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恐天下不亂的中宣部
下面我們再談一下這件事情除《南周》以外，後來擴展出去它有哪些因素？其中我認為起一個重要作用的就是中宣部，中宣部在這裏起了一個唯恐天下不亂而把事端擴大的作用。因為《南周》事件它本身完全可以說是一次突發的，甚至是偶發的事件，當然，它已經具備了所有發生的必然的條件，就是說媒體管制壓制中國的媒體新聞自由，這個矛盾已經尖銳到這種程度了，它早晚會爆發，但是發生在《南周》確實具有偶然的因素。
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就完全是人為的擴大矛盾製造事端了。就是1月7日《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叫：南方周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那篇文章倒不奇怪，它是比較符合《環球時報》的風格和立場的，所以它引起網民的批評這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後來《環球時報》的內部傳出來說那篇文章並不是《環球時報》所為，而是中宣部操刀的。而胡錫進本人還在微博上弱弱的申辯說：「境外勢力」這個說法並不是他們寫的，而是網絡小編為了增加轉發故意引申的。如果事情僅僅到這一步，那也就罷了，就是說《環球時報》給自己的定位，還有讀者和網民給它的定位就是這樣的。
但是再往下走一步就是匪夷所思的了，就是中宣部下令各媒體轉載。現在還不清楚要求轉載的是哪些媒體，但是顯然重點並不是各地的黨報本身，就是黨報、省委機關報，比如說在南方報業集團的就是《南方日報》，它的重點並不是黨報本身，而更可能是一些黨報的子報，主要是類似《南周》這樣的都市報、晨報、晚報，比較市場化和影響力比較大的這些媒體，要求這些媒體轉載。結果《新京報》、《瀟湘晨報》這兩個報紙就抗命，拒絕轉載，當然其它的報紙也不同程度的進行了抵制，結果引發了《新京報》風波。
所以《南周》事件就從一個地方宣傳部對地方媒體的審查擴大到了一個全國性事件；而它的級別也從省一級升到了中央。這和平常其它事件，類似事件，人們去推測，或者說內部消息說這件事情中央捲入了，後台是誰，是不一樣的。因為這一次是有鐵證的。
北京市委宣傳部是不歸廣東省委宣傳部管的，而北京市委宣傳部去壓《新京報》的宣傳部的副部長，又說他們也有壓力，也就是說那個壓力只可能來自高於北京市和廣東省委宣傳部的這個級別，那當然至少就是來自中宣部。當然不排除有這個可能，就是新任的中宣部部長劉奇葆要爭表現，在他上面還有一個打壓媒體的老手劉雲山。現在已經知道劉雲山確實是分工管宣傳的，儘管中宣部沒有人專管。
從一般人概念上的危機處理來看的話，像這一類事情本來應該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但是顯然這一次宣傳部門的處理是把小事擴大。這就是說中共的思路和它的行為不能用一般人的常識去考慮。
我們有很多例子。1989年胡耀邦去世，學生上街，本來這個事情已經慢慢平息了，結果出了一個「四二六社論」，這個社論一出就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最後導致「六四」屠城。
99年迫害法輪功也是，本來朱鎔基已經把問題解決了，天津放人，大家也散去了，結果江澤民不滿意，執意要發動全面迫害，一直持續到今天。
現在在藏區發生的情況也是如此，就是說中共在藏區實施的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措施都在激化矛盾，什麼領袖像進村入寺，什麼反自焚專項鬥爭等等，就是它在把引起自焚的因素擴大、加強。所以中共它歷來對民眾的意見不滿和申訴所採取的所有對應措施都不是解決矛盾而是強化矛盾，最後用暴力鎮壓來解決。
這裏有幾個問題我覺得需要注意的，一個就是它體現了中共本身的邪惡。中共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的話，當出現國內危機需要處理的時候，它都是趨向於強硬和蠻不講理；和平、理性和妥協在中共是不存在的，至少到現在沒有發生過。
第二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從「六四」和迫害法輪功來看的話，當高層突然出現了毫無理由的過度反應的話，往往是高層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六四」之前就是趙紫陽和鄧小平的矛盾公開化；而迫害法輪功之前，江澤民和朱鎔基處理意見就不合，或者說是江澤民對朱鎔基的處理方法不滿。那麼這種時候挑動事端的往往是主張強硬鎮壓的一方，而這一方在中共的體系內它是政治正確的。
第三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聯繫到這一次中宣部唯恐天下不亂的擴大事端，不能排除有人在常委這一級要想搶奪政治正確的制高點。因為劉奇葆他只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宣傳口剛剛在開完十八大之後被踢出了政治局常委，除了常規操作慣性使然，不致於一個新任的宣傳部長在這種微妙的局勢下去冒險。
現在中共最高層應該是在各個派系從組、互相試探、磨合的過程，所以說如果真的出現了類似於「六四」或者迫害法輪功前的那些高層的不合意見的話，那麼一定出在常委這一級，而不會在政治局委員，甚至更低的級別，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