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出版的《求是》雜誌社子刊《紅旗文稿》刊登了廣州軍區41集團軍參謀長李橋銘的長文《蘇聯軍隊「非黨化」的歷史悲劇》。文章講述了蘇聯解體過程中，蘇聯軍隊拒絕支持共產黨和強硬派組織「8·19」「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歷史，並回顧蘇聯解體的混亂中，蘇聯軍隊遭受的混亂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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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橋銘在訓練現場 |
作為中國軍隊在目前軍隊黨化的大背景下，高級軍官在公開表態中，支持黨的領導聽黨指揮是必須過的政治關。在中共的官方學說中，黨因為其歷史地位，具有不可辯駁的執政合法性，而軍隊則是黨維持這一地位的支柱。
對於所謂聽黨的話，反擊「軍隊國家化」，一般中國政情觀察者往往從權力交接和鬥爭的角度對此進行解讀，所謂聽黨的話，一般意味着聽接任軍委主席的文人總書記的話，而不是聽某個前任老佛爺的話。
例如，7月8日，中央軍委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習近平提出了五點要求，第一條，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聽黨指揮、政治堅定。」
具體來說，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黨叫幹什麼就堅決干，黨不允許幹什麼就堅決不干，帶頭維護中央權威，維護軍委權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確保槍桿子永遠掌握在忠於黨的可靠的人手中。
但相比較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軍隊政變掌權的混亂情況，有不少政治學者認為，中國軍隊忠於文職領袖應認為是有利條件，未來中央政權民主化後，軍隊國家化應該可以順利轉型。
不過，這位少將的發言，赤裸裸地將拒絕鎮壓民眾的前蘇聯軍人、克格勃突擊隊等，指責為蘇聯解體的罪魁。他甚至殺氣騰騰地引用一本美國人的當代史著作說，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危亡關頭，蘇軍國防部和總參謀部「許多軍官堅決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然而他們找不到忠實的部下替他們殺人」。
以此來看，這位少將似乎在向強硬派繳納某種投名狀，他願意作為軍隊鎮壓抗議民眾，做阻止政治轉型的「忠實部下」，願意「替他們殺人」。這一文章也因此在微薄上被許多激進的網友紛紛諷刺和批評。
李橋銘文章首先回顧了蘇聯後期的軍事變革，尤其是政治軍官系統被廢除的情況，他把這個動作，而不是中低級軍人的意願和民眾的影響，作為蘇聯軍人在變革中保持中立的根本原因。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即1991年強硬派「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的「8·19」事件中，蘇聯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一些軍官示威性地撕毀了黨證。」
海軍司令切爾納溫、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火箭軍司令馬克思西莫夫、列寧格勒軍區司令薩姆索諾夫從一開始就質疑或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定。沙波什尼科夫先是以天氣不適宜飛行為由，延遲輸送空降兵的運輸機起飛，後又引導機群錯降機場，使空降兵無法在預定時間內集結，同時直接向葉利欽表示空軍支持他。
蘇軍空降兵受總參謀部直接指揮，司令格拉喬夫曾經在阿富汗戰爭中擔任空降師長，榮獲過蘇聯英雄稱號，在空降兵部隊中有極高的聲望。
李橋銘文章說，格拉喬夫帶領空降兵，一個人就「搞黃」了整個蘇聯。
格拉喬夫指揮圖拉空降師進入莫斯科執行緊急狀態任務時，國防部下達給他的每一道命令，他都立即通報給葉利欽及其支持者。格拉喬夫一方面與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一起，拖延後續空降兵部隊進入莫斯科的時間；另一方面，讓列別德親率一個營進入白宮，並調轉炮口，宣佈保衛葉利欽、同民主派站在一起。
此外，強硬政變者派遣克格勃的阿爾法突擊隊抓捕葉利欽，但該部隊認為強攻會造成眾多的人員傷亡，因而最終拒絕服從命令。第二天8·19事件宣告失敗。
李橋銘引用美國人威廉·奧多姆的書籍《蘇聯軍隊是怎樣崩潰的》，寫道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危亡關頭，蘇軍國防部和總參謀部「許多軍官堅決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然而他們找不到忠實的部下替他們殺人」。
對同一段歷史，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讀。
最近，在《炎黃春秋》的一次座談會上，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第三子胡德華也談到了「8·19」事件中，格拉喬夫和克格勃「阿爾法突擊隊」的這段歷史。
根據網絡上流傳的現場速記稿，有中共高層（應指習）對蘇共垮台，感到非常痛心，甚至感到蘇聯人民在危機中「竟無一人是男兒」。
胡德華則認為，首先要了解目前俄羅斯的現狀和蘇聯的歷史，這樣才能知道是戈爾巴喬夫一個人叛變蘇聯就完蛋了，還是蘇聯人民拋棄了蘇共。埋怨了所有的人，埋怨蘇聯的領導人背叛，埋怨蘇聯人民沒信仰，埋怨帝國主義的顛覆。
卻而唯獨不從內因查找問題。這對嗎?說蘇聯人民竟無一人是男兒，那麼我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是男兒，是不是手握現代化的武器，駕駛着第三代主戰坦克向着手無寸鐵的蘇聯人民開槍開炮，橫衝直撞的軍人就叫男兒呢?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胡德華說，軍隊（蘇聯紅軍）是保衛祖國反對侵略的，他的對手是外國侵略者，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是英雄嗎?是男兒嗎?有着反法西斯光榮傳統的蘇聯紅軍，對於下達開槍鎮壓百姓的命令，敢於抗命，不怕上軍事法庭，這才是英雄，這才是男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