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鬥地主的控訴大會，但被工作隊請上台憶苦思甜的老貧農、老長工常常誇獎農忙時地主東家準備的豐盛餐點，多到能藏在褲腳管裏帶回家。(愛歷史/看中國配圖)
徐家郎（村）有一個姚姓地主，居然一年到頭不吃肉的，節節儉儉的過日子，就想多置幾畝地，將來可以為五個兒子留一點家當。但是他沒來得及等兒子長大，土改來了，評為地主。
因為編撰《三元村志》，所以將1949年後初期的那些事重新掂量和思考了一下，這一掂量，就掂量出不少的想法來，骨鯁在喉，寫出來，請指正。
半個地主
我在《三元村志》中寫道：1949年後初期，三元地區有二個半地主。培德堂（村）有一個，地主姓趙；徐家郎（村）有一個，姓姚；活絡浜（村）有半個地主，姓陳。「半個地主」的說法不是幽默，而是當時評定出的成分，既然是半個，大致是有點象、又有點不象的地主，但既是地主，就是專政對象。可以分他的四大財產：土地、耕牛、餘糧和房舍。按土改政策，地主的金銀按理不在沒收之列，但其時農會的權力極大，農會說聲分，也就分了。許多地方順帶還分了地主的女人。
對於地主、富農，我們這一代聽得多了。小說，影視作品，都有大量的描寫。我查閱了1950年8月4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對地主、富農是這樣界定的：
地主：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下面還有一些解釋性的話，略去)
富農：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僱傭勞動（請長工）。（下面還有一些解釋性的話，略去）
那麼，半個地主是什麼意思呢？
來自政務院的一個補充規定。規定說，「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稱為半地主式富農。」
這就是半個地主的來歷。但這個規定顯然犯了文字上的低級錯誤。按文件的意思，「半地主式富農」的中心詞應該是「富農」，但各地在執行中，都理解為「半個地主」。地主、富農雖然屬於被打倒的同一等級，但在具體處置上，畢竟是有點差異的。據1947年頒佈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受，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同意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個人所有。」
可見，按照《中國土地法大綱》，地主的土地將「分田分地」，而富農的政治待遇比地主要好一點，至少，田地是不分的。據1950年6月28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六條的規定，「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第六條還規定，「但對富農的出租土地將予以全部或一部分徵收。」也就是說，對富農的土地，自耕部分是保護的，出租部分是徵收的。
這就是當時的土改政策。但按照這樣的政策，三元村將無地可分。因為只有兩個小地主。
《三元村志》這樣寫道：
三元村的分田分地，按三元村地少人多的特點，大致分三個等級：分出戶，平均每人可保留2畝地以內，多餘的分出；分進戶：平均每人可分到1．8畝地，不能超出；基等戶：平均每人均攤下來為1．8畝～2畝，既不分進，也不分出。
別以為分的都是地主、富農的田，在蘇州農村，情況很複雜。有的佃農，在成分上是貧農，但手上田多，卻是分出戶。有的農民省吃儉用一輩字，終於有了自己的地，卻成了中農。（中農後來細化了。上中農一不小心就滑成富農，成了革命的對象；而下中農幸運地與貧農為伍，成了天生的革命者與收益者。）
三元村這人均1.8畝土地，是根據總面積除總人口算出來的。不管你是什麼階級成分，只要人均超過2畝，你就準備分出。
家有多少畝地，才能評上地主？
1949年後初期。家有多少畝地，才能評上地主？這個問題，南方與北方，差異太大了。就蘇南而言，也有差異，據我查閱到的資料，大致可確認為40畝。
40畝，是蘇南地主的入門線，是少是多？
民國二年，吳縣曾做了一個統計。全吳縣的有田人家，戶均擁有11畝農田。按這個數字計算，40畝是11畝的3倍強，稱為地主，似乎也夠格的了。
但從勞動生產率看，這個數字就大有問題。以明朝嘉靖年間的生產力水平為例，夫妻兩人可種田25畝到30畝，加上家庭中的輔助勞力（老人或小孩），一個完整家庭種40畝地完全是可行的。充其量是個中農或富裕中農。如果將自耕農硬塞進地主行列，再將他打倒，明顯是不合適和不合理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為了振興經濟，也實行「計口授田」，由中央「司農司」專管其事。大致北方多一點，南方少一點。但最少不低於15畝，這是國家規定的。在蘇州太倉，有「見丁授田十六畝」的歷史記錄，一家夫妻兩口，起點就是32畝，由官府發給土地執照，承認農民的所有權。所以，在朱元璋時代，國家主張一戶農民耕種幾十畝地，這樣才能保證自耕農的的基本生活和國家稅收。
家有四十畝地，做個自耕農可以過得非常舒服，但做個地主就一點也不輕鬆了。
清朝順治年間，有個叫唐甄的知縣，革職後流寓到吳江定居。在隨後的三十年中，他寫成《潛書》，記錄了他的所見、所聞、所遇、所思。《潛書》的歷史價值很高，歷來被史家所推崇。他在吳江薄有田產，正好也是40畝地。按1949年後初期的標準，夠得上評為地主。唐知縣每年可收租41石，其中上繳給國家的田賦、加耗、加解以及其他諸項費用為23石。年歲大熟時可餘18石，夠其一家六口半之用；半熟時則納稅後無餘剩，若遇災年只能「典物以納」了。
這是清朝順治年間一個擁有40畝田地的小地主的生活狀況。幾乎就是一個破產地主的模樣。唐知縣最後當不了地主了，將土地賣了，做小本生意去了。
應該說，清朝順治年間的政治尚為清明，稅收比明朝晚期低多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唐知縣尚且混不下去。看來，靠40畝田地，是當不了地主的。
費孝通先生在1948年說：「在吳江，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畝上下。有田二三百畝左右，其生活還趕不上一個有幾十畝田的自耕農。」
1949年後的蘇南中小地主：捨不得吃肉
我們在三元村調查時，發現一個事實讓人震驚。徐家郎（村）有一個姚姓地主，居然一年到頭不吃肉的，節節儉儉的過日子，就想多置幾畝地，將來可以為五個兒子留一點家當。但是他沒來得及等兒子長大，土改來了，評為地主。
後來我讀到柳亞子先生的自傳。他說：分湖柳家，都是以節儉起家的。
他們的不幸，是不幸在一個不應該節儉的年代。按理，判別一個地主夠不夠地主，除了看田地的多少外，還要看其參不參加主要勞動。但這一條，對許多江南中小地主不適用。我的朋友朱軍先生纂修的《友聯村志》中，就出現了一個經群眾集體公議，由土改工作組審定而評出的勞動地主。
上文寫到的不吃肉的姚姓地主，還勞動得少嗎？他們是非常勤勞的中國農民。同樣，他們勤勞得不是時候。
我們在三元村得知，這個村僅有的兩個地主，被很政策的對待了，他們的四大財產（土地、大農具、餘糧和出租的房屋）被分了，而他們的室內財產一直保留到文革中。
文革前夕，在江南農村進行的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流傳着許多荒誕的笑話。被工作隊請上台憶苦思甜的老貧農、老長工常常誇獎農忙時東家準備的鹹肉大得象鐵搭的榫頭，粽子和鹹鴨蛋吃不完，藏在褲腳管裏帶回家。
每一次的社會震動，都會犧牲一批人。1949年的社會震動，中共選擇了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