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念
(原名，1915年1月28日-2009年11月2日)，以撰寫《上海生與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書著名的女作家。
生平鄭念原籍湖北，1915年生於中國北平(今北京)，先後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北平燕京大學。留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碩士學位。她在英國認識了同是留學生的鄭康琪，兩人相愛結婚，婚後她跟隨先生改姓鄭。1949年帶着唯一的孩子鄭梅平從香港回到上海的，回來參與紅色中國的建設。
1957年到1966年在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任職。1966年到1973年被關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0日離開上海取道香港後至加拿大首都渥太華，三年後定居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
丈夫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派駐澳大利亞官員。後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辦事處的總經理，直到1957年死於癌症。文革期間遭到迫害，導致家破人亡。獨生女兒鄭梅平遭紅衛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不久又被關進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審判。在名不正言不順的監獄裏，她呆了六年，經受了無數的折磨，精神的，肉體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無辜，發憤要與關押她的人鬥爭到底。這六年裏，她與女兒毫無聯繫，1972年出獄後才得知女兒早已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殺害。妹妹姚念貽曾任上海電影譯製廠配音演員。
鄭念出國以後寫下了英文自傳性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該書被譯為多種文字在各國出版。在書中鄭念記述了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八十年代初出國這段時間的個人經歷。從1966年上海紅衛兵以革命的名義對她進行抄家和逮捕，她在看守所單人牢房長達六年半的拘禁過程和她由於始終不承認各種指控，堅持自己無罪，而受到的監獄當局的種種迫害和她對此進行的抗爭直到出獄和1973年出獄後她得知自己的獨生女兒鄭梅平早已在自己入獄後不久受迫害而死，繼而努力查找女兒死因的過程。
2009年11月2日，鄭念由於腎衰竭在華盛頓去世。
自由亞洲電台訪談
◇◆◇ 鄭 念 談 梅 平之死 ◇◆◇
張 敏
鄭 念：《上海生與死》的作者
張 敏：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以下簡稱問答）
《上海生與死》問世十二年後的一個晴朗的夏日，記者走進鄭念女士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寓所。鄭念精神矍鑠、溫文爾雅，全然不像八十
多歲的老人。
問：我十年多年前讀過您的著作，中文版書名是《上海生死劫》，後來又見到有的
叫《生與死在上海》，我還見過另一種版本，叫《上海生與死》。您的書給我
留下很深印象，永遠難忘。能不能請您談談您的人生經歷？
答：我一九一五年一月生在北京。中學我讀天津的南開中學。大學讀燕京大學。然
後我就到英國留學，英國政治經濟學院。在英國，我遇到了我先生，他也是中
國的留學生，在念研究生，比我大五歲。我們就在英國結婚。當我們完成學業
回國的時候，抗日戰爭開始了，我們不能夠回家了，因為我們的家都在北方：
他是山東人，他媽媽在濟南。所以我們就直接到了重慶。我先生在外交部供職
。後來他被派到澳大利亞，我們在澳大利亞呆了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
我們回到上海，那時候我們的孩子六歲。
問：就是您的女兒，梅平。
答：對。她生在澳大利亞。到上海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共產黨的
軍隊進入上海。當時，英國的殼牌石油公司留在了大陸，英國的經理也要回國
了，倫敦總公司讓他物色一個合適的中國人來作經理，我先生就接受了。一直
作到一九五七年，直到他患癌症去世。他死後，公司就準備派一個英國人來，
但是英國人不會中文，他們就請我去作英國人的助理。一共作了九年。
問：那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您一直在殼牌公司工作嗎？
答：這個公司當時已經關了。我本來是調職，調到香港，英國經理已經離開了。我
為什麽沒有馬上申請去香港呢？就是因為我女兒。她當時在文藝小分隊，到山
東演出，她是不願意出國的。好幾次我到外國去，我都問她願意不願意跟我出
去看一看。她總說：「我不要。」因為她是共青團員。她是很相信政府的了，
很積極的。她說我不要出國。儘管她已經大了，但畢竟沒有結婚，沒有固定的
