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在大選之前，我再次來到馬來西亞。這一回，我卻看到了一個未曾見過的新國家。並不是吉隆坡多了一座雙子塔，也不是發現了一座足以保證未來財富源源不絕的新油田，而是在無數細微經驗之中感受得到的新觀念，這種看不見摸不着的抽象觀念卻能在空氣中瀰漫出一股令人亢奮的氣味。一個誠誠懇懇工作、老老實實做人的父親，平時不問政治，這時竟半小時更新一次臉書，追蹤選情的動向。一家開在街角的商店，平日恨不得全天候開業，這時竟提早收工，只是為了全店上下可以及時趕上那怎麼樣也去不全的政治集會。這一切奇怪的新現象，全都來自一個從前不曾普及的觀念。這些父親和店家開始相信，他們的國家可以是個不一樣的國家。
正如大部份威權國家，馬來西亞的社會主流長期浸淫在一種政治宿命論的陰影之下。這種政治宿命論首先是套意識形態，它提供了一種解釋世界的框架，告訴國民這個國家為什麼會是這副模樣，又告訴大家這副模樣為什麼是正當的，合理的，甚至完好的。與此同時，它還要大家接受這套解釋，覺得它不可改變，仿佛老天註定，自有永有，猶如河流奔海，日出東方，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
此所以從前的馬來西亞人或許會有很多抱怨，然後無奈搖頭，嘆息道：「沒辦法啦！這個國家就是這樣。」甚至連抱怨都不抱怨，只是默默接受現狀，按照既定的規則行事，在理論上很成問題的體系之內盡力尋求滿足自己的利益。如此生活，無異於認命，把一套人為的，虛構的世界觀當成不可違逆的天命。每個人可以做的，就是在這天命之下各安其位，做個本份的老百姓。
在這個意義上講，華人所謂的「變天」，便多了一層最最具體的涵義。從當年的台灣，到現在的馬來西亞，霸權的崩潰，意識形態的失效，整個威權體系的瓦解，豈不正是名副其實的「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