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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50歲以上農民工破3600萬 中國養老問題將爆發

2月17日(正月初八),農民工返城高峰即將到來之際,記者再次來到全國第一勞務大縣重慶開縣。

這已是記者連續第五年走進開縣的典型打工村團鳳村,體驗中國農民工的歷史變遷。開縣位於重慶市東北部,人口165萬,常年外出務工者達55萬人。團鳳村共有898戶,3086人。

今年,本報將目光聚焦在50歲以上的「高齡」與「超齡」農民工(基本涵蓋第一代農民工群體),關注這一3600萬人群體的打工生活、背後的辛酸以及即將到來的養老困局。

記者在團鳳村隨機採訪的72人中,就有19名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最小的50歲,最大的已65歲。19人中只有一人,單位曾給其繳納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今年7月後每月可領700多元的養老金,其餘18人選擇了新農保繳費標準中的最低檔100元/年,每月只能領取養老金80元,只能依靠子女贍養。新農保繳費標準共分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個檔次。

開縣勞務辦主任袁萬祥接受採訪時表示,農民工「退休」後的養老困局是一個社會問題。此前,因欠薪、工作環境差等問題突出,養老困局未得到普遍重視,而隨着農民工年齡的遞增,第一代農民工「退休」後的養老問題將會日益凸顯,而30年來農民工福利拖欠累積的問題,將在5年內集中爆發。

據袁萬祥介紹,2008年國家幾個部委來開縣調研農民工問題時,開縣就曾提出,農民工福利短缺,日後養老問題嚴峻。不過,開縣目前還沒有對50歲以上的農民工進行監測與抽樣調查,當然也就沒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今年開縣或將就此展開監測調查。

59歲的謝國萬蹲坐在家門口,嘴裏念叨着「我老了,沒用了」,但心裏卻在盤算着再次南下廣州的建築工地。

謝國萬說,64歲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場大病還動了手術,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斷了家裏的生活來源。為此,他很糾結。

謝國萬是開縣團鳳村人,36歲開始外出打工。

自2009年始,記者已連續5年採訪了謝國萬,每年春節他都在糾結「走還是留」,但在吃完元宵節的湯圓後,他最終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廣州的客車。

5年來,打工所得占謝國萬總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達90%,若停止打工的腳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養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愛人1000元/年的低保,兩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難以維持夫妻倆的生活。為此,年近六旬的他還是想着咬牙再賺幾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資。

然而,「賣苦力」終會有枯竭的一天,謝國萬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骨還能堅持多久,1小時的採訪中,他長嘆了5次,不停地吐着煙圈。

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達25278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佔14.3%,首次突破3600萬。

一個人的22年打工生涯

從最初月薪300元到現在日薪100元,謝國萬的積蓄「一半是近幾年存下來的」。4年前接受採訪時,行動敏捷看不出是55歲的人,如今走路已略顯蹣跚,頭髮落了大半。

早在1980年代,團鳳村的村民們就掀起了南下廣東的打工浪潮。

謝國萬是1990年開始外出打工的,第一站是海南省,在一建築工地做普工,工資300元/月。

1995年,謝國萬離開了海南島,跟着老鄉來到深圳,還是做普工賣苦力,包住不包吃,月薪漲到了1000元/月。

10多年來,謝國萬一直紮根廣東,打工收入上升緩慢,直到2010年才迎來一波「大漲」:工資漲到了80元/天,包吃住,有時一個月干40個工(算上加班),月賺3200元;前兩年更是漲到了100元/天,加班則是150元/天。謝國萬說,銀行戶頭裏的積蓄「一半是近幾年存下來的」。

2009年正月十四,早報記者在團鳳村村口第一次見到了謝國萬,當時他55歲,穿着一件深色外套,頭戴一灰色「前進帽」,與早報記者打招唿時,「嗖」的一下就從老鄉的摩托車上跳了下來。

但4年後,謝國萬看上去衰老了許多。他佝僂着腰,走路已略顯蹣跚,頭髮也因2012年的一場膿瘡脫落大半;歲月的痕跡印在了他的面額,笑起來皺紋緊縮,猶如一個核桃。

22年的打工生涯似乎壓垮了他的身體,只有在與人握手時,他的手掌傳遞出「還有幹活的力氣」。

謝國萬不服老。「我干體力活現在還撐得住。」他掄了掄臂膀說,「你看,我的體格還過得去。」他很在意自己的「禿頂」,逢人就解釋,「我的頭髮不是自然脫的,是去年生過一次病才這樣的。」

