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姜文從北京到香港出席某電影酒會時，一時興起，講起了此前他在紐約拍戲時所經歷的一個真實的小故事。他說：「之前我到紐約拍戲，有一個阿拉伯人賣小吃的，問我從哪裏來？我說北京，他說，『我知道，Hong Kong』！我說是北京，他說『香港97回歸後就改叫北京！報紙也有刊登，國際政治我很懂，香港已經沒了，叫北京』！他真的相信這件事，所以你說我住香港或是北京都一樣。」
這段話外有音的小故事聽起來有點像繞口令；但或許誰也不會深究，現住北京的姜導在電影發佈會的舉辦地香港拋出這樣的一個帶着政治敏感的小幽默究竟有何特殊的示意和內涵。事實上，即便人們拋開對姜導此次的臨場發揮進行刻意的琢磨與揣測，也難以擺脫對故事中「香港即是北京」、「美國賣小吃的很懂國際政治」的內在邏輯產生一系列的遐想。我們不僅要問：那位美國的小吃攤販聲稱「很懂」的國際政治究竟是何種政治？而本就地處天南海北的兩塊不同的區域又如何讓人理解為不分彼此？或許探尋這兩個問題都得從香港當年的主權移交說起。
早在1984年12月19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中共當局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時，香港這塊曾在英國民主體制下生存了近百年的自由城市就已然決定了此後的發展方向以及未來的宿命。儘管堅守立場的英政府直接向中共提出了「主權換治權」的政治構想，儘管「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希望通過《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款細節竭盡全力的保障「港人治港」的權利，然而，最終的放手就意味着這場涉及國際政治的角逐還未開戰就呈現出了敗北的結局。無論香港政壇的資深人物傾向於「英國政府做得不夠」，還是糾結於「難道像對阿根庭一樣開戰」的無奈選擇，都無法改變機會的天平向中共傾斜的悲慘命運，也為香港此後逐漸在意識形態上絕對服從北京埋下了毫無懸念的伏筆。
於是，從1990年4月頒佈最後定稿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到以利益為誘餌、欽點97年之後的第一任「親共」港督董建華，北京的中共政府可謂是將赤化香港的猴急狀態演繹到了極致。此外，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出身於中共地下黨員「愛黨世家」的特殊背景，以及唯一受港人所擁戴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卻被逼辭職的現實境況都足以表明，中共已然大張旗鼓的拉開了赤化香港的序幕。儘管剝奪人權與自由的「第23條」惡法在在香港主權移交6周年、50萬港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之後被擱置，港督董建華也因失去中共大後台的庇護而以「被迫辭職」收場，然而香港不斷遭受紅色恐怖侵襲的態勢卻絲毫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是愈演愈烈。
如果說，董建華倉促辭職之後接任總督之職的原財政司長曾蔭權還能讓那時的香港市民看到爭取人權與自由的一線希望；那麼今時今日完全任由中共擺弄、為中共赤化政策衝鋒陷陣的特首梁振英則終於從根本上斷絕了香港民眾渴望實現民主自治的最後一念。作為擁有着中共地下黨員真實身份的港督，梁振英從走馬上任時起，就一直扮演着為中共江澤民集團打壓、鉗制香港效犬馬之勞的實戰先鋒與得力助手。從利用黑幫黑道、製造眾多破壞香港和平的暴力事端到無視、甚至縱容江澤民集團在香港設立的青關會肆無忌憚的打壓法輪功；從公開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媒體老闆無辜被襲到自由發聲的媒體工作者被無端解聘；從強制推行針對中小學生的國民洗腦教育到勒令教育局打壓為法輪功仗義直言的小學教師；梁振英執掌香港的那段時期，英國治港時所建立的普世價值可謂是遭到了反覆的踐踏和蹂躪；同時，梁振英本人也絲毫不懼民心，只傾盡全力的替中共實現着赤化香港的獨裁大夢。
細數1997年以來香港所遭遇的這些令人慾哭無淚、無力轉圜的歷史片段，我們有理由相信姜導在電影發佈會調侃時道出那個小故事正是今日香港生存境況的真實描述。姜導那句「你說我住香港或是北京都一樣」的幽默告白除了帶給喜愛姜導電影的粉絲們一絲親切感之外，更重要的或許是在表達着自己的某一種頗為震撼的感受，那就是當初政治上的服從似乎已然決定了今日香港的整個氛圍和環境都與北京再無不同。
相比大洋彼岸深諳中國現實的街邊小販，中國人自己或許還未清醒的認識到，無論中共欲將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的共產謊言與強權暴政根植在哪裏，那個地方的民眾都會深陷人權被剝奪、自由被禁錮的水生火熱之中，整個社會也會慘遭謊言與暴力的毒害和侵蝕，呈現出一片迷茫、無序、動盪以及恐慌的末世之像。如果香港人都能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今天的香港也能倖免於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