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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險被強拆 改建「黨中央大樓」

——王軍:北京故宮差點被拆除

1959年,劉少奇、彭真向北京市規劃局提出拆除故宮、在其原址上修建黨中央大樓的規劃,該規劃因財政和政治原因未能實現。

 
  故宮博物院院慶80周年之際,40年前幾乎改變故宮命運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光明日報》撰文披露:“20世紀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後’,要對它進行改造;‘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宮還出現了一個荒誕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對這些鮮為人知的史實,文章點到為止,未加細述,但已令人生奇:這樣的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令人困惑的夢魘
 
  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宮博物院八十年》一書,其中有鄭欣淼寫的一篇同名文章,談到了更多情況——
 
  20世紀60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宮內部建設一條東西向的馬路,並將文華殿、武英殿改造成娛樂場所”;
 
  “文革”時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豎立兩座大標語牌,一東一西,高度超過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壓倒‘王氣’;太和殿寶座要搬倒,加封條;在寶座台上塑持槍農民的像,槍口對準被推翻的皇帝。把過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臨時休憩之處的中和殿,改建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識的宮殿、門額,全部拆掉,等等。這些方案中有的項目竟實現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來了,其他的因無暇顧及才得以倖免。”
 
  鄭欣淼在文章中稱,“只有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史觀,堅持唯物辯證法,才能正確地評估歷史,才能正確地評價傳統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宮的價值。這個認識正在轉化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故宮博物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較快,得到黨中央、國務院及社會各界的重視和支持,就與社會上對其認識的不斷提高密切相關。”
 
  回顧歷史時,鄭欣淼作這樣的分析:“故宮建築宏偉壯麗,故宮所藏多是瑰寶,因此才成立故宮博物院。但故宮又是封建皇宮,在許多反對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頭腦中,總有一個陰影揮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宮對不對?保護故宮與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他講述了故宮的一段往事。1928年,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的議案,稱故宮博物院“研究宮內應如何設備,皇帝所用的事物”,“豈不是預備哪個將來要做皇帝,預先設立大典籌備處嗎?”“皇宮不過是天字第一號逆產就是了。逆產應當拍賣。”國民政府將經亨頤的提案函請中央政治會議複議,結果引發激烈爭論,終被否決。
 
  “但是經氏的這一觀點卻並未銷聲匿跡。”鄭欣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思想不絕如縷,常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其實質仍是如何對待我們的歷史和傳統。國家對故宮博物院很重視,但皇宮、皇帝與‘封建’的聯繫仍像夢魘一樣使許多人困惑。”
 
  “故宮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有這樣的表述:“故宮要着手改建。”
 
  《規劃說明》具體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提出,可以保護“天安門以及故宮裡的一些建築物”,“故宮要改建成一個群眾性的文體、休憩場所”。
 
  此前,毛澤東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毛澤東是兩次提到張奚若時說這番話的。1957年5月1日,毛澤東徵求政治學家、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對工作的意見,張奚若即把平日感覺歸納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併當面提了出來。
 
  “‘好大喜功’,看什麼大,什麼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說,“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難道喜過?‘急功近利’,不要功,難道要過?不要對人民有利,難道要有害?‘輕視過去’,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
 
  毛澤東定下調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58年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傳達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提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後,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個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劃,“故宮要着手改建”隨即提出。
 
  陶宗震,當年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的建築師,至今還記得一位局領導的發言:“他說,為什麼不能超過古代?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改建方案開始制定,被令操刀的建築師回憶說:“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宮這麼一說,這東西不落實,是劉少奇提出的。都這麼一說,不落實。要把整個故宮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嗎?當時叫我做過方案,我也就瞎畫了一下,誰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當時彭真說,故宮是給皇帝老子蓋的,能否改為中央政府辦公樓?你們有沒有想過?技術人員隨便畫了幾筆,沒正經當回事。‘文革’期間,把這事翻出來了,有人說你們要給劉少奇蓋宮殿。其實,彭真說的話,實際是主席說的話。”當年的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周永源生前作了這樣的說明。
 
