的都有，永州監獄在96、97年之前一直干機械方面的活，製造汽車配件，所以工作時間比較固定，一般都是白天八九個小時，晚上不工作，因為比較容易出事故，但97年之後，訂單慢慢地不夠了，所以監獄沒活幹了，於是全部干手工勞動，這樣監獄方面就不用擔心出事故，犯人平均每天都要勞動十二個小時、十五個小時以上，甚至還要干通宵，太累了，所以很多犯人都受不了，自殺的、自殘的特別多，一些犯人紛紛把自己的手指頭剁掉，砍掉，後來看到這些自殘行為都麻木了，還有些犯人，他們為了逃避這種強迫勞動，找一個注射器，往自己的大腿上注射煤油，讓自己的兩條大腿都腐爛，一方面是要抵抗這種強迫勞動，一方面希望保外就醫，我的一個獄友就是採取這種自殘行為的，他的兩條腿就這樣生生地爛掉了，直到後來也沒法醫治。
自殺的場面就更慘不忍睹了，和我同在一監室的犯人，是一個農村青年，被判無期徒刑，因為受不了監獄的這種勞動，又不可能拒絕幹活，於是，他爬到監獄的教學樓樓頂，也不知道他是怎麼爬上去的，從上面跳下來，腦漿迸裂，鮮血灑了一地，那個場面太慘烈了，我當時就站在那裏，親眼目睹了這一幕，這種犯人的自殺行為在監獄裏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很多起。
而我之所以能夠挺過來，因為我當時心裏有一種信念，剛進去的時候，我認為共產黨很快就會垮台的，我對和我一起坐牢的「六四」政治犯都說，「我們的刑期都是一樣的」，就是不到三五年就會出去，這種強烈的念頭一直持續到1992年之前，也就是剛進監獄時那段最艱難的日子，我當時咬緊牙關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扛過去，一定要活着出去，這樣才撐着我挺過嚴管隊的那段日子。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我慢慢發現共產黨在變化，我發現它還能夠維持一段時間，我的這種信念才慢慢淡下來，我當時就在想，因為我被判無期徒刑，所以就永遠地關在裏面了，這個時候，我也不再跟那些獄警對着幹。監獄的監獄長、湖南監獄管理局的局長，他們都找過我，知道我在監獄裏面反抗他們這種非人道的奴役行為。他們問我去不去監獄的教師隊，教犯人識字，我想了想，說願意。他們又要求我不要向犯人宣傳共產黨的壞話，要我給出承諾，我也給了他們承諾，從那以後，我就在監獄的教師隊幹活，那個教師隊到最後都解散了，監獄不再用犯人當教師，而是由獄警直接教犯人識字，而我還是被留在教育科，教那些警察如何上課，因為我進監獄之前的工作是教師，直到我出獄之前都是在那裏度過的。
出獄之後
我一共關了十二年時間，我坐的監獄時間太長了，當然很多人坐的時間更長，如果我是坐兩三年的話，我可能還有一些雄心壯志，有一些政治上的抱負，還會像八九年之前那樣有政治激情，但這麼長時間的服刑行為，而共產黨的監獄又沒有任何學習的機會，也不會讓你了解外面發生的事情，非常呆板，也沒有詩意，在這種潛移默化的環境之中，我發現自己變得越來越平庸，在很多方面都感覺很吃力，而我喜歡生活在那種有詩意的地方。我在臨近出來的時候，包括我剛出獄的那段時間，我發現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社會的改變，不能適應新的生活了，對我來說，最大的變化就在這裏。在1989年之前我能夠準確地找到自己的定位，但在我出獄之後，社會變化太大，人的變化也太大，完全不是八十年代我進監獄之前的那種社會風氣了，因此，我除了對民主的追求這一信念始終沒有動搖之外，這些變化對我的衝擊都非常大，才出獄的那段時間，我幾乎不知道應該怎樣去生活，慢慢地才重新適應過來。
定稿：2014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