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密捕37天後
被中共密捕37天後,雖然背負取保候審的罪名,杜斌未來一年仍然受到諸多限制,但他依然坦蕩無懼,他強調會繼續「做一個人的本份」,繼續拍攝和寫書。
被「失蹤」37天的杜斌,8日釋放後,因為手機、電腦、錢包、信用卡被中共扣住,被割斷和外界的通訊聯絡。本報10日輾轉聯絡到他,電話中的他,笑聲爽朗,和入獄前沒有分別。
「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犯罪,在任何時候,審訊我的時候我也很坦然。」他說。
大紀元專訪和石濤視頻成所謂罪證
杜斌表示,自己是在6月1日下午兩點被北京市國保總隊傳喚,當天被3人(兩男一女)連環審訊至當晚12點。當局抓捕他,主要是因為他拍攝的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以及5月20日在香港出版《天安門屠殺》這本書。
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抓捕他,其中被中共視為所謂一大罪證的是本報記者李真專訪他的文章《杜斌新書<天安門屠殺>揭中共殺人史》(http://www.epochtimes.com/gb/13/5/28/n3880930.htm)。以及希望之聲下載的新唐人電視台評論員石濤專訪他的原文(採訪錄:杜斌談《天安門屠殺》http://big5.soundofhope.org/node/362402)
杜斌說:「他們將這兩篇文章用彩色打印機打印出來,然後問我,是不是你說的?採訪的內容是你說的?我就說是,他們說,是,你就簽上文字,按上指模,作為證據。他們將這個作為我散佈謠言的一個證據。」
杜斌笑言審訊他的國保一直在傳閱這兩份他按上指膜的文章,還問他關於街上坦克車把人碾成肉醬的事情,為何他會知道?杜斌就回答:「我說國外公開的刊物,六四檔案裏面都有,只是你沒有看到而已。」
6月3日再審訊他的時候,一個女國保又指着《大紀元》文章問他,「你看文章裏面寫什麼中共屠城?為什麼別的人看你的書,馬上就聯想到這幾個字?」杜斌當時就笑了,「在1989年6月,香港媒體報導的時候都是用『屠城』,不是我告訴這個記者,而是1989六月香港媒體就這麼寫了。」對方也沒有追問下去。
杜斌估計,可能這些國保看不到六四真相,接觸的資訊少,才問出這樣的問題。
至7月3日,他被關押第32天,女檢察官提訊他時,亦提到《天安門屠殺》。「你弄了這本書,你知道會造成什麼惡劣的影響?你還接受法輪功媒體的採訪?」杜斌就大方表示,有關這本書,包括法國、德國廣播電台,還有明鏡出版社都有採訪。
坦蕩無罪杜斌:我是爺們不容酷刑女人
另一個中共關注的焦點,還是因為他5月1日在香港首映《小鬼頭上的女人》,揭露馬三家勞教所的酷刑。
杜斌說,當局反覆問他為什麼要拍攝和寫書,是不是有人組織和授意?但杜斌就堅持自己做一個人的本份,「我就說因為我是一個人,我就是本着一個做人的本份,我當時告訴他們,我是一個爺們。我對發生在女人身上的酷刑、虐待,我不能接受。是一個爺們都不能接受的。」
當局審訊他時,以他沒有親眼目睹酷刑為由,質疑為何敢指控酷刑,但杜斌表示,有關馬三家的揭露,最早是《視覺》雜誌4月7日披露,他的紀錄片在5月才發表,而且是真人實據,「他們問我有沒有見過酷刑,我說這些酷刑是對女人的,我是男人,怎麼可以看到?我採訪了十幾個受害者,她們都是不同時期進去的,她們關在不同的房間裏面被虐待,她們講述的,證明裏面確實有這樣的事情,如果你們覺得是虛構的話,她們可以給我作證。」
中共更高級別在關注
杜斌透露,抓他的雖然是豐臺區國保,但其實有中共更高層的人在下指示,「他們親口告訴我,有更高級別的領導關注我的事情。他們寫了一些報導,關注我的情況。給我說一些甜言蜜語。我當時已經做好了坐牢的準備,5~10年。」而抓他時的國保人員還一度威脅他,「把你送進去之後,可嘗嘗牙刷的味道。」
但杜斌形容,總體而言,37天的牢獄生活,他沒有受到肢體虐待,雖然吃的不好,但睡的很好。天性樂觀的他,甚至把牢獄生活作為體驗生活和創作的另一個體驗,「觀察被警方從各個地方選拔出來的精英,如何生活。」
他也有失落的時候,擔心自己的父母和女友,覺得坐牢對不起他們。「流淚後,又開始笑,探望我的浦律師也流淚,但又跟着笑。」
6月20日後情況轉松
獄中的人總是盼着自由的一天。堅信自己無罪的杜斌也不例外,他一直深信自己會被釋放。「監獄每天晚上都在看新聞聯播,當時習近平和奧巴馬會面的時候,我就在想是不是要把我放掉,作為一個禮物。傳喚證,從6月8日延期到7月1日,是不是7月1日要放?」
杜斌發現,6月20日關押審訊他的國保態度明顯變化,從以往16頁的審訊記錄,縮短到只有4、5頁,甚至不再高聲訓斥他。而且審訊時,還經常低頭看自己的IPHONE,顯得心不在焉。
無懼打壓繼續創作和拍攝
雖然被取保候審,還未得到完全的自由,但杜斌強調,不會因此改變自己的敢言風格,還會繼續創造和拍攝,包括繼續作「馬三家」的紀錄片。「這個社會還會發生有趣的事情,活着的理由,就是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現在希望把我的手機、電腦,還有我的相關資料收集,還有移動硬盤,希望早點歸還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