  毛澤東三登宮牆不入宮
 
  讓毛澤東動怒的張奚若,曾於1948年12月18日北平圍城之時,帶解放軍幹部請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繪製北平文物地圖,以期被迫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澤東親筆起草中共中央軍委給平津戰役總前委的電報,要求充分注意保護北平工業區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區,對一切原來管理人員亦是原封不動,我軍只派兵保護,派人聯繫。尤其注意與清華、燕京等大學教職員學生聯繫,和他們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戰時減少損失。”
 
  1949年1月16日,毛澤東再次起草中共中央軍委關於保護北平文化古迹的電報,其中提到了故宮:“此次攻城,必須做出精密計劃,力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迹”,“你們對於城區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調查,要使每一部隊的首長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擊,哪些地方不能攻擊,繪圖立說,人手一份,當作一項紀律去執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平,將北平改名為北京。首都規劃隨即展開。
 
  參與規劃工作的梁思成,與應邀到北京指導工作的蘇聯專家發生分歧。梁思成與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區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建設,以求得新舊兩全、平衡發展;蘇聯專家則提出中央行政區應放在古城中心區建設,並着手對古城的改建。毛澤東支持了後者。
 
  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等古建築開始被陸續拆除。1952年8月,天安門東西兩側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被拆除,梁思成、張奚若曾表示堅決反對。1956年5月,北京市規劃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豬市大街至北長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習禮亭及牌樓、故宮北上門和東西連房,又引發學術界激烈批評。對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終導致張奚若1957年向毛澤東坦陳己見。
 
  毛澤東與故宮有過一段淵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時的老師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19年12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京請願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即住在故宮腳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澤東曾在四日內三登故宮城牆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東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向東行至東北角樓轉向南,經東華門、東南角樓,到達午門,由午門城樓下城牆,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午門內,登午門城樓,參觀設在那裡的歷史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下城樓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澤東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西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西行,經西北角樓、西華門、西南角樓,到達午門下樓離去。
 
  三次路線相加,毛澤東正好在故宮城牆上繞行一周。這是毛澤東到故宮僅有的三次記載,而這三次他只登城牆不入宮內。
 
  在城牆上漫步徐行,毛澤東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宮改建計劃?他為什麼不到故宮裡邊走走?其中內情無人知曉。
 
  “清除糟粕建築物計劃”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開會議討論工程項目,梁思成在筆記本上記錄了一位發言者的意見:“不同意天安門內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設部門及各區委對城市規劃發表意見,絕大部分人主張拆掉城牆,認為要保護古物,有紫禁城就夠了,並提出“中央主要機關分佈在內環,將黨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擴展至天安門南,把故宮丟在後面,並在其四周建築高樓,形成壓打之勢”。
 
  1955年梁思成的建築思想遭到批判。當時在中宣部任職的何祚庥在《學習》雜誌發表批判文章稱:“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於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大躍進”時期出現的“三年困難”,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宮及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劃,被迫擱淺。但在此期間,故宮博物院提出了一個“清除糟粕建築物計劃”。
 
  《紫禁城》雜誌2005年10月刊出一篇短文披露:“1958年,正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在全國形成全民運動的高潮時期。在當時的形勢下,故宮博物院在有步驟地實施古建築修繕整理的同時,也着手計劃改建工程,預備對院內一些不能體現‘人民性’的‘糟粕’建築進行清理拆除。”
 
  1958年12月15日,故宮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建築物計劃和1959年第一批應拆除建築物的報告》,其中說明對院內各處殘破坍塌及妨礙交通的道路、妨礙下水道之小房及門座等建築,需即行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報告,提出要求:“(1)能暫時利用者,可不拆除;(2)對過去宮廷僕役(太監、宮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選擇幾處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並標出文字說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進行對比,向觀眾進行階級教育;(3)拆除室內的牆時,應注意建築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時應注意保護,拆除後應妥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築物應照相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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