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GDP增速為7.8％，是十三年來的最低水平。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很可能不是經濟危機導致的周期性現象，而是永久性的，因為中國正在步步逼近一個結構性變化的轉折點：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Barry Eichengreen聯合兩位亞洲經濟學者共同發表的研究報告「Growth Slowdowns Redux」，以2005年的購買力平價和定值美元為計，中等收入陷阱有兩個收入門檻：第一個門檻為人均GDP1.1萬美元；第二個門檻為人均GDP1.5萬美元。一旦達到這兩個收入門檻，經濟增速會顯著下降。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為7129美元，按年均7％的增速計算，中國到2015年將達到第一個收入門檻。
根據對以往經濟數據的時間序列分析，一個經濟體如果經濟增速越快，老齡化越嚴重，投資佔GDP比重越高，匯率越傾向於低端製造業出口，貧富差距越大，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後，經濟惡化的勢頭會越猛。由此看來中國的情況很不妙：
首先，中國已經開始了日本式的老齡化進程。在過去30年，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增長了三分之二，平均每年增長1.8%。在2015年到2030年，中國的勞動力人口會越來越快的減少。到了2030年，50歲至64歲勞動力對15歲至29歲勞動力的比率，將超過一又三分之一，幾乎是現在的比率的倒掛。
其次，中國目前的投資佔GDP比重接近50%，舉世罕見。這種靠催生資產泡沫來推進GDP增長的模式是很難持續的，長期以來「產能過剩，邊際投資回報率萎縮，銀行資產負債表健康狀況惡化」等現象如蟻穴般蔓延終將成決堤之勢。
再次，中國的出口依然由低端製造業主導，高科技產品佔總出口的權重只有區區27.5%。在匯率傾向於低端製造業出口的情況下，國家整體而言缺乏擺脫廉價勞動力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產業的動力，就容易慢慢滑進中等收入陷阱難以繼續高速發展。
最後，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和西南財經大學聯合進行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國的基尼係數在2010年達到了0.61，遠遠高於國際警戒線--0.4。中國最富有的10%的家庭擁有家庭總資產的84.6%，「少數超富家庭擁有絕大多數家庭財富」的現實使得中國的內部消費很難成為增長的引擎，這就迫使遭遇出口瓶頸的中國越加依賴政府為主導的投資來拉動經濟，經濟更趨失衡。更重要的是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在貧富懸殊如此之大的情況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綜合看來，老齡化人口龐大，貧富差距巨大，沉迷低端製造業固步自封於全球經濟食物鏈底端的中國恐怕很難戰勝中等收入陷阱，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和中等收入陷阱艱苦決戰的十年，遑論超越美國。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包括阿根廷，泰國，馬來西亞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在某些階段像今天的中國一樣高速增長，被寄予晉身發達國家的厚望，結果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折戟沉沙。在那麼多國家中，只有亞洲四小龍能衝出重圍。偌大一個中國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創造史無前例的世界奇蹟。
關於如何創造奇蹟，我在一年前寫下的「劉易斯拐點，人才資產危機和中國硬着陸」中得出了和Eichengreen教授一樣的結論：提高教育實力，大力發展人才資產。當年馬來西亞和泰國在中等收入陷阱苦苦掙扎時韓國之所以能夠成功突圍正是因為其雄厚的人才資產優勢，如今韓國已能向以日本和德國為首的高端製造業國家叫板。這種經驗教訓對於今時今日的中國十分寶貴。遺憾的是，中國是個高質量人才嚴重缺乏的國家。根據麥肯錫《新興市場人才報告》中國工程和金融方面的畢業生只有10%左右具備全球化企業的僱用價值。中國大學生往往擁有過度的理論知識而缺乏在實際工作環境中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且人才的生存環境也十分惡劣，因為中國企業過多的把盈利槓桿建立在資本，品牌和關係（Guanxi）之上，嚴重忽視人才在盈利驅動中的重要性。如果中國能夠突破人才資產上的瓶頸，中國就能成功地在全球經濟食物鏈中晉級。而且人才資產的突破還可以創造出一個數量可觀的中產階層，成為緩和貧富差距拉動內需的捷徑。中國的貧富差距源於國家對經濟資源的過度壟斷，權貴資本主義和系統性的腐敗，急於掃除這些根深蒂固的弊病會遭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傷筋動骨，社會成本政治成本經濟成本都會很高。而如果分配的不是既得利益的銀行戶頭，而是知識/技能，打造人才資產，則不會遭遇這些系統性的阻力，實乃「撥一兩而動千斤」的「民富國強」之捷徑。
人才資產也是企業可持續性發展最強有力的槓桿，資本將無需嚴重依賴金融槓桿，企業對公權力尋租的需求也將大大降低，因為公權力可以對資金等經濟資源進行大規模的不合理分配，可以對規模，品牌，商業模式進行嚴重扭曲，但人才資產的優勢確是難以抹殺和強制分配的。這也是腐敗曾肆虐的韓國的經驗。
中國經濟是繼續崛起，還是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幻滅，未來十年將是關鍵之年，千頭萬緒當從人才資產着手，方是提綱挈領盤活全局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