一雙黃膠鞋,一套耐髒的衣褲,謝國萬這身行頭,顯示出他還是個可以隨時「上陣幹活」的人。謝國萬說,已穿了5年的上衣是40元買的,穿了4年的褲子25元買的,腳下的黃膠鞋20元一雙,一年至少要換3雙,「建築工地最耗鞋,去年就換了4雙。」

不過,謝國萬還是承認自己「已經老了」,並注意挑些輕活干。2011年,他就想返回開縣務工,但連續兩年走訪了開縣數家建築工地後,還是發現自己不適合返回家鄉。原因只有一個:開縣工程隊配備的機器設備不全,需要拼真力氣的活計太多。

在採訪中,村里人提起謝國萬就會露出同情的目光,稱「59歲了還上工地,不是一般的苦」。但謝國萬不以為意,並稱,「我還不算最老的,身邊的打工者中,與我年齡相仿的不下10人,60歲以上的都有好幾個。」

第二天,在團鳳村一處40米高的山坡上,記者碰到了扛着鋤頭的李家定。65歲的李家定去年在深圳的一建築工地干雜活,月入3000元。他已決定今年繼續南下廣東「賣苦力」。

一個村的「超齡」務工現象

團鳳村共有3086人,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歲的「就有50多人」。該村今年1月的統計顯示:1576人在外打工,其中超過年齡參加勞動的有196人。

據開縣公安局2013年1月17日的數據,團鳳村共有898戶,3086人。而團鳳村最新的統計顯示:18-35歲的有724人,35-60歲的有1157人;在勞動年齡內的人群中,35-59歲是絕對主力,超過了60%。

「村里50歲以上的農民工多,與謝國萬相仿的有一大把。」村民廖玉翠說。2月18日,團鳳村村主任謝國祥告訴早報記者,團鳳村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歲的「就有50多人」。

在團鳳村外出打工人員的描述中,打工是個體力活,要掄得起大錘,扛得住鋼筋,還要熬得住時間。在陳蘇林等村民的記憶里,村里是年輕人外出打工,年長者在家守護着農田與小孩。

然而,20多年過去了,這一「佈局」已悄然改變,曾經的壯小伙慢慢變老,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年齡一直躥高,而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人數也在飆升。

4年來,記者目睹了易興合、扈立坤、唐昌六、李先福等村民由40歲邁入了50俱樂部,也見證了陳立春、陳龍源、向可平等村民由50多歲步入花甲。不變的是,他們依舊像候鳥一樣,每年都外出打工。

團鳳村一份2013年1月的統計表顯示:1576人在外打工;其中,不到年齡參加勞動的有18人,超過年齡參加勞動的有196人。

所謂「超過年齡參加勞動」的分界線是男性60歲,女性55歲。團鳳村村委會文書羅建國說,196名「超齡」勞動的,此前基本都在家裏務農、養雞鴨。

早報記者在團鳳村隨機採訪的72人中,就有19名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最小的50歲,最大的已65歲,60歲以上的「超齡」農民工有5人。

謝國萬與李家定說,人上了年紀,體力下降是肯定的,這個年紀干體力活,比較容易發生磕碰。那麼,老闆對「高齡」、「超齡」員工的年紀不忌憚嗎?

57歲的陳四九提起這個問題直皺眉頭:「唉,我就在煩惱這個事,工頭老是說我的年齡大了,跟我說到了60歲就不讓我做了。」就在2011年,時年61歲的陳立春在廣東直接被勸回了開縣。

「當然是在意的了。」謝國萬說,老闆的唯一目的是賺錢,當然是想招聘那些力氣足又肯踏實幹活的人;不過,老闆選人並不是只看體力,也看人品,「那些幹活認真,肯吃苦的人,即使幹活慢一點,老闆也會喜歡。現在的老闆最怕招進那些干幾天就跑路的年輕人。」

在團鳳村,謝國萬、向可平、李井興等人就因踏實肯干,才獲得老闆的認可。向可平和謝國萬告訴早報記者,工頭今年主動邀請他們繼續外出打工,並承諾「工資不會比2012年低,也不會比年輕人少」。

不幸的是,也有「超齡」農民工倒在了異鄉。2012年,62歲的村民陳昌全在新疆突發腦溢血,醫療費花了好幾萬元,「花光了打工的所有積蓄」。如今雖已基本康復,但他26年的外出打工生涯也基本宣告結束。

一群人的「退休」養老隱憂

記者採訪的19名50歲以上農民工中,有18人稱因「經濟壓力大」才選擇外出打工的,他們或沒職工養老保險,或無兒女,或子女日子過得緊巴。

為何60歲左右了還要像小年輕一樣外出打工?

