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憲政論爭波及社會不同領域
中國學者陳子明周四(6月20日)一則長微博引起海外媒體熱議,其內容為前中共領導人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在今年2月一次聯誼會上的講話文稿,曝光的內容是北京四中同學會上，老同學之間的憲政之爭：傾向於普世價值與憲政制度的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受到原中信集團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孔丹質問：憲政?你還是不是共產黨員?你還有沒有信仰?然後...秦曉反問孔丹：你有沒有信仰啊，你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國，你信仰啥?孔丹惱羞成怒，開始罵娘。
秦曉與孔丹之爭，是共產黨主流媒體與學界主流的憲政普世派之爭在民間社會的反應，面對這樣的論爭，媒體驚呼中國社會出現新的分裂，儘管秦孔之爭最後可能互相要示以老拳、不歡而散，但我們仍然要看到民間社會的進步與意識形態的某種開放，因為在鄧時代，是以不爭論來迴避憲政問題，市場姓社還是姓資?最後鄧小平以強人政治拍板，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一錘定音。習不是強人，不可能一錘定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憲政民主，不允許有爭論。
這裏，我們既看到了習近平時代開局之時的某種勇氣，就是敢於把憲政問題公開出來談論，它本身就是一次對憲政民主的啟蒙與常識普及，憲政普世派天然認為憲政民主是中國的政制必選，而特色社會主義派則認為，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憲政，只適合西方，如果移植到中國，必使中國內亂動盪。不對稱點在於，特色派佔據着官媒，包括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求是雜誌及紅旗文稿，而普世憲政派，多只能通過網絡發表言論，學習時報與南方報系偶爾也能發出一些觀點。
面對秦孔之爭，我們要思考的是，在21世紀的今天，孔丹們為什麼會有反憲政理念?他們的理論來源就是這些官方主導的媒體觀點，謊言千遍就成了他們的真理，他們同情蘇聯解體與蘇共倒台，認為中共永遠執政勿容置疑，是歷史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變相的天命論，而這種天命論現實的解釋是，數千萬人頭換取了中共的天下，如果要改變中共的執政權，就得拿出幾千萬人頭換取。
顯然，孔丹們的利益判斷，代替了價值判斷，也就是俗話說的屁股決定了腦袋。國家主義的本質是權貴資本主義，這些紅色權貴們，以國家名義利用全民資本，獨步天下，形成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團。
孔丹的聲音，不是一個人的聲音，而是權貴利益集團的聲音，甚至代表了他們的共同的信仰，這一聲音與信仰在中央九號文件中得以體現，反普世價值、反憲政，反對中共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他們把憲政看成對中共統治的顛覆，在他們看到，要麼實行黨政(一黨專政、黨規即法規)，要麼實行憲政，水火不可能相容。如果憲法權威神聖，那麼黨的神聖權威在哪裏?
保守的宣傳機構與權貴利益集團，形成強大的合力，顯然不是信仰的力量，而是利益層面的追求。
二、習近平的理論制高點在哪裏？
習近平的政治用詞,儘量迴避政治色彩,而重視生活常識,他的政治關鍵詞沒有沿用三個代表或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思路,而用「中國夢」這樣有文學色彩的語詞表述,近期發動的整黨,也不用始於延安的政治運動用詞「整風」,而用生活俗語：「正衣冠、照鏡子、洗洗澡、治治病」這樣基於生活常識的軟性用詞。
用詞很輕，並不等於壓力不大，習面臨的壓力是多重的，甚至也可以說是深重的。生態環境壓力、社會穩定壓力、經濟滯漲壓力、政治不改革帶來的壓力，如果習近平跟在這些問題的後面，解決枝節問題，不是說五年十年，就是再給五百年的時間，也不可能解決。
國家第一領導人，或國家第一領導團隊要做的，是第一等的事情，與正衣冠相對應的是，習近來要名正而言順，即要得到理論的制高點與道德的制高點。
延安最終的勝利不是整風帶來的，延安整風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當代中共在延安問題上，過多的講延安文藝、延安整風、延安精神，但沒有人談延安民主與延安的普世價值追求，通過著名評論人笑蜀主編的《歷史的先聲》，我們看到延安時期的中共媒體主談的是民主憲政、聯合政府、自由言論、軍隊的國家化，強烈反對一黨專政，並認為那些認為中共掌握政權之後，或實行無產階級一黨專政是無恥的謊言。中共在延安的價值追求，是中共對人民的神聖承諾，也是中共贏得廣泛的各政黨各階級支持的根本原因。中共在延安時期搶佔了理論制高點，因為中共追求的是普世價值。
鄧小平搶佔的理論制高點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也不是通過整風之後開始的，鄧小平搶佔的理論制高點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使極左保守的「二個凡是」派理論失語。平反冤假錯案是主張正義，從包產到戶到市場經濟，則是讓人民得到應得的經濟自由，他的遺憾是沒有進行政治改革，只在經濟領域融入世界，而政治領域沒有順應世界與時代潮流。
現在，習近平得到了權力的至高點，但他得到了理論與道德至高點嗎?
