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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迫害法輪功 恍如文革再現

— 真實的江澤民(26)

迫害一開始,那種鋪天蓋地的輿論攻勢,馬上讓人們感到是文革再現。其實,從宣傳的力度和廣度上看,遠遠超過文革。文革時媒體很落後,主要是報紙和廣播,而且由於交通不便,許多地方讀到的報紙已經是幾天以前的了。到了1999年,中國的電視機普及率幾乎高達90%,深情並茂的多媒體成為了中共煽動仇恨的得力工具,這是文革根本就不可想像的。互聯網更是成為傳遞信息的無遠弗屆的平台。可以說,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都沒有江澤民操控如此廣泛的媒體系統,中共的報紙、電視、電台、互聯網,覆蓋全球,江澤民誹謗法輪功的謊言可以在幾乎同步的時間裏傳遍全世界。

在一個言論封閉的環境中,重複的謊言的卻能蒙蔽民眾,「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這正是中共採用的宣傳手段。我們不妨舉兩個例子。

「四二五」事件真相

很多人認為中共鎮壓法輪功,是因為「四二五」事件。其實,「四二五」事件是法輪功學員阻止蠢蠢欲動的迫害的最後一次大的努力。不能說因為阻止不成功,就成為了鎮壓的原因。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四二五」萬人大上訪的來龍去脈,是因為從1994年起中共政府的職能部門一些人就不斷地製造事端,騷擾法輪功學員,發展到1999年4月在天津抓了40多位法輪功學員,才引發了法輪功學員去集體上訪,通過與政府溝通,說明真相,希望政府能明確表個態,制止職能部門一些人對法輪功的打壓和誹謗,也希望阻止可能發生的全面鎮壓。

迫害法輪功開始後,「四二五」上訪事件被中共拿來大做文章。先是稱「非法聚集」,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展開後,升級為「圍攻」,還說法輪功組織嚴密如何如何。因為中共輿論控制很嚴厲,從1994年以來走過的那些風風雨雨,法輪功遭受的那些騷擾,包括禁止出版法輪功書籍等,並沒有在媒體上有多少曝光,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突然聽到法輪功萬人去上訪,難免覺得突然。

「上訪」是中共在文革之後開闢的一個中國特色的群眾向上級反映民情的渠道,1995年《國務院信訪條例》詳細規定了有關條款,既不需要申請許可證,也沒有人數限制。「四二五」上訪中,法輪功學員沒有橫幅、標語,也未呼喊口號,甚至大多數人都是站着的(談不上「靜坐」),站在行人路上,沒有堵塞交通。總理朱鎔基和國家信訪局負責人出面接待了法輪功學員代表,信訪局的負責人代表政府在媒體上接受採訪,說明政府態度。所以,這次事件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的上訪制度的一個案例而已,根本就沒有「非法」之說,更不是什麼「圍攻」。相比其他上訪,人數更多一些,這只能說明受影響的群眾面更大,國家更應該重視。

按照中國氣功協會的普通模式,法輪功建立了輔導站和煉功點,這是一種非常鬆散的組織,願意學就到煉功點來煉功,不願意就走人,沒有花名冊。法輪功的傳播方式主要是人傳人,心傳心,一個人煉功後,他的親朋好友、街坊鄰居、同學、同事等有社會聯繫的人,都有可能走進法輪功修煉,所以煉功者之間本身就有種種聯繫。那時候互聯網雖然還沒有流行,不過電話已經很普及了。法輪功學員主要就是依靠煉功點大家見面的時候對此事的議論,加上熟悉的功友之間的電話聯絡,把天津警察抓學員的事情告訴了更多的人。

外界傳言法輪功有很嚴密的組織,一兩天就組織起來了一萬多人。從當時法輪功的修煉人數高達上億之多來看,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法輪功學員人數也不少,當天才去了一萬多人,從比例上說並不高。如果法輪功真的要去動員組織的話,去的人數那可能就遠遠超過一萬多人了。

學員要天津警察放人的時候,就被告知他們做不了主,要學員去北京,這才引發的去北京上訪。中共政府部門不可能事先不知情。從事後CCTV播出的畫面看,當時公安部的羅乾等對法輪功學員進京之事顯然瞭若指掌,包括從何處開車進京,在何車站下車,經什麼路口才能向中南海聚集,並事先安排了攝像機對參與者進行掃瞄。所以,公安部門早就知情,根本也不存在法輪功「突然」出現的情況。事實上,在中共嚴厲統治的社會裏,對群眾聚集非常敏感,不要說上萬人的公開行動當局不可能不知情,就是幾十人秘密的行動都難以逃脫中共嚴密的監控。

