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齊國第十五位國君齊桓公在位，任管仲為相。一天，齊桓公與管仲進行了一關於有道君主與無道君主人格的對話。
齊桓公問道：何為「有道君主」?管仲回答了七條「有道君主」的標準。其一，崇敬山川、宗廟、社稷，依禮祭祀。(「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其二，對有功舊臣要撫恤救濟，使其富有。(「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其三，團結武臣，使其為國效力。(「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其四，重用貞廉、正義的良臣，使上下得到修治。(「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其五，刑政明察，四時無失誤，人民不憂，五穀豐登。(「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其六，國內外和諧相處，四鄰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戰爭。(「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其七，接受鄰國來聘的幣帛，以懷其德，接受以制令來告者，以為法式。(「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齊桓公再問道：何為「無道君主」?管仲也回答了七條「無道君主」的表現。其一，大建宮室，高築台榭。(「大其宮室，高其台榭。」)其二，不用良臣，依靠讒賊。(「不用良臣，依靠讒賊。」)其三，有國不治，依靠別人謀劃;政令不善，有如黑夜行事。(「有國不治，借人為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其四，不遵循天道，不借鑑四方，不治理家庭，胡作非為。(「不循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其五，進用俳優藝人，廣置鐘鼓音樂，沉溺賭博之戲，玩賞樂人瞽者。(「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其六，誅殺良臣，玩弄婦女，遊玩打獵沒有節制，粗暴對待長輩，四出遊玩，調戲玩樂。(「誅其良臣，敖其婦女，撩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其七，行政不佳，刑法殘酷，殘害民眾，還自以為是有功。(「式政既輮，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
管仲與齊桓公的這番「君臣對」，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統治方法的討論。
管仲，史稱管子，為齊國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譽，他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管仲另有《管子》一書傳世。《管子》是戰國時各學派的言論匯編，內容很龐雜，包括法、儒、道、陰陽、名、兵、農的觀點，其中一些篇章被學術界認定是記述管仲言行的著述。《管子》一書既顯露了春秋時學術多元，又表現了管仲學派的綜合意蘊，其論道講德，不離作為時代精神的核心話題——道德之意。《管子·四稱》篇章中的「君臣對」，論述了君主應該具備哪些優秀人格、應該摒棄哪些惡劣人格。所謂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徵的總和，也指個人的道德品質。國家的興亡，君主的人格在其中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君主人格，還具有極強的孝臣育民的導向功能，直接感染着民眾的行為傾向。
在這場「君臣對」中，管仲從多方面論述了君主人格的道德規範和執政理念。其一，君主應是高尚道德的楷模。作為一國最高統治者的君主，治國安邦必須尊崇禮，提倡禮，在其人格上，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其二，君主應是「為民除害興利」的正義化身。作為統治者，君主要實現其自身的人生目的，就要為民興利除害。要想治民安邦，君主就要具備為民興利除害的人格。不以一己之好惡而治天下，要以天下之心治天下。其三，君主應有「不失其常」、「不易其則」的穩定和統一的言行。君主的道德品性應具體體現在其穩定和統一的言行中。君主穩定和統一的言行直接影響着民眾的行為，所以君主的言行要具有一致性。
春秋時代的齊文化崇尚禮義道德，重視社會的道德教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支的齊文化，其崇尚的禮義，其根本所在也是要構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倫宗法關係。齊文化的特點是十分重視君主在社會人倫宗法關係中的核心作用。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不逾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君主不像君主的樣子，臣子當然就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的樣子，兒子當然就不像兒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辦事，臣子就會超越應守的規範。上下不和，政令就無法通行。君主必須有立君道的自覺意識，君主失德而不知立君之道，大臣必然作威作福，國家權力就掌握在大臣手中;百姓必定各趨其利而不講義。管仲在「君臣對」中對齊桓公例舉以往無道君主的過失，來以資為鑑。
管仲在「君臣對」中，非常強調君主人格具有的孝臣育民導向功能。所謂「聖人在前，貞廉在側，況稱於義」，就是這個道理。首先，君主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要擔負起教臣育民的社會職責。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設立官吏而治理人民，民眾就不敢越軌行事了;在下面設立負責糾察的官吏，官吏就不敢背離法制而行使職權了。人君據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順從而成見，這樣日久形成常規，如果有違犯習俗背離禮教的，人們就會共同加罪於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無事了。其次，君主的好惡引導着社會民眾的心理傾向。民眾具有以君主的好惡作為己之好惡的社會心理。再次，君主自身道德品性的高低，決定着民眾的道德品性的高低。又所謂「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道德定而民眾有可遵守的軌道和規範，社會就會有序。
中國古代農業社會，決定了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如韓非等思想家那樣認為國君具有無上的威權，對臣民蓄養以供驅使，而臣民對君則必須惟命是從。臣民不具備獨立的人格，視、聽、言、動皆以君之旨意為轉移。君以法、術、勢制馭天下，天下以君為頭腦和中樞，如此方可天下定於一尊，四海歸於一統。同時，與集權主義相伴生，中國農業社會又培育了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政治意識，這便是「民本主義」。以孔子、孟子、老子為代表的思想家主張統治者必須順應民意，倡導德政，「民為邦本」、「使民以時」、「民貴君輕」等民本思想也成為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一種傳統政治思想。可以說，管仲關於有道君主與無道君主的論述正是這種尊君重民政治思想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