道德或道義的至高點，現在看到仍然無法佔有，所謂為人民服務完全是政治虛詞，官員公開財產是對其道德要求的最底線，仍然遙遙無期;理論制高點，習近平時代已是中共無政治關鍵詞可說的時代，習只能提出模糊的中國夢概念，當中國夢被《南方周末》在新年獻辭里具體闡述為「憲政夢」之時，南方周末旋即遭到整肅，因為南方周末搶佔了宣傳系的理論制高點，反映了公民社會對憲政民主的真正需要。
經濟改革三十年之後，面臨着對這三十年社會實踐進行反思與政治評定，人類的社會實踐不是為了去驗證真理，而是為了創造價值，價值是衡量實踐的標準，中國經濟已融入世界，中國應該遵從人類的共同價值，憲政民主制度不僅是一種體制，一種對憲法的尊重，也是一種政治倫理。如果說為人民服務是一點零版的政治倫理，那麼，權力分立的憲政制度，則是二點零版的政治倫理，概念化的人民社會，正在轉型到具體的公民社會。三十年的國家資本利益追逐，要過度到對人類共有的普世價值的尊重。
當習近平重走鄧小平南巡之路時，他完全可以通過向鄧時代的改革開放致敬，將改革推進到政治層面，因為這是鄧小平未竟之政治事業，當習近平談改革前後三十年一致性時，他冒的政治風險，遠大於談延安民主憲政的追求與政治承諾，而當習與台灣政要談互設辦事處，以及未來的政治談判時，既可以放眼未來，在民主憲政的政體下，實現國家統一，也可以重回國共二戰結束後重慶談判的成果《雙十協定》(共同推動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以及與其他政黨合作組建多黨制民主聯合政府。)如果說沿着鄧小平改革開放之路，開始政治改革是一扇洞開的大門的話，而延安時代的民主憲政追求、與台灣國民黨政治和談，則是政治改革的窗口，這些門和窗，都能讓民主憲政的陽光，照亮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未來。
三、不確立價值追求社會必然混亂無序
再說秦曉與孔丹之爭，孔丹認為秦曉主張憲政，作為一名黨員是沒有了信仰。這種表述是令人費解的，也暴露出孔丹已將中共的唯一執政看成自己的信仰。孔丹不懂得：中共的信仰既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人民」，中共相信的與仰視的，應該是人民，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共是人民的公僕，中共的軍隊是人民解放軍，中共的銀行是人民銀行，還有人警察察、人民政府等等，總之，人民是中共的上帝，人民在共產黨人的辭典里具有神聖性，而在經濟社會中，不僅當政黨、領袖走下了神壇，人民也走下神壇，人民從政治概念，演進為社會身份，即：人民已具體為公民，當政黨與政府靠納稅人供養，公民通過選票來體現民意民主。而人民的政治意志，不再是統治者口頭禪，而是要通過實實在在的選票的統計，才能量化民意的各種數據。
中共的第一代領導人陳獨秀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就引進了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在延安時代就開始倡導民主憲政，倡導普世價值，民主憲政才應該是中共與中國人民共同的政治夢想，而習近平也表述過，要依憲法治國，要把公權力關進籠子裏。民主憲政的內涵，都已被習準確表述了出來，他唯一要做的是，強化與理論化這樣的表述，使憲政成為習時代中國夢的核心內容，並以此搶佔理論制高點。
可惜習對憲政民主價值只有隻言片語的倡導，更多使用的仍然是老套的政治語言，而對1840年之後中國歷史理解與對現代蘇聯解體的認知，在歷史的表象上轉圈，對中外近當代史的解釋，不僅是表象的，而且是故意誤讀的。如果習將自己的理論與國家主義建立在這樣的歷史認知上，必然貽笑大方，大國領導人對前蘇聯共產黨的腐敗與民意向背都看不清，國際社會看到的不會是你的政治立場，而是你沒有社會常識與良知。
習只有面對真問題，才能形成真觀點真理論，不顧左右而言穿衣洗澡治病，不是大國領導人應有之政治姿態。由於習近平沒有關於憲政的政治表態，所以許多托偽之作或傳言紛紛出籠，給人的印象習是一個十足的毛迷，習的新政是沒有薄熙來的重慶模式，著名社會問題專家于建嶸在微博中說：
政治信號混亂正在動搖社會信心。這次深圳之行，會見了區主要領導，給幾百名企業家講了一天課。最深的感受是，憲政姓資之說，已嚴重影響到了基層政治經濟生態。有相當級別的領導就問，他們到底想幹什麼?有企業家公開表示，正在拋售股票，想一切辦法將資產轉移海外。政治失序將引發經濟危機?
沒有道德與理論制高點，習將處處被動，只能打打掃除，正正衣冠，而積累的社會問題及社會潰敗速度，超其想像地增加，一旦人們認為習是用文革倒退的方式治理國家，首選引發的不是政治災難，而是經濟災難，群眾鬥群眾已不太可能，而政治倒退引發企業家的不安全感，大量企業會出現雪崩一樣的撤退、抽逃資金，以規避政治風險。當政者應該意識到，中國的社會穩定不是靠國有企業，更不是靠政治口號，而是靠無數中小型企業。于建嶸所言的政治失序會引發經濟危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警世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