「不打工,哪來的錢供兒子讀大學?」為了供20歲的兒子讀大學,63歲的向可平依舊在工地揮灑着血汗。向可平早年喪父,家庭生活貧困,1980年代,50元的提親費都拿不出來,直到37歲才結婚,婚後育有一對兒女。如今,23歲的女兒已成家,20歲的兒子在湖南株洲讀大學。

2010年,向可平就已步入60歲老人行列,每月領取80元養老金。然而,20多年的打工積蓄仍不足以供兒子讀完大學,於是「咬咬牙,繼續外出打工」。

2012年以前,向可平一直在廣東湛江的建築工地。不過,為了每天多賺30元,2012年2月,他毅然從溫暖的廣東跑到了東北遼寧,他說「遼寧3月還飛雪,冬天風吹刺骨,刷牙都凍口」。就這樣,他用130元/天的苦力錢,賺來了兒子2萬元的學費和生活費,還掏8800元為兒子買了電腦。

每當提起兒子,向可平褶皺的面頰就會掛滿笑容。他說現在攪拌混凝土的工作還能「撐得住」,等2016年兒子大學本科畢業了,就可以不出去打工了。不過,那時他已66歲了。

團鳳村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該村人均年收入達7200元,外工經濟所佔比例高達80%。早報記者採訪的19名50歲以上農民工中,有18人稱因「經濟壓力大」才選擇外出打工的,他們或沒職工養老保險,或無兒女,或子女日子過得緊巴。

謝國萬膝下無兒女,「趁着還能幹得動,就多攢點積蓄養老」;李家定說兒子只是保安,女兒鬧離婚,「根本指望不上他們」;而50歲的李先福在惆悵,女兒17歲兒子才11歲,「日後需要花錢的地方多了去了」;64歲的陳龍源說,兒女們現在日子都過得緊巴,「我能多干一點是一點」……

但也有一部分是「閒不住的」。

61歲的陳立春育有兩子一女,3個兒女都在做皮鞋生意,早已成家置業且生意興隆,但陳立春卻一直堅持在建築工地賣苦力。他告訴早報記者,呆在家裏沒事做,閒不住。除了打工,他還和老伴在家裏養了一頭豬、4隻雞、5隻鴨、6隻兔子和5隻羊。

記者調查發現,19名50歲以上農民工中,只有陳龍源一人單位曾給其繳納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2013年7月後每月可領700多元的養老金,其餘18人除了80元/月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外,只能依靠子女贍養。

一代人的「養老保險」期望

陳龍源所在的公司自2000年起就給他繳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今年7月可享受700多元/月的養老金。而據多位50歲以上農民介紹,團鳳村同齡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等,未能享受到陳龍源的待遇。

在團鳳村,50歲以上的農民工似乎都喜歡笑,但笑容的背後更多的卻是淒涼。

謝國萬與人打招唿時,總是迎着笑臉,問「吃飯了沒有」。但與他長聊下去,更多的卻是感嘆。他後悔第一個老婆跑掉後沒有立即再婚,結果耽誤了生兒育女的大事,現在只能與比他年長5歲的老伴相依為命。

2月19日,向可平笑着把記者迎進了屋。這是一幢建於1996年的二層磚房,但至今都是「清水房」。採訪中,他一直嘮叨着人生的兩大遺憾:未能賺足錢裝修房子;兒子2016年畢業後找工作、結婚的事情都幫不上忙了。

李家定以前是村裏的計生幹部,2002年「退休」。不過,2009年他在過完62歲大壽後,便南下深圳打工。一般是年輕時外出打工,年老了回村養老,而他卻恰恰相反,年輕時在家,62歲了才擠火車外出打工。他現在遺憾未能把兒女們培養得有「一技之長」,沒法安心在家養老。

60歲的李井興今年春節回來7天就吵着要去深圳打工。2012年他在深圳一建築工地,2500元/月。兒子李運銷每月能賺3000元/月,但要撫養3個孩子「生活有些困難」。為此,李井興4年前(56歲)開始出去打工。