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個二十二、三歲的年輕姑娘，我總是不放
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來，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麽我就不作了。那時我
只有五十歲，好像還可以做點事。所以，我就沒有申請馬上去香港。結果，文
化大革命五月就開始了，這樣一來，我就不能申請去香港了。
問：那當時梅平是在讀書，還是工作了？
答：她已經開始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做演員了。她是上海電影學校畢業的。
問：您能不能談談梅平的情況？
答：她是個積極分子。學校還給她開過展覽會，她是優秀共青團員。當時毛主席提
倡「小分隊」演出，她就參加了一個小分隊。她已經是超齡團員了，電影廠的
領導準備培養她入黨。每次小分隊到各處演出，她都非常積極。他們一面演出
，一面還要和工農一塊兒勞動。她表現是很好的。我們當時就沒有想到，像我
們這樣的人還會倒霉。因為我沒有與政府作過對，我在殼牌公司做事，那個公
司是經過周總理批准存在的。那時候，像我們這樣在上海外國公司作過僱員的
都被關起來了，主要是因為四人幫要整周總理，因為外國公司在上海的存在是
經過總理批准的。
問：您能不能講一講梅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答：好。梅平大概是六四年到電影廠的，是在她電影學校畢業以後。當時在上海、
北京、西安都辦了電影學校，他們到各處招生。梅萍在中學就經常演戲，所以
就被選中去了電影學校。她在電影學校學習了三、四年，畢業後分配工作，到
了上海電影製片廠。她也拍過一些電影，但不是主角。文化革命前，毛主席號
召文藝工作者和工農結合，她參加了小分隊到農村演出，她去了山東。在「五
·一六」通知下達以後，梅平他們都回來了，參加電影廠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一開始，她沒事，因為她是一個共青團員，也就是跟大家一樣寫大字報什
麽的。後來就抄家了。因我是經理助理，把我算成資產階級。我就被抄家了，
抄的時候梅平不在家，她在學校參加運動。被抄家以後，就不准我離開家了。
只能留在房子裏，一個傭人陪着我，家裏貴重的東西都被抄走了。但鄭梅平的
那個房間他們沒有抄。由於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團員。她還住在她自己
的房間裏，但是不准我們倆說話。紅衛兵看着我，我的床都被他們搬走了，我
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看到她回來，但是我們不能說話。
隨著運動發展越來越厲害，後來她的房間也被抄了，東西都被拿走，她也
不能回家了。梅平被關到牛棚里，我非常惦記她，當時還可以讓傭人給她送被
子、換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號，他們把我關到監獄裏，
我就不知道她後來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監獄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監獄裏被關了
六年半，在單人牢房裏。
問：您出來以後才知道梅平已經不在了？
答：她死了有好幾年了。一開始他們告訴我，她是自殺的。當我出了監獄的大門，
遠遠的有一輛出租汽車，站在汽車旁邊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乾女兒。我的干
女兒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後來分配工作到貴陽。她人矮矮的，而梅平跟我一
樣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
在這以前，我在監獄裏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麽原因呢？你知道，我在
監獄裏六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經爛掉了，棉襖的棉花都到邊上去了。後背和前
胸只剩下兩層布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經爛掉了。冬天快到時，我想我又會得
肺炎，因為我已經得了兩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傷風不斷，衣服也不
能保暖。多年來又缺乏營養。我就提出來要求政府用我的錢（那時我的錢都被
政府掌握着），買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獄時，我的體重只有八十幾
磅了）。
六年半是很長的時間，沒有什麽東西吃。我提出了買衣服的要求，那時候
，林彪事件已經發生，中國的情況有點向好的方面轉了。大概毛主席也病得很
厲害了。我雖然不知道林彪事件是怎麽回事，但是我有感覺，因為我們每天都
看報紙。另外，看守們在監室里收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語錄前面有林彪寫的前
言。等到他們把語錄發還給我，我發現林彪寫的前言被撕掉了。因此，我就想
，不對了，林彪出事了。要不然為什麽把他寫的東西撕掉呢？但是，究竟出了
