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庸諱言，中國學界有學術道德化、政治化的傾向與傳統，這種傾向與傳統讓林則徐的歷史形象走向了高大全，俄國學者傅樂吉稱之為「由幾代傳記作家和歷史學家目標一致所實現的一種理想化」。傅樂吉不諱言他對林則徐的崇敬，但他說，從清代開始，中國的研究者們在描寫林則徐的時候，有關他的情況，「一切不體面的，或者看起來是不文雅的東西，都從史事記述中消失，而如果不可能抹掉，則巧妙地作一詮釋，並賦予另一意思;結尾出現的履歷表，不由使人想起秘密工作者的假履歷。」
傅樂吉這樣說，一半正確。林則徐的歷史形象確實走向了高大全，但並不是從清代開始的。可以這樣說，從清代到民國，對林則徐的評價基本上是有好有壞，有褒有貶;「「「「「「新中國」」」」」」誕生後，林則徐的歷史形象才發生變化，跟「「「「「「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似的，一邊倒了!
在清代，對林則徐持好評的士人，當以他的好友魏源為代表。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撫記》裏設想：「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後可，必當軸秉鈞皆林公而後可。」魏源的這種幻想，體現的恰是黃仁宇所批評的「以個人道德之長補組織與技術之短」的中國傳統。這老兄也不想想，即使大清官員全是林則徐他娘生的，那也只能有一個林則徐。魏源之外，金安清的《林文忠公傳》則具備了現在的我們耳熟能詳的那種模範範式：首先是清官，走到哪裏哪裏亮，哪裏人民得「解放」;其次是神明：「二十年來洋人記載，於中國大臣皆直斥其名，惟公則尊之曰『林文忠』，無敢慢之者。使全局堅任公，張國威而靖外患，又豈不可必哉?且使公延數日之命，則粵匪已如鳥獸散，何至蹂躪至十七省?」這話里有三處太不靠譜：第一，洋鬼子二十年來都是直呼中國大臣之名的，到林則徐這裏就不敢了，尊稱林文忠。也不想想，即使林則徐是閻王，那洋鬼子也不是小鬼，更不會像中國人那樣裝孫子呵。第二，如果全局任用林公，那麼中國的外患就不會有了。整個一人民大救星!第三，如果林則徐多活幾天，則中國的內患——太平天國也早散了。直讓人懷疑林公是外星來的，有特異功能呢。由這種寫作範式，我就敢斷定，這作者人品也不會咋地。有意思的是，連林則徐都發現金安清人品不好。林則徐遣戍伊犁後，金安清曾發動廣州茶商與揚州鹽商捐款，試圖賄賂穆彰阿以給林則徐贖罪，林則徐得知後，說「此事斷斷不可」。林則徐也是官場上混的，心眼當然夠用，活動攔截住了，但是活動人士的名單他記下來了，待做了陝甘總督後，首先想起的就是金安清，想重用他，待招之幕前，卻發現對方「輕浮狡詐，不可用，以重禮遣之歸，報前日後意而已」。連林則徐都躲金安清遠遠的，那他所謂的《林文忠公傳》，可信度當然須大打折扣了。
在清代，對林則徐持壞評方面，一是政府始終認為邊釁是由林則徐辦理不當引起的，以致於三十年後當李鴻章在台灣問題上與日本談判取強硬態度時，總理衙門大臣文祥竟罵「李鴻章要做第二個林則徐!」二是清朝的時人筆記中，也有把林則徐視作國家致亂第一禍首的。「贅漫野叟」在《庚申夷氛紀略》裏說：「初作難者，以林則徐為首，而成之者裕謙也，甚之者僧格林沁也」;並且發恨說「參其肉其足食乎」?最後總結說「林則徐……於國家毫無裨益，若論肇開夷釁一節，古人重首禍，是其罪浮於裕與僧也」。
民國時期，具體來講是在20世紀30至40年代，出現了幾部影響較大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對林則徐的評價也是有好有壞：
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書中云：「林則徐身長不滿六尺，而英光四射，聲如洪鐘，警敏精核，顧其早入仕途，雖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國之情況……共歷二十三日，全數始盡銷毀，逐日皆有文武官員監視，外人之來觀者，詳記其事，深贊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自吾觀之，於腐敗官吏中，而林則徐竟能不顧一切，毅然禁煙，雖其計劃歸於失敗，而其心中，則為人民除去大害，可得昭示天下，故民族之光也!其失敗之主因，多由於對外知識之淺陋，以為英國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嚇解決，乃不辨明有罪無罪，一律圍困之於商館，使其餓而繳鴉片。」此書讚揚了林則徐的個人品德與毅力，但是卻責備了他對外界的無知與蠻幹。
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蔣廷黼的《中國近代史》，書中云：「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既去林之後，當然就開戰。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為奸臣誤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後，林沒有得着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人不服輸。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他給了魏源。魏後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
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大陸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大陸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做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
主張撫夷的琦善、耆英諸人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的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我們不責備他們，因為他們是不足責的。」
此書認為琦善已達到了知己知彼的高度，倒是林則徐具有兩面性——對外雖有所覺悟，但顧及清議與名譽，掩飾夷情，聽任士人繼續昏睡。這種評價很不客氣，但很客觀!
