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聶元梓
聶元梓，1921年出生於河南省滑縣。年輕的時候曾是個熱血青年女學生，投向延安，成長道路可謂一帆風順，據說還與習仲勛夫人是閨友。文革開始時，聶無梓已經升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後來不久，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4月19日，首次鋃鐺入獄。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處聶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聶元梓對判決不服，認為判決書指控的罪名嚴重不實，堅持認為自己有錯無罪，但上訴被駁回。之後，聶元梓等人被從公安局7處的看守所押送到延慶監獄服刑。
有資料說她死於1994年。有資料說到2004年時，她還默默頑強的活着。不知道孰假孰真。
北師大譚厚蘭
譚厚蘭，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1965年作為調干生到北師政教系學習。她是文革期間砸爛曲阜孔廟的主要人物。
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譚厚蘭。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９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她在北京婦產醫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時年45歲，沒有結婚。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查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得病這件事情。有資料說，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譚厚蘭做出作「態度較好，罪行輕微，免於起訴」的結論。人都死了一年多了，說這些就顯得有些可笑滑稽。
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
王大賓，出生在四川省涼山。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探工專業。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了那場席捲全國的「造反運動」，拋頭露面，拉起隊伍，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他還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
北航韓愛晶
韓愛晶，出生在江蘇漣水縣。後考上北京航空學院。文革開始，他在去國防科委「請願」靜坐的28個晝夜，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成了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曾帶頭對彭老總逼供和毆打，先後7次將彭總打倒在地。使彭總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一個星期後，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斗大會」，不顧彭總的嚴重傷病，會上對彭總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游鬥，並再次毒打彭總，連陪鬥的張聞天頭部也被打成血腫。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後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餘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機關正式逮捕了韓愛晶。1983年6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
清華蒯大富
蒯大富，1945年出生於江蘇鹽城。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之首。他的行為給毛澤東出台「我的一張大字報」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次，他還要為「清華百日武鬥」負主要責任。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點清查對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華受審。
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這五大人物的命運應該說毫無例外，當他們失去利用價值的時侯，必需隨時為任何時期、任何人物、任何事件做出犧牲，一而再、再而三。他們的命運甚至不會引起人絲毫的憐憫。人的生命價值低下到這個程度，就這就是這個時代，這就是這種體制。
附：塘格木傳奇
83年被判刑後，蒯、韓二人先在北京的監獄關了一段時間，然後被押解離京。作為全國有名的大反革命分子和危險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包了一節火車車廂，派了50多名幹警押送他們和幾個重刑犯赴中國第一勞改農場——青海塘格木勞改農場服刑。
塘格木勞改農場位於青海省共和縣境內。這裏地處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無人煙，一片草原，往北幾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這裏特適合於做勞改農場，地勢平坦，視野廣闊，只有一條道可以通縣城，守住了這條道，任憑犯人跑吧，幾天幾夜也跑不出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在荒原上，除非有直升飛機或外星人接應。塘格木勞改農場很大，約有數千名犯人在這裏服刑。犯人們大都是刑期較長的刑事犯和年齡不大的政治犯（在中國叫反革命犯）。犯人中幹什麼的都有：殺人的，強姦的，圖財害命的，搶劫、盜竊的，貪污巨款的……刑期大都是十年以上，有許多是死刑犯和死緩犯、無期犯。許多人可能永遠離不開這個地方，一直到死。這裏沒有污染，沒有噪音，沒有風沙，更沒有沙塵暴；這裏沒有汽車尾氣，沒有大城市的喧囂；這裏吃的喝的全是正宗的綠色食品，真正的一個世外桃園。這裏只缺一樣東西——自由。
剛到時，農場分給他們每人十幾隻羊，一頭氂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晚上趕回農場圍攔里。儘管跑出去必死無疑，但農場仍然有鐵絲網和哨兵看守，只不過沒人敢往外跑而已。從此，蒯大富、韓愛晶他們每天早上拿着鞭子，趕着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他們成了青藏高原上真正的牧羊人，有詩為證：
昔日亡命去造反，
今日高舉牧羊鞭。
世上風雲多變幻，
榮辱彈指一揮間。
就這樣，蒯大富、韓愛晶當了一段牧羊人。後來，農場子弟小學缺少教師，蒯、韓二人便當了代課老師，不再放羊。韓愛晶曾說過，歷史上，沒坐過牢的人算不了政治家。如今他成了真正的「政治家」，他無怨無悔。人間的世態炎涼，酸甜苦辣，啟迪了他的良知，清醒了他狂熱的頭腦，使他的靈魂得到了升華。
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
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人數很少的極左小組織。他們利用1967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機會，建立秘密組織，進行秘密活動。散發題為「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等傳單和標語，並將這些傳單和標語張巾在北京一些繁華市區。
毛澤東在1967年9月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指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作者，是一個「用貌似極左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沒用多長時間，這個組織就被清查出來，為首的分子被公安機關逮捕，問題基本上解決。接着，林彪、江青接過清查「五•一六」的口號，誇大這個小組織的力量和活動，擴大範圍。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毛遂自薦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查組織、追表格，強迫「坦白交待」，以製造擴大化；另一方面，又藉機把許多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林彪、江青一夥的幹部、群眾打成「五•一六」分子。由於所謂「五•一六」的標準，就是毛澤東提出的兩條：「一是要破壞和分裂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偉大的人民解放軍」。在「紅色恐怖」下，有的單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負責清查工作的專案人員也被咬成「五•一六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這個通知要求糾正擴大化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採取體罰或變相體罰的手段，並提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實際上是促使人們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組織」。這個通知還錯誤地把遭到誣陷打擊的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成員，幫助林彪、江青一夥幹了很多壞事、當時已被隔離審查的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混在一起，都說成是「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作者。後來的發展更具有諷刺性，九屆二中全會後，身為專案組長的陳伯達，竟被列為「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操作者。「9.13」事件後，林彪又被名列操作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專案組辦公室主任李震（時任公安部長）也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殺身亡。如此混亂不堪的「清查」，自然難以進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這種隨意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使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群眾，經受了一場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災難。（《文化大革命史》）
附：清華大學百日武鬥
文革開始後不久，清華園內即分為兩派，一派是蒯大富為司令的「井岡山兵團」；另一派是沈如槐為司令的「4•14兵團」。兩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戰友，隨着運動的發展，兩派觀點出現分岐，進而分化，成為仇敵。從3月底開始，「井岡山兵團「圍困「4•14兵團」100名紅衛兵近兩個月，直到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發出指示，由首都鋼鐵公司、北京內燃機車總廠、新華印刷廠、北京針織五廠等廠礦產業工人1500多人組成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浩浩蕩蕩開進清華園，結束了「百日大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