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用英文表述，是「Middle Class」。如果直譯，應該是「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在中國，可能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中產階級這個詞似乎為官方刻意迴避。猜測中，也許是因為在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將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譯成了「中產階級」。
在中國正式的官方文獻中，標準用詞是「中等收入群體」，這就把與社會分配相關的關鍵詞限定在「收入」上，其實也就是將「財產」的概念排除在外了。但是，用社會學理論詮釋現代社會，中產階級這個概念是迴避不了的。最先是在學者中，對社會分層和階級分化進行討論。在新世紀的最初10年中，從對「和諧社會」的討論引出了「橄欖型社會」的話題，即一個穩定的社會其結構應該是兩頭小、中間大的，即處於兩頭的富裕和貧窮的階層都應該儘可能地小，而處於中間的中產階層則應該儘可能地大。按社會學的理論，這樣的社會才能保持動態的穩定。
社會學界關於中產階級的討論，引起了媒體的興趣。媒體的廣泛報道，打開了國人的眼界，發現在世界上中產階級還真是個「香餑餑」。那麼，中國有多少中產階級呢?中國社科院陸學藝研究員帶領的研究團隊的調查表明，1999年，中國的中產階級約佔15%;2008年，則已達到23%。於是，陸學藝提出，按此速度，如果每年增長1%，那麼到2025年，中國的中產階級將達到40%，屆時，「橄欖型社會」基本形成。但是，消息一經媒體披露，卻在中國引起了普遍的不認同乃至反彈。尤其是年輕人，都說自己「被中產」了。
在中國衡量一個人或一個家庭是否中產，就資產而言，基本的標準是「有房有車」。但是，很多年輕人卻認為自己的房子、車子都是貸款買的，在銀行都欠了一屁股賬。如果要算一算資產和債務，自己完全是「負資產」──所以「被中產」一詞不脛而走。
首先，看一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收入調查數據，情況還真是不樂觀。2012年，中國城鎮居民中20%的「中等收入戶」年收入平均是22419元，20%的「中等偏上戶」年收入是29814元。平均到每個月，「中等」是1868元，「中上」是2485元。這樣的月收入，似乎距離「有房有車」的中產標準，實在是差得很遠。如果假設上述兩個組別中收入分佈都是正態的，那麼，「中等」的月收入1868元就處在總體50%的位置上，而「中上」的2485元則處在70%的位置上，這樣算，中國到底有多少合格的中產呢?
其次，就國際經驗而言，公務員和專業人員應該是中產階級的中堅力量。一般來說，其職業聲望是比較高的。但是，在當前中國，這兩類群體的職業聲望都在急劇下降。公務員首當其衝，今年兩會上，政協委員何香久提案增加公務員工資，結果遭遇眾多網友的抨擊。何委員不得不感嘆道：「現在群眾和公務員這個群體之間的對立情緒有多嚴重。」專業人員中，教師和醫務人員佔多數。在最近有關民生政策的討論中，有些發專家學者常常在網上被冠以「叫獸」、「磚家」。兩會期間，更有一個討論熱點是「襲醫」甚至是「殺醫」。這些現象說明專家學者和醫護人員都處於一種職業困境。從宏觀的角度看，這些社會群體實際上是在代人受過，他們正在承受社會公眾對相關政策失誤的不滿乃至憤懣。
界定中產階級，從理論上說，有三方面的標準，即經濟收入、職業聲望和個人認同。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在中國社會中，中產階級在這三個方面都處於一種非常窘迫的狀態，這就導致了一個詭異的特殊國情──「被中產」。
在中國，也有學者指責中產階級「不爭氣」──「中國現階段的中產階級誕生於一個全面失范的轉型時期，導致他們具有鮮明的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價值傾向。他們從來就不真的相信什麼，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規則，同樣也不相信市場，他們僅僅相信眼前的實惠」──但，這也許是一種誤會。
其實，總體上說，中產階級並不是一種正義的甚至激進的力量的代表。之所以說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恰恰是因為中產階級的惰性──保守、不願意改變現狀。為什麼?因為他們有一份不大不小的財產。按毛澤東對「中農」的評價，就是有很多罈罈罐罐，以至於怕在激烈的社會動盪中，自己的這些罈罈罐罐被打碎。當這樣的階級階層占社會的大多數時，社會當然穩定了。
當然，中產階級也有激進的時候，當他們的財產面臨着被剝奪的危險時，他們會拼死相搏。眾所周知，共產黨打天下、得天下，靠的是翻身農民。這就是說，當土改使昔日赤貧無產的貧僱農變成有房有地的翻身農民時，為了保衛「勝利果實」，這才演出了一幕幕波瀾壯闊的解放戰爭。所以，保護私有財產是一個社會的立足之本，而有一份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私有財產的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改革之初，鄧小平就提出「小康」的概念，這是不是基於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呢?所謂「小康」，就是「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經濟狀況」;而「中產」，其詞義則是「生活水平、財產地位處於社會中等層次的社會階層」。這兩者之間有本質性的區別嗎?借用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句型，今天是否可以提出：要實現「全面小康」，就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先真正「中產」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