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至今仍然是由高層決定走向的政治，因此，政治高層的喜好，包括他們最近愛讀什麼書，都會成為人們猜測政治動向的風向標。王歧山推薦人們讀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就引發了一陣托克維爾熱。
王歧山為何要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
王歧山薦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並非始自現在，早在幾年前就已風聞他向官員們推薦這本書。
那麼，托克維爾這本書究竟說了些什麼?只有先弄清楚這一點，才能知道王歧山推薦此書的真意。
托克維爾的畫像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於1856年出版，其時距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只有67年。托克維爾1805年出生於一個法國貴族家庭，在其55年的人生歷程中共經歷了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這段時期正好是法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年代，托克維爾曾熱衷於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並在政府中任職，直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國之後，托克維爾開始對政治日益失望，並逐漸認識到自己「擅長思想勝於行動」，開始安心寫作。在他的幾本著作當中，《論美國的民主》遠比這本聞名。如果不是中國政治上層與中產階層近幾年普遍陷於對「暴力革命」的恐懼當中，這本書可能還不會為人關注。
托克維爾在這本書中探討法國大革命的成因及後果，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盪卻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後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通過本書的分析，托克維爾最早提出了一個觀點(被稱為「托克維爾命題」)：在經濟發展和民主推進過程中，經濟發展越是快速的社會，出現的社會矛盾反而越多。
通過比較研究，托克維爾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弔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有人在讀過《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後，精當地總結出「托克維爾定律」：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
王歧山多年來力薦此書，有雙重用意。對知識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歷史進程未必如他們所願。中共垮台之後，未必會帶來民主與秩序，更可能出現的局面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一樣，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清算富人、踐踏精英將成為常態，大家千呼萬喚才出來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斷頭台政治重演。對統治集團則是警告：托克維爾定律告訴我們，別以為改革那麼好玩，「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所謂「改革」就是找死。至於那些什麼特赦貪官贖買民主的說法，是哄三歲小孩的玩意，咱們決不上當。
在新晉七常委當中，王歧山是好讀書且善思之人，連他都專注於這條托克維爾定律，可以推測，堅持不走「邪路」、不退回「老路」，維持現狀，小修小補，大概就是未來五年(甚至十年)中國的政治方向了。
中國現狀與法國大革命前夕確有相似性
王歧山是不是危言聳聽，拿法國大革命在嚇唬人呢?那倒也不是。
先說經濟狀況。法國大革命前夕，人口持續增長，財富快速增加，國家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令人驚訝的是，法國那時就有「地產熱」。有一位法國評論家寫過這麼一段話：「土地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出售，原因在於所有人都熱衷於成為地產主。在法國，下層百姓的所有積蓄，不論是放貸給別人還是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大家想想中國經濟，就知道何其相似。
當時的法蘭西存在很多社會問題，但不影響國家的繁榮富裕。托克維爾認為，有兩種極簡單、極強大的動力，推動着社會繁榮：一個是依舊強大有力但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一個是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與此同時，人們的精神卻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規章的仇恨在增長。國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份講話，但實際上卻接受公眾輿論的啟髮帶動，不斷地向輿論諮詢——這種現象，現階段中國都存在，例如「微博問政」。與法國不同的是：中共政府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試圖駕馭輿論這匹越來越不聽使喚的烈馬。
托克維爾發現，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里，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形成這一特點的原因，是因為啟蒙思想滲透着「抽象的文學政治」。法國缺乏政治自由，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群體：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卻擅長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這種狀況與中國也很類似。知識分子論政，無論是右還是左，談到未來的政治藍圖，都很少想到具體的路徑依賴。中國此時的民眾更是不同於18世紀後期的法國民眾，經過中共幾十年「革命」教育的薰陶，中國底層熟知剝削有罪、造反有理，認為結果平等是天然權利。
王歧山推薦這本書，可謂用心良苦。
不願分期償還債務，該來的遲早要來
但中共政府(含官僚集團)欠民眾的債務實在太多太重，而且從來沒有想過要償還，連分期償還的誠意都沒有，民怨四起，中共政府有如坐在火山口上，每年天量維穩經費的支出就是一個衡量尺度。習近平上台後確定的三個努力方向，反腐不到一個月，已經從最初要颳風暴之勢變成了「潤物細無聲」;中華復興的目標如我在《中國復興的「軟肋」》一文里所說的，一缺民意支持，二缺物質資源支撐，基本是個口號。經濟振興的主要方法據目前放風仍然是「城市化」，即繼續圈地，這表明發展經濟面臨黔驢技窮之局。
儘管中國的上層與中層普遍都不希望發生暴力革命，但他們對這點已經沒有自信。從社會發生學的意義來看，中國頻發的刑事犯罪案件與暴力革命的本質是相同的，都是殺富人(平民也難倖免)、搶奪財產與侵犯女人。中國各地近年來泄憤型的群體事件增多，其中部分參與者既容易參與犯罪，在外部條件具備時，幾乎就是「暴力革命」的必然參加者。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共政府，目前擁有的「國家能力」還可以成功堵塞任何反抗力量的集結管道，還能夠有效地保護政治上中層不受各類犯罪者滋擾;中產階層也能通過社區防衛(比如一些社區實行24小時全天候保安)實施自我保護。但在所謂「仇官、仇富、仇警」的社會對立情緒中，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彼岸的路在哪裏?中共當局決意維持目前的政治格局，新左老左想回歸毛時代。但在自由派知識分子當中，實行憲政民主這點應該沒有太多分歧，有分歧的只是如何尋找到達彼岸的路，即如何才能實行憲政民主。朱學勤曾寫過一篇文章《法國大革命：獻給攻破和沒有攻破巴士底獄的人們》，他的看法其實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普遍看法：即不革命不行，大革命(法國、中共式革命)不好，小革命(英美式)最好。因為小革命是有限革命，是在尊重現有財富分配格局下的革命，社會不需要付出慘重代價。
但如何才能實施「小革命」而避免「大革命」，以現實而論，只能寄望於固守城池的中共政府放下進入城門的吊橋，讓國人有一條狹窄的通往彼岸的通道。在中共當局拒絕開放吊橋之時，人們已經為贊成或者反對「暴力革命」吵成一鍋粥，仿佛中國底層已經具有武昌新軍那種推翻清王朝的軍事力量似的。一些知識精英苦心勸說統治集團實施政改無效之後，只得轉頭勸諭民眾，重複革命是如何可怕且有巨大破壞力。
目前，中國政改已成僵局。政治精英看到「改革是找死」並加以誇大，自由派知識精英看到「不改革是等死」並繼續勸說。中共政府有無可能在最壞的局面到來之前做點事情呢?我認為目前還有一點空間。從20世紀初東方的歷史看，改革成為革命催化劑的國家有土耳其與中國，而改革成為革命替代物的國家有印度。當時印度實行了比較成功的憲政改革，1908年通過《關於印度各級立法議會的法案》(即《1909
年印度政府組織法》)，實施參事會改革;1919年印度建立責任政府和自治機構;1935年印度政府引入了聯邦制和省自治等。
中共政府應該效法印度，逐步實行政改，這比目前堅持「就是不改」的顢頇要明智得多。那些每天誇大印度民主制壞處的「學者」也不要再持續發表那類不負責任的言論，因為印度民主制縱有諸般不完善，也比中共這種讓各階層一起墮落、社會底層謀生都極為困難的惡政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