江澤民、羅乾等一伙人想整治法輪功,這夥人又握有實權,就算沒有「四二五」,江澤民、羅乾等人仍然會繼續搞事,為鎮壓製造藉口,可以說,沒有「四二五」,照樣有「五二五」,「六二五」。

法輪功學員並不是一個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群體,大多數都經歷過文革,就算年輕的也見過「六四」,從暴政的風風雨雨中走過來的,很清楚跟共產黨打交道的後果。那麼,法輪功學員為什麼還敢大規模的去北京上訪呢?對於很多外人來講,的確是個大大的疑問。

在法輪功看來,答案卻很簡單。修煉「真善忍」,做個好人,政府還能不允許?看到一些政府職能部門長期干擾法輪功學員平靜的修煉環境,學員們就想,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況,咱們得跟政府有關部門說說去。雖然修煉的目的不是為了社會如何,但是,修煉「真善忍」在客觀上對國家對社會的穩定應該是再好不過的一件事情。誰都知道所謂的「穩定」是政府的頭等大事。共產黨不是總在搞什麼學習好榜樣,搞所謂的「精神文明」嘛,希望社會道德提升。過去政府號召人們學雷鋒,大家還不樂意,好人好事也就一陣兒風,走走形式,很難從內心去真正改變一個人。現在法輪功學員們自覺要做好人,修煉「真善忍」,在哪個社會這也沒有錯啊,政府還求之不得呢。正是出於這種心底無私的善意,學員們才坦蕩地走出去上訪。

應該這麼說,是被一意孤行想要迫害法輪功的人,把這次阻止迫害發生的努力,故意當作了一個迫害的藉口。

所謂「1400例」

中共的運動一定要以輿論攻勢來開始,就像當年要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一樣,一夜之間,鋪天蓋地的輿論就把劉說是叛徒、內奸和工賊。同樣,迫害法輪功開始後,也是鋪天蓋地的輿論轟炸。其中,江澤民集團拋出了一個所謂煉功害死了「1400例」的謊言,將一幅幅血淋淋的畫面強行栽贓到法輪功頭上,讓人們看到謊言之後,對法輪功產生恐懼、反感、仇恨等心理反應,從而默許或認同中共的暴力迫害。

這1400例是怎麼來的呢?中共禁止任何第三方的獨立調查,也不給法輪功任何一個辯護和澄清的機會。這些年來,陸陸續續有很多知情人提供了一些案例的背景,許多原本就是精神病患者,有的是患有嚴重病情的人,有的可能接觸過法輪功,有的根本就沒有接觸過法輪功,都被用來栽贓到法輪功身上。

明慧網2011年10月7日在一篇報導講述了幾個被收入「1400例」的案例。

1、山東「鐵掀打死父母」案真相
山東新泰市泰山機械廠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發作將其父母用鐵掀打死。王安收是一個精神病患者,這一點,在當地法院判決王與妻子尹彥菊離婚的判決書上寫得非常明白,山東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號民事判決書:「本院認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並隱瞞,婚後精神病多次復發,且經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發作殺害自己的父親,原告(尹彥菊)堅決要求離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離婚請求予以支持。」可是這個案例卻被中共江澤民集團收入「1400例」中栽贓到法輪功頭上。

2、馬建民剖腹自殺,原系精神病患者
河北省任丘市華北油田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他是一個氣功愛好者,前後練了十幾種氣功,當時社會上流行什麼他就練什麼,也跟風練過法輪功。有一天,馬建民一個人在家,他的家人回來時,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馬建民肚子剖開,腸子外流,死在了廁所里。家人趕緊報案,屍體被送到華北油田總醫院急診科縫合。當時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馬建民死的時候是一個人在家,究竟為什麼會剖腹,誰也不清楚。可是為了迎合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政策,討好公安部,為撈取政治資本,硬把馬建民的死說成是「剖腹找法輪」。當時央視去馬建民家編排節目時,馬建民的兒子一再聲明其父的死與法輪功無關,並且拒絕在電視上表演。但央視不顧事實,仍然一手編導了「剖腹找法輪」的騙局。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希望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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