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出訪德國之前接受德國《法蘭克福匯報》採訪，在被問及日本是否可以像德國那樣謝罪時說：「日本不能模仿二戰後德國向歐洲所進行的謝罪與和解的做法。」
他表示，二戰後歐洲的最大課題是團結，在這種氛圍下德國才表現出道歉與和解態度。他認為亞洲情況不一樣，他還說，日本戰後在與夥伴國家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根據和平條約，真誠地解決關於賠償、財產和領土要求等問題。
縱觀德日戰後對被侵略國家和受害國的謝罪與和解，確實有很大區別。
戰後，德國無論政府還是意識形態，都和納粹做了徹底的決裂，1970年，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這個簡單的悔罪動作使德國的真誠感動了世界。兩德統一後，一個民間組織發出倡議，建議在首都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紀念碑，紀念被屠殺的600萬猶太人，這一倡議馬上得到柏林市政府的贊同和財力支持。2005年5月10日，大屠殺紀念碑揭幕並向公眾開放，德國總統克勒、總理施羅德、聯邦議院議長蒂爾澤等政要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代表等共1500多人出席了儀式。德國聯邦議院議長蒂爾澤指出，大屠殺紀念碑是用來紀念在納粹統治時期歐洲慘遭屠殺的數百萬猶太人的。企圖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納粹德國犯下的最惡劣、最恐怖的罪行。
而在日本，戰後，不僅有甲級戰犯出任閣僚，而且還有人擔任過首相，歷代閣僚中美化日本侵略戰爭的發言接連不斷，就是現在的首相安倍晉三，也對日本的侵略歷史抱有一定的肯定的態度，2013年4月23日，安倍晉三在日本參議院答辯時表示，侵略的定義在學術界以至國際上都沒有定論，取決於從哪一方看待問題。這番言論引起亞洲鄰國的反彈。
在教科書問題上也是如此，戰後德國的教科書制度跟日本大同小異，兩者都是由民間作者按政府的指導大綱編寫，經官方檢定合格後，由地方與教育部門從合格教科書中選取。但是從1980年開始，日本淡化和美化侵略戰爭的教科書不斷出籠，並因此與中國及韓國等糾紛不斷，而德國完全沒有出現這種現象。
為什麼日本和德國出現如此的不同，安倍雖然做了種種說明，但是最根本的不同，應該是文化的不同。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天皇「萬世一系」的國家，日本天皇的王朝堪稱世界上歷史最長的王朝，從建立至今，擁有着125位天皇，不管其權力是虛是實，卻從沒有被其他王朝取代過，直到今天依就存在，從來沒有發生過「易姓革命」，而德國的歷史上有過推翻威廉二世的「易姓革命」。
這種「萬世一系」的文化，造就了日本人獨特的歷史觀。黑格爾曾提出一個非常有名的哲學命題：「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而日本人的歷史觀似乎可以概括為「凡是歷史都是合理的」，他們忌憚去抨擊死者，忌憚說死者的壞話，而歷史是人造就的，因此可以說，日本人也忌憚抨擊歷史和否定歷史，他們似乎永遠把歷史看成現實的一部分，在他們看來，沒有歷史也就沒有現實。他們永遠把祖先看作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認為，說先人不好，其實就是說自己的不好，這也許是日本和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同的地方。
他們的歷史中不是沒出現過大和民族之間同胞相殘的戰爭，但是每當戰爭結束後，他們會為敵方的死者進行隆重的祭奠，從表面上看，這種祭奠是出於日本的一種「怨靈恐懼」的文化，但就其文化人類學的功能來說，這是「萬世一系」的民族一體感的再造與恢復。在日本人看來，現在是過去的歷史延續，不論戰死者曾站在哪一方，他們都是為今日而戰，今天和平的花朵，就是他們的鮮血染成，明治維新的反叛者西鄉隆盛的銅像在上野公園的爛漫櫻花中傲視人間；抗擊政府軍的白虎隊在日本人心目中百世流芳……
在日本，是在全方位肯定死者的同時也肯定了歷史，這種生死觀和與這種生死觀緊緊相聯的歷史觀，使日本在歷史上雖有生死搏殺卻沒有易姓革命，雖有政權嬗變去仍保留萬世一系的皇統，這使他們在拒絕批判死者的同時也拒絕批判自己的歷史，他們可以說，我方的歷史和敵方的歷史都是合理的，但是不願說，敵我的歷史都是不合理的，更不願意說自己的歷史是不合理的，因此作為日本人的安倍，也拒絕以全面否定自己民族的一段歷史為前提的謝罪與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