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首長面授機宜，紀念碑前討孔誓言1966年10月，紅衛兵師與校籌委會宣佈解散，井岡山紅衛兵接管和控制了北師大的一切權力，譚厚蘭春風得意、躊躇滿志。10月下旬的某一天，譚厚蘭在紅旗雜誌社受到了戚本禹、林傑的接見。林傑問譚厚蘭：最近師大運動的形勢如何呀？遇到什麼困難了嗎？譚回答...

這次扒墳的主要對象是「上三代、下三代」。所謂「上三代」是指孔子、孔鯉、孔伋祖孫三代，「下三代」指埋在孔林里的最後一個衍聖公孔令貽及其父親與祖父。意即將「孔家店」從頭到尾全部搗毀。高音喇叭傳來「扒墳破土儀式現在開始」的命令，巨大厚重的「大成至聖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頭供桌上，斷為兩截。1968年7月26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中共的文革總舵手毛澤東，「親切」接見了譚厚蘭。

譚厚蘭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率領200多人到曲阜，以「造孔家店的反」口號大肆破壞，燒毀古書2,700冊，字畫900多軸，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多件，珍版書籍1,700餘冊，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歷代石碑一千座，搗毀孔廟，破壞孔府、孔林。更令人髮指的是，他們還刨平孔子墳墓，挖開孔令貽和陶氏、王氏的合葬墓，對其曝屍批判數日後，將其焚毀。

1966年11月29日，一個陰冷的日子，譚厚蘭帶領紅衛兵扒了孔子的墳。這次扒墳的主要對象是「上三代、下三代」。意即將「孔家店」從頭到尾全部搗毀。譚厚蘭奉命掘毀孔子墳之後，專門給「敬愛的毛主席」發去「致敬電」，向毛「匯報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們拉了出來，『萬世師表』的大匾被我們摘了下來……孔老二的墳墓被我們剷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我們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偶像被我們搗毀了……」

這群紅衛兵在曲阜的29天，所造下的罪孽是深重的，共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其中有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700餘冊；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歷代石碑一千餘座，搗毀孔廟，破壞孔府、孔林、書國故址，刨平孔墳，挖開「衍聖公」孔令貽的墳（共破壞文物6618件），並對其曝屍批判。專治經學的周予同教授被專程解押到場逼着親自動手挖孔子的墳墓，眾多學者則被逼陪着孔子塑像遊街……

1966年10月間，中央文革「紅人」戚本禹通過《紅旗》雜誌負責人林傑指使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為孔子是「萬世師表」，刨孔子墳的歷史使命理應由未來的教師們承包。 11月10日，譚厚蘭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與曲阜師範學院聯合成立「討孔聯絡站」。砸孔墳前，他們請示了戚本禹，戚又請示陳伯達。12日，陳批示「孔墳可以挖掉。」他們便砸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掃蕩了孔子及其後裔安息的孔林。

這五大人物的命運應該說毫無例外，當他們失去利用價值的時侯，必需隨時為中共做出犧牲。他們的命運甚至不會引起人絲毫的憐憫。人的生命價值低下到這個程度，就這就是這個時代，這就是這種體制。

還是怨日本鬼子，當年如果他們能徹底搗毀孔廟，罪名就不會加在我們頭上了。不搗毀，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搗毀，正好揭穿了反動派的嘴臉。

文革期間，孔林遭到的破壞是很嚴重的。孔林，有墓10萬餘座，被挖2000餘座；歷代栽植的樹木42000餘株（不含民國晚期以來的），被毀古樹萬餘株；墓碑4000餘通，被拉倒的近千塊。有一本反映文革期間曲阜文物遭劫的書，提及了曲阜師院「向孔林要糧」之事。它指出，曲阜師院在孔林開荒200多畝，伐樹500多棵，平墳1000多座，砸毀石碑400多通，拆掉古建築廳殿9間，就地伐樹建房41間，還隨意砍樹做飯、取暖。

山東曲阜的孔廟、孔府、孔林並稱「三孔」，是人們紀念孔子、推崇儒學的象徵。因其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東方文化中的顯着地位，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曲阜也被世人尊崇為世界三大聖城之一。千百年來，「三孔」一直受到統治者和民間力量的保護。然而...

北大聶元梓聶元梓，1921年出生於河南省滑縣。年輕的時候曾是個熱血青年女學生，投向延安，成長道路可謂一帆風順，據說還與習仲勛夫人是閨友。文革開始時，聶無梓已經升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