什麽事，我不知道。
天涼了，我冷得不得了。已經開始刮西北風了。到十一月，我就提出要衣
服。他們看看我確實需要衣服。結果，有一天，監室的門一開，給我扔進來一
個被包。我把被包打開一看，裏面有個棉被、一件棉襖。這棉襖是我女兒的，
棉被也是她的。這棉襖我仔細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剛新做的。嗯？穿
了六年半怎麽還跟新的一樣？里子上也沒什麽髒的地方，不像是穿過很久的。
我仔細再看，給我扔進來到東西裏面，有一塊毛巾。這毛巾正是文化革命開始
時，我女兒用的洗臉毛巾。她很喜歡這條毛巾。怎麽這孩子一條毛巾，可以用
六年，還跟新的似的？再看，還有一個搪瓷的漱口杯，裏面都是乾的茶漬。當
然，年輕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裏面有茶，干在裏面了，這
不可能，它應該是洗乾淨後再帶進來。
我當時就想，這孩子出事了。在我進監獄不久以後，這孩子出事了。要不
然這衣裳，她只有這麽一件棉襖，怎麽可能是這樣？我最難過、最激動的時刻
，就是看到這些東西。我就問那個管理人員。我一喊「報告！」他就來了。
我跟他說：「這些東西都是我女兒的。」
他說：「你不是要被子嗎？要衣服嗎？給你拿來了。」
我說：「這些都是我女兒的。你們把她的衣服給我，我女兒她自己穿什麽
？」「她是工作人員，她有錢，就不能買新的嗎？」
我說：「這是我給她做的棉襖，她還沒穿壞，就去買新的了？這不可能。
」我說：「你得告訴我，我女兒怎麽了。」「她好好的嘛，你問什麽。」
我說：「那你叫她給我寫一個字條。」「不成！不許你們通信。」
問：六年裏都不准你們通信嗎？
答：當然不可以。我還沒有判刑。如果判了刑，我就得去提籃橋，真的監獄。我當
時是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一呆就是六年。
我說：「你們就讓她給我寫「毛主席萬歲」，拿來給我看。這不算通信嘛
。「毛主席萬歲」有什麽不能寫的？讓她寫給我看，我就知道她沒事。」
「不成。我們這沒這個規矩。」說完，那人就走了。
到晚上，換班了。我又喊「報告！」一連兩三天，我問了好幾個管理人員
，他們都是這樣說。我就越想越不對。我當時就有一種直覺，我覺得我的孩子
死了。
還有就是，監獄裏有一個規矩，每個月十號，家屬可以送東西來，每月一
次。但是，從來沒有人給我送東西。一直以來，一到十號這一天，我就情緒低
落。因為聽著別人一個屋子一個屋子，有人送東西，讓他們簽收據。我卻沒有
一個親人來。沒一個人給我送東西。我妹妹在上海，就是那個共產黨員妹妹，
我女兒也在上海。怎麽都不給我送東西？我想，可能她們是想和我劃清界線，
寧可不給我送東西。但是，我也想，不見得關在裏面的那麽多人，家人就不跟
他們劃清界線，也許有的人也是政府工作人員，甚至於共產黨員，他們怎麽都
可以送東西呢？所以，我一直腦子裏有這麽個問號。
現在，看到這些東西，我就覺得她是不在了。所以我出來一看，是我的干
女兒，我的疑點就對上了。我就覺得我的孩子已經沒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
統關係，有時候，你就會有一種直覺：事情不對。她是死掉了。但是，我還希
望，我是錯了。我在汽車上就問我的乾女兒：「梅平怎麽沒有來接我？」
她就拉着我的手，說：「到房間裏，我們再談。」我想，當著出租汽車司
機也是不方便。等開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乾女兒就對我說：
「梅平自殺了。」
那時候，在上海跳樓的、自殺的人多得很。但是，我總覺得事情不對。第
二天，上海電影製片廠的代表也來了，告訴我，通知我：「梅平自殺了。」這
當然是官方的說法。我的書里都寫了，我是怎樣調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麽死
的，是在毛澤東死了以後。我平反了，別人才敢來告訴我。
他們說，我女兒是從九層樓，在南京路，跳下來自殺的。但是，後來我知
道這不是事實。是怎麽回事呢？當時，過路的人把她的屍體送到醫院，值班醫
生正好是她中學的同班同學，以後讀了醫學院。他一看是鄭梅平，而且渾身是
傷，跳樓自殺的人不會有傷。她是被他們打死的。
問：那後來這件事情的真相有沒有查清楚？
答：他們只說是「迫害致死」這話怎麽解釋都行。而且，他們等我離開中國（也沒
有說出真相）。直到我在香港，看見《大公報》（我特別關心中國的事，在香
港我還訂《大公報》，我剛來美國的時候，還訂過《人民日報》，現在我才不
看大陸的報紙了），那時形勢轉變了，她那個當醫生的同學，才說出來。
我在香港，打開《大公報》一看（當時我離開中國才九天），《大公報》
就登出來：上海召開公審大會，有一個人叫胡永年的，他是個工人，是王洪文
的上海工人造反隊的成員，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六個年輕人，其中有一個就是
鄭梅平。報上把鄭梅平的名字也登了出來。我當時馬上就明白了。我臨走以前
，一直盯着公安局，要求他們把梅平的案子弄清楚。他們跟我講：你放心，我
們一定要調查清楚。
實際上，在我離開上海之前他們已經逮捕了這些人（不可能八天就把這個
案子搞清楚）。為什麽他們等我走了以後才公佈出來呢？為什麽他們那麽快地
給我護照，讓我出國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公審的時候他們不希望我在場
，因為《大公報》的報道說，受害的人，都是「迫害致死」，六個青年都是出
身不好的。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家屬除我以外，都在公審現場，兇手胡永年被判