57歲的賴純丙,因患了蟲牙,2012年底牙齒掉得只剩下5顆。今年春節期間,他花了2000元補上了20顆。村民說,如今「他喜歡大聲說話和開口大笑,這樣可以露出兩排小白牙」。

賴純丙有時看起來像是一個老小孩,穿着小青年酷愛的白色休閒型運動鞋,卻穿着板正的西褲,上身套着一件棉襖。賴純丙頭髮烏黑還上翹,看似在理髮店染過,但他堅稱是「自然黑」。

有村民說賴純丙「人老,心不老」,自10多年前愛人過世後,他就一直想再找個老伴。但他始終沒有如願,他告訴早報記者:掙不了幾個錢,別人看不上。  而提起李先林和陳龍源,謝國萬等人臉上都寫滿了羨慕。

陳龍源雖然64歲了還在為生計打工,但他今年7月後就可在家享受700多元/月的養老金了。而55歲的李先林,則教育出來了能賺錢的兒女,今年正式宣佈「退休」,住在兒子家看孩子。

陳龍源告訴記者,他10多年來一直在一家中外合資公司打工,月薪雖然不高(最高時2100元/月),但公司自2000年開始給他繳納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而據謝國萬等人所述,同齡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或跟着小包工頭做事,未能享受到繳納職工養老保險的待遇。

自2010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已連續3年發佈了我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2011年),其中一項數據引人注目:50歲以上的農民工所佔比已由2009年的4.2%,飆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漲了近3倍。然而,201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僅為4140萬人,佔比只有16%。

謝國祥告訴記者,農民工喪失勞動力返回家鄉後,80元/月的新農保並不能維持日常生活,絕大部分還得靠子女贍養度日。

近年來,已有多名學者撰文指出:在第一代農民工中,傳統養老模式仍佔主導,「養兒防老」的觀念和「以兒養老」的現象仍較為常見。

據開縣勞務辦主任袁萬祥介紹,數據顯示農民工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只有16%,而平均退保率達到40%。主要原因是:農民工缺乏對養老保險制度的信任、養老保險繳費基數過高、養老保險跨地區轉移接續困難、累計繳費15年門檻難以逾越、地方政府不願增加支出、企業不願意為農民工繳費等。開縣今年或將就此展開監測調查。

「養老保險異地轉移執行不力」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說,從目前中國各個社會群體的情況來看,最需要養老保險和其他保險的,就是農民工群體;但總的來說,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比較低,因為在這個群體有個特殊的特徵,就是高流動性。

鄭秉文指出,近年來,國家為農民工養老保險異地轉移接續建立了一些規則,但是執行的比例不高。此外,現在還處於手工轉接階段,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養老制度平台和網絡,不像銀行那樣便捷。隨着第一代農民工陸續到了「退休」的年齡,農民工養老問題已經十分尖銳。

鄭秉文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第一步,應該把基本養老保險的資金流管理的統籌層次真正提高到省一級來;第二步,有條件的時候,應該把它提高到全國的水平。

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9月,全國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保險者占農民工總人數的比重,分別僅為17.8%、19.7%、10.4%和28.0%(按全國農民工總數2.5億人計算),提升的空間仍然很大。

「農民工社保維權案難獲受理」

「農民工維權律師」周立太表示,第一代農民工現在老了,已逐漸喪失勞動能力,卻基本處於「沒人要、沒人管」的窘境,權益得不到保障。

以前重慶主要強調外出農民工給重慶帶回來了多少錢,做出了哪些貢獻。近年來,重慶市開始重視農民工在外的權益。前幾年重慶市委研究室成立了一個專題處,其中一個研究課題就是外出農民工的權益和維權狀況。周立太說,專題處的一名負責人曾找過他了解過相關情況。後來,課題組專門派人到珠三角、長三角農民工輸入地進行調研,得出的結論是重慶農民工在外權益令人遺憾。

周立太告訴記者,農民工在社保問題上維權艱難,他與同行代理的農民工社保維權案,多年來均得不到法院的受理。「有人認為中國的社保不僅僅是個法律問題,而是多年來各地政府沒有重視社保,如果把這個矛盾轉嫁到法院受理的話,法院無法承受這個壓力。」周立太說。邱蕭蕪於松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新華報業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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