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原名彭清宗，後改德懷，湖南湘潭人。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畢業的彭德懷，後來成為中共的重要將領。中共竊取政權後，彭德懷因〝戰功卓着〞被中共封為元帥，成為所謂〝開國元勛〞，曾擔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第一任國防部部長，中共第六至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59年，因在廬山會議上寫信給毛澤東，指出〝大躍進〞帶來的問題和弊病及根源，彭德懷被中共當局打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之首。〝文革〞中，彭又被安上〝反黨抗日〞、〝勾結國民黨抗日〞等罪名，被迫害致死。
當年，彭德臨死前的住院醫生楊漢勤，撰寫了一篇原題為《彭德懷最後的日子》的長文，回憶了彭德懷罹患癌症晚期最後兩個月的情形。
楊漢勤1966年畢業於中山醫科大學(現廣州中山大學)醫療系，先後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餘年，曾負責中共軍、政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罹患癌症的最後兩個多月里，楊漢勤一直是彭德懷的住院醫生。
據文章回憶，當年罹患癌症晚期的彭德懷被當局安排在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南樓14病室接受治療，被中央專案組編為〝145號〞。
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的彭德懷，此時已成了〝專政對象〞，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蹬着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裏露出來。他經常面色鐵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里，渾身瑟瑟顫抖，目光呆滯而無奈。
彭德懷被關在一間門窗緊閉的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裏，靠近床尾總是佇立着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着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着他。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看到有新來的醫生，彭德懷便指着床頭病歷卡片強調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裏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對疾病，他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卻時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見毛澤東!〞
只要病痛有所緩解，他就會不停地說：〝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乾脆把我處決了，或讓我解甲歸田，回家當農民吧!這裏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樣說，我不服!〞
他一副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樣子，但很多時候卻又欲哭無淚，欲喊無聲。醫生查房時，他很少訴說身體狀況，總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絕地說與病情無關的事情。但當局對醫護人員有規定，聽到不回答，不外傳。
他時常怒火中燒，不停地和看守士兵大聲爭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裏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對着士兵吼叫：〝我要見毛主席，不然你們也把我拉出去槍決好了!〞。士兵只衝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
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受盡病痛折磨。周身疼痛難忍時，彭德懷常用牙咬破被子、床單扔在地上。他拒絕輸液，把針拔掉，狂喊着：〝我不用毛澤東的葯!〞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澤東的飯!〞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彭德懷帶着滿腔的怨恨、痛苦、憂慮、困惑、憤怒離世，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