194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書中云：「林文忠公則徐之為鴉片戰爭中的中心人物，這是中外所公認的。但是就外國人的眼光來看，總以為他太自大，太強橫，他對外的態度完全是傳統的東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時同在此幕劇中占同樣重要地位的滿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風度與知識。這種論調打動了近今中國新史家的心感，於是發生所謂林則徐琦善優劣論，認定林則徐的對外知識趕不上琦善，自信太過，而琦善則是知己知彼。我們並不要肯定的說林文忠公具有完全的國際知識，然而我們也不便承認在這一方面琦善高出於林文忠公……即使林文忠公缺乏對外知識，而他的精神與人格仍舊是值得讚許的。」此書明顯是針對蔣廷黼觀點而發。不過，郭先生雖然着重強調了林則徐的精神與人格，但仍不諱言林則徐對外界的無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及相關史書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林則徐的歷史形象開始發生變化了。
最早的代表作應是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可能是民國學術界的遺留，雖然建國後的歷史學者都轉向了所謂的馬列史學(陳寅恪不轉，就成了學術界的一面白旗，不批倒批臭不罷手)，但范氏著作中稀罕地保存了民國時的一些評價：「林則徐的才能在當時雖然是第一流，但閉關時代的封建知識限制了他，使他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茫然無知。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樣，抱着『天朝聲威』可以『懾服夷人』，『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絕市閉關，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一類自高自大不識時務的舊見解。」不過，變化就在這裏出現了，後面就是新社會新說法了：「在與外人實際接觸中，林則徐逐漸改正舊思想，開始從無知進到探求新知，從嚴禁鴉片到獎勵商船，他的思想是在向進步方面變化中。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刺激下，一小部分地主開始有轉化的傾向，林則徐正是這種傾向的代表人」。此處意思雖然有些模糊，但總體能看出，范氏舉着階級與主義等意識形態戳子正往林氏身上戳印呢。問題是，此處他謂之林氏進步的地方，落腳本在階級與主義，但後面總結的時候，則玩了一個漂移，轉向了另一個方向：「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堅決抵抗外國侵略。在他的言行中，絲毫不曾畏懼英國的船堅炮利，他極畏懼的卻是掌握着政權的腐爛勢力。事實也是林則徐在軍事上不敗於英軍，而在政治上敗於道光帝的荒謬指導和投降派的陰謀破壞。」看到沒?此處再次肯定林則徐代表進步，但跟地主之開明與資本主義之萌芽沒了關係，倒跟人民扯上關係了——他的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人民也不知招誰惹誰了，被人說靠就靠了;除此之外，還有昏君情結——道光帝昏庸和階級鬥爭情結——大清內部居然有地主統治階級想投靠外國!老實說，這些東東會把人教傻的，邏輯、事實、情理上都讓人轉不過來彎兒嘛，問題是，大家還都轉過去了。
之後的書，民國傳統掃蕩殆盡，全成了新社會新思維了：
195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中國近代史教學參考書》，評價曰：林則徐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人物，他雖然是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但是他的行動，他的思想已經突破了他本人階級的限制，符合當時廣大人民的利益……林則徐領導的這一堅決的、徹底的愛國保民的運動，具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他得到人民的熱烈支持。
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歷史故事》，書中云：1839年3月，林則徐到了廣州。他一到廣州，就把做鴉片生意的中國奸商抓了起來……廣東方面，經過林則徐努力整頓，腐敗的清軍都成了能打仗的部隊，廣大人民群眾，也已經組織起來，軍民團結一致，反抗侵略的情緒十分高漲。……老百姓都行動起來了，他們在沿海一帶，協助官兵偵察英國軍艦的活動，捉拿奸細，有人還假裝到英國軍艦上去做買賣，趁機放火燒船，或者配合官兵，里外夾攻……
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的《中國近代史》，對虎門銷煙評價曰：「這一偉大行動，第一次向全世界表示了中闊人民純潔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堅決性，一洗百餘年來被貪污卑劣的官吏所給予中國的恥辱。」對後續行動的評價是：英國侵略者一再發動戰爭的挑釁並沒有將林則徐嚇倒，相反的是促使林則徐採取積極從事防禦侵略的措施。林則徐自到廣東以後，就着手整頓廣東海防，並開始了解國外情況……特別是林則徐有依靠民眾的思想，他深信「民心可用」，確認民眾「必能自保身家，團結禦侮」。在林則徐的策劃下，廣東的防務相當的穩固。
1981年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莊葳的《林則徐的故事》，書中云：做地方官時，林則徐做了不少對人民有利的事情，人稱「林青天」;在廣東禁煙，林則徐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性勝利;抵抗英國侵略者，他能相信與利用人民群眾的力量;他不但了解西方的情況和技術，還設法購買西方的大炮，學習敵人的技術來對付他們的侵略，這在當時也是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的。林則徐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向西方學習的首倡者;被投降派陷害後，他在新疆為開發祖國邊疆、鞏固西北邊防，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雖然他晚年鎮壓過人民起義，但是他一生中的主要事業，卻是禁鴉片，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一百多年來，在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林則徐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人物。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來新夏先生的《林則徐年譜》。在前言中，來新夏教授給林則徐如此定位：堅決維護民族利益的愛國者和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楊國楨教授的《林則徐傳》。在自序中，楊國楨教授給林則徐的定位基本與來新夏教授相同：傑出的政治家與民族英雄，他領導的禁煙抗英鬥爭和探求西方知識的努力，在近代歷史上起了先驅者的作用。
