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模式：叢林化生存
我曾在深圳生活過十餘年。那時，東莞既被稱為「鞋都」，是中國這一「世界工廠」的象徵；又因性產業的發達聞名於全國，得名「性都」。我曾在暨南大學經濟系任教一年，每周兩次往返廣深之間，為坐得舒服一些，常常寧可多花20多元錢、多等半小時，也不願乘坐在東莞停車上客的列車。東莞那種混亂，滲透了社會各階層，從政界到企業與商界；從官員、本地住民到社會邊緣人，都是「叢林化生存」。
一、東莞是中國「血汗工廠」的縮影。台商是東莞的投資者主體，對工廠大都實行軍事化管理，工時長，工作環境與生活條件差，勞動紀律嚴苛。我與其中兩家工廠打過交道（一家據說是規模最大的台資鞋廠），一次是處理某廠工人遭受殘酷體罰，事由是該工人中午吃飯時排隊越過了廠方劃設的白線，懲罰的方式是脖子上掛一塊重達三十多斤的木牌，站在食堂前的空地上。因天氣炎熱，站在太陽下面暴曬三小時之後暈倒在地。受這種懲罰的據說一年間有30餘人。另一次是有位熟人的侄兒從安徽被招工到東莞某廠工作，因無法適應惡劣的工作條件與長時間加班，要求辭職，結果被飽以拳腳，身份證被扣，而且不許出廠。後來這位青年找機會給其叔叔打電話求助，其叔找我幫忙，我托朋友與當地政府部門聯繫疏通後，廠方勉強同意我們去接人。這兩次「下廠」經歷讓我體會到地方權力與廠商勾結後，工廠就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無法無天之地。那兩次進了工廠大門之後，沒有當地警方負責人居中斡旋，連我們這些所謂「解救者」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嚴重威脅。因此，東莞被我視若虎狼之地，不可輕赴。
二、東莞「廠妹」（當地對女工的稱呼）當中，不少以做工開始，以進入「皮肉生涯」告終，因為這兩個行當的「投入與產出」相差太大，最後讓「廠妹」們做了這一「職業選擇」。其實，「廠妹」們還有一種居中的半皮肉生涯。我那篇「灰色女性及其他」發表之後，一朋友說我對女性在廣東的灰色生存模式之了解遠未到位，於是我從他口中聽說了東莞及龍崗等地「廠妹」的故事。大概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深圳這些地方的中產男人因恐懼性病，又不想養昂貴的二奶，於是開始「包廠妹」，經人介紹找到自己認為合適的廠妹，以「情人關係」相處，休息日約出來開房，事後給三兩百元，有時附送點廉價小禮品。據說廠妹認為這是很上檔次的事情，可以在同廠女工當中炫耀，因為「男友」是白領小老闆，顯得很有身價。為什麼被人廉價包養還很有面子？因為在男女性比例嚴重失調的工廠中，長相略差的女工，只能與其他女工分享男職工的「愛情」，如果找的是無業人員，這些女工為了維持「愛情」，還得補貼那些男人。這些故事，過去媒體上很少講述，直到最近東莞掃黃，才介紹了東莞廠妹的一夫多妻生活方式。
三、東莞的刑事犯罪案件多發且殘酷，令人恐懼。三陪女因錢多且無自保能力，很容易遭遇殺人劫財之禍。這也是她們要供養一個「男友」傍身的原因。一般情況下，這些人消失不會有人關注，其家人既渴求其錢，又嫌其所操之業過賤，只將其當作提款機。她們消失之後，家人多半不會費力尋找。我記憶中只有幾件惡性殺人事件告破，如在深圳至廣州的列車上曾發現一個丟棄的行李包，裏面裝有女性人體軀幹，作為殺人棄屍案被廣州公安局列為重大刑事案件，幾個月後才告偵破，該女子就是東莞的一位風塵女，被同租屋的另一妓女及其男伴謀財害命，碎屍後分別丟棄。
四、東莞社會高度叢林化。我在《現代化的陷阱》裏曾預測過，中國最壞的前景是意大利模式（南部），即黑社會與警察共同管理社會。這一模式在東莞早就成為現實，酒店按時給警察與黑社會分別上貢，以獲得黑白兩道的保護。這次掃黃聲勢浩大，也免了東莞公安局長之職，但並不意味着當地警方就此斬斷與黃色產業的利益瓜葛。盧樺在《東莞：工人、小姐與乞丐》一文中提到，東莞業內仍然認為，「虎門、新世界酒店被點名掃黃以及查封，顯然是後台不夠硬」，一位「客戶部長」說，「我們早就接到通知了。……他們去年才開始營業，屬於後起之秀，其他從業酒店因為競爭等原因，也會想辦法通過警方關係對其打壓，因此新世界酒店第一個被拿來開刀，也不出奇。」
東莞的黑社會勢力均由本地人組成，盤根錯節，網上文章《東莞四大黑社會龍頭老大身份大揭秘》，只是簡單揭示了黑社會在東莞的勢力分佈，其中東坑鎮盧灼華——外號白毛雞的靠山延伸至香港義父，其保護關係上至中央、中至省級、下至市級。這個地方的黑社會勢力並非中共政府下派一位市委書記就能夠整治得了的。這就是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2006年上任之初，曾希望有所作為，為東莞洗去「性都」惡名，但最後卻不得不與草木同朽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