死刑，是緩刑，結果大家一致表示擁護這個結論。他們就知道，假如我在那裏
，我就不會擁護，我會站起來，要求判死刑，立即執行。因為中國的法律，凡
是殺人犯都是判了死刑，立即執行的。
結果，這個人在一九九五年，就被放出來了。他從八○年到九五年坐了十
五年監獄，我那時候還訂《新民晚報》，《新民晚報》報道，胡永年被放出來
了，他的兒子孫子兒媳婦到監獄門口去接他。胡永年，這個人的名字我至死不
會忘記。
問：那麽，關於梅平死因細節就沒有從其他的途徑上得知嗎？
答：沒有。政府從來就沒有說過，就是說她被「迫害致死」。但是，關於我的事情
，他們來給我道過歉的。
問：您的書中說，您出國的時候，是一個人提着箱子，帶着二十美元，又是坐輪船
……
答：對了，我是八○年出國的，那是鄧小平剛剛恢復工作。
問：您能不能回憶一下您離開中國的那一天？
答：離開的那一天，是這樣，在這以前，也就是毛澤東死後，他們就已經叫我到政
協去工作，不是在里弄里。政協的成員多是女的，她們也要為我送行，但是，
碼頭不准她們上去。她們弄了一輛麵包車，我只帶了一個箱子、一個手提包。
當時下着毛毛雨，那是九月二十七號。我在碼頭大門前下了車，她們不能進碼
頭。我等了一個小時，然後是過海關，很多人排着隊，他們檢查行李非常仔細
，費了相當的時間。在這之前，我就考慮過，要不要把鄭梅平的骨灰、還有我
先生的骨灰帶在身邊。後來，我想不要帶，因為他們的骨灰是裝在塑料口袋裏
，我說是骨灰，海關人員也許會認為不知道是什麽東西，反而擔誤了事情。所
以，我就把骨灰交給我乾女兒了。
問：到現在也沒有帶出來嗎？
答：後來帶出來了。一九八八年我把他們灑在了太平洋里了。那時我去夏威夷演講
，我租了一條船，把他們撒在了太平洋。我想，太平洋連着上海，又到澳大利
亞，也能到美國。
離開中國那一天，我就一個人等著上船，當然我感想很多，我知道我不會
再回來了。
我書里的結尾部份，我是這麽寫的，我說：「在我這一生，曾經很多次離
開上海，就像今天一樣，站在輪船的甲板上，但是這一次我的感覺和過去都不
一樣。我心裏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兒。照自然的規律，是年老的應該
先死，年輕的人應該活着，應該是她，而不是我到別的地方去，建設一個新的
生活。還有一個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這次離開我自己的祖國，是永遠
也不會再回來了。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對祖國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確，我站
在甲板上流了淚。淚水和雨水合在了一起。」我的書就是這麽結束的。
問：那麽，您這麽多年，從來就沒有想到要回去嗎？
答：我跟你講，在美國，一個老年人，沒有家、沒有孩子、沒有親人，是很苦很苦
的。我現在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我還開汽車，但是我的關節炎很厲害，永遠是
痛。我只有越來越老了，現在我八十多歲，我有心臟病，但是心臟病能用藥控
制住，沒有生命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很可能活到九十歲，我要有思想准
備，經濟上我沒問題，我的書也賺了錢，我本來也有點錢，我生活又不浪費，
我是很節約、生活簡單的。我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在身邊，比如我生病了，假
如我腦子不靈了，就會有許多人欺負我。
我現在一直都是這麽想，天安門上毛主席的像拿下來，這就意味着他們要
批判毛主席，我就回國。我寧可死在中國。我有足夠的錢，回去還可以做些好
事情。我現在已經幫助了很多中國學生。幫他們在這裏念書什麽的。但是，假
如我先死，毛主席的像不拿下來，我絕對不會回去。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是一
定要批判毛主席的。毛他不止文化大革命，你想，還有反右，他冤枉了多少人
？三年自然災害，死了多少人？毛澤東的政策壓根就是不對的。他說階級鬥爭
是綱，就是說是最重要的。他還有很多錯誤：對知識分子迫害、不信任，還有
講階級成分。
問：您覺得現在是什麽原因使毛澤東的像還掛在那裏？
答：現在中國的領導人，雖然他們執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可能想把中國搞得更現
代化一點，走向法制。當然，現在這一代領導人，已經七十多歲了，他們不可
能使中國民主化。但是，下一代人會再走得接近全面民主的道路。我們中國人
民等了五千年了，也沒有得到民主。再等二十年也無所謂了。只要國家不要亂
起來就好。毛澤東是用打仗的手段建設國家，那是不對的。打仗是破壞，建設
是要和平發展。搞運動耽誤了幾十年了。
問：您一生受了不少苦，喪夫之苦，喪女之痛……您能不能向讀者、向我們的聽眾
談談您如何對待苦難？
答：一個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氣餒。你一定要有一個希望，並且有信心、樂觀，朝
著那個望走。如果，你覺得沒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裝了。我在監獄裏，雖
然那麽苦，我還是永遠要奮鬥的。只要你有一口氣，你就應該朝着你的目標奮
鬥。
（原文一萬餘字，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