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振江的《簡明中國近代史》，評曰：「虎門銷煙的壯舉，有力地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氣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態，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振奮了民族精神，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1985年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近代史簡明教材》，書中云：「虎門銷煙是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奴役和欺壓的一個偉大勝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維護民族尊嚴和反抗外國侵略的堅強意志與純潔的道德心，它伸張了正義，大長了民氣，譜寫了中國人民百年來反對外國侵略的第一頁光輝篇章。虎門銷煙又是林則徐厲行禁煙運動的重大勝利，充分表現出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在反對外國鴉片侵略的過程中，林則徐看到沿海的廣大農民和漁民對英國侵略者『皆動公憤』，認識到『民心可用』、『民心可信』。由於林則徐堅持對內禁煙，外抗侵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當地廣大人民的抗英積極性，廣東海防力量進一步增強，號令嚴明，軍勢壯盛，因而多次挫敗了英國侵略者的武裝挑釁。」
1994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鄭師渠的《中國近代史》，書中說：「虎門銷煙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氣焰，以實際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反對外侮的決心」。
在上述這些歷史敘述中，雖然有些版本隱約中還保持了階級鬥爭的思路，不忘提示林則徐乃地主階級陣營中的一員，但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是重點突出的課題，所以林則徐的歷史形象基本上定型為如下範式：依靠人民，發動群眾，反帝愛國，抵抗侵略，改革開放的先驅，甚至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云云。實際上，這其中有諸多課題不是這麼簡單，甚至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其它不說，只說所謂的依靠人民、發動群眾——林則徐在廣東招募水勇五六千人，但在《議覆團練水勇情形折》中對他們的評價是：「當防夷吃緊之時，恐其輩被他們勾作漢奸，或為盤運鴉片，利之所在，不免爭趨。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一句話，在林則徐眼裏，當地漁船蛋戶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別說販賣鴉片了，就是把自家水果燒餅賣給夷人都是漢奸行為。所以在另外一個摺子《燒毀匪船以斷接濟折》中，他跟皇上交待，由於漁船蛋戶們都和夷船做買賣，咱也沒啥好法，再三考慮，只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了：從他們中僱用一些人，讓他們半夜乘船戶睡得正香時放火，燒一船，即給一船之賞。若能延燒住夷船，則加倍重賞云云——簡直是發動人民鬥人民了。被譽為林則徐第二的另一個欽差大臣裕謙，說得比林則徐還直白，說這些水勇都是匪類，在廣東人稱「爛崽」，用他們去攻打夷人，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間有傷亡，也不足惜。既不致有損天威，並可為地方除害」。看到沒?哪有依靠人民、發動群眾的影兒呢?搞得現在的人民群眾還枉自多情，不知道在政府與官員眼裏自己從來就是炮灰而已——死了正好，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與國內林則徐形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鴉片戰爭直到現代，西方人對林則徐的評價一直是多元化甚至喜劇化或者小丑化的。比如美裔學者張馨保，對林則徐的個人品德操守給予了足夠的好評，但說到虎門銷煙，卻是全盤否定，認為那是一場「虛幻的勝利」。比如林則徐禁煙期間給英國女王照會一事，在美國學者的筆下，是如此境遇：「林則徐蒼白的語言，無力的威脅，看起來非常可笑。這次事件被搬上了舞台，成為流行的喜劇，在其中，英國商人在廣州的遭遇被用來取樂。他們揮舞着滑稽的、誇張的手槍，把自己打扮成海盜。在遙遠的中國發生的鴉片戰爭成為倫敦的笑料和一種娛樂。」
即使拿大陸的中學教材與台灣的中學教材作一下對比，也能發現明顯的不同。比如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年級《中國歷史》教材云：虎門銷煙是中國人民禁烟斗爭的偉大勝利，顯示了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堅強意志;領導這場鬥爭的林則徐，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云云。而台灣三民書局出版的高級中學《歷史》下冊在講到這段時，只簡單敘述了林則徐的禁煙與銷煙活動，對虎門銷煙未評一詞，對林則徐本人也是未評一句，更別提給他扣頂民族英雄的帽子了，僅在課後活動參考里佈置了一道作業題：林則徐是鴉片戰爭之前少數對世界大勢有所了解的人之一，請查閱資料，描述林則徐的見解與禁煙的作為。「對世界大勢有所了解」，多麼吝嗇的一句定性，但卻保持了治史所必備的疏離與中立!
所以，我們在做受眾的時候，還是需要有些旁觀的心態、客觀的視覺、理性的意識的。否則難免中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