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農民文學，依次走過四種形態：從高玉寶的偽造行騙，到浩然以高大全形象推出的假大空;從二月河歷史小說的皇帝圖騰，到莫言小說裸露癖式的誇張。上述四種農民文學形態所共同具有的敘事基因，是農民的狡猾;並且越是裝得憨厚，越狡猾。
自《豐乳肥臀》以降，莫言小說被一種下意識的屁股意像所左右。這種屁股意像具有三層涵義。其一，寫實性的意像造型。諸如《豐乳肥臀》裏聚焦於下半身的敘事方式，《檀香刑》裏津津樂道於從肛門開始的中國式酷刑，《生死疲勞》裏對繁衍後代生育能力強勁的女性骨盆的讚美，《蛙》裏的敘述者所強調的，對身體器官的看重，等等。倘若說，這種寫實意義上的屁股意像，在莫言早期小說還僅僅是對食物(如《透明的紅蘿蔔》)或者對酒精(如《紅高粱》)的敏感，那麼到了莫言後來的上述代表作里，大都被訴諸對身體器官、尤其是下半身器官的熱衷。
其二，隱喻性的象徵意味。屁股意像是莫言小說所熱衷的食慾、性慾、傳種接代欲等等欲望的主體象徵。童年時代有關貧窮和飢餓的記憶，雜亂無章地折射在莫言的小說敘事裏，轉化為生存的渴求，欲望的囂張。小說敘事的隱喻結構，通常是存在的、精神的、具有形而上特徵的。但莫言小說里的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隱喻，卻毫不諱言地指向生存的焦慮，物質的匱乏，動物性甚至生物性的掙扎。因此，以屁股為主體的身體器官，既成了莫言小說的主要敘事對象，也成了莫言小說的基本故事內容。這種意像的隱喻特徵在於：既沒有精神內涵，也了無頭腦之於諸如存在、自由、人性、人格之類生命意義的思考。類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說里那種靈魂的掙扎被全然付闕。換句話說，莫言小說的屁股意像，幾乎就是一個對人物內心世界和人類精神探求絕對無知的同義詞。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隱喻，說穿了，不過是充滿了動物性衝動的一聲聲低吼：要吃，要繁衍，要苟活，要好死不如賴活，哪怕變成牲畜，也要賴活於世，也要讓身體的器官保持不停的生存性運作。
其三，策略性的敘事心理。以屁股意像為軸心的莫言小說，骨子裏是改頭換面的下半身敘事。比起大膽賣弄風情的下半身寫作，莫言的下半身敘事不敢露陽，僅止於露腚。祼露陽具的敘事聚焦於性，祼露屁股的敘事熱衷於性的背面，諸如生育、繁衍、求生、苟活。莫言顯然沒有D·H勞倫斯那樣的膽量，也沒有渡邊淳一在《失樂園》裏的細膩精緻，大島渚在《感官王國》裏的雄健深刻。因為以性為對象的敘事，欲望的蓬勃只是表面的敘事動因，內在的深層結構必須具備諸如洞察人性、透視兩性戰爭之類的哲學素養。莫言不具備這樣的素養，只能將欲望交付生殖器背後的臀部解決。這是莫言下半身敘事的一重策略：因為性敘事的天然陽萎，導致轉向以屁股作代償。這樣的敘事策略，與其說是怯懦，不如說是油滑。
莫言下半身敘事的另一重策略，是不敢從人性的角度直面農村社會的芸芸眾生，從而改為以假裝關心生育、繁衍為主旨的器官詠嘆，或者說，屁股敘事。同樣是以農民為敘事對象，當年蕭紅的《生死場》由於從人性視角洞察並切入，因此有了力透紙背的深刻。但莫言不敢如此講說他的農民故事。因為人性視角實在太犀利，尤其剖析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歷史，有如一把手術刀。不要說文學敘事，即便是極其樸素的調查報告，都足以讓人觸目驚心。遺憾的是，莫言在童年留下的極其貧困的生存記憶，絕對不會允許自己再因為小說寫作而像許多受批判對象一樣被扔到夾邊溝挨風沙，體驗瀕臨餓死凍死的慘痛人生。於是，莫言在小說里耍了滑頭，把理當訴諸手術刀的諸多歷史細節，悄悄地改作脫褲子取樂。一會兒脫自己的褲子，表示並不想性交，只是想放個響屁;一會兒偷偷地扒下主子的褲子，示意觀眾看一眼那個白花花的肥臀，然後在被主子發現之前，又趕緊替主子把褲子拉上;告訴主子，沒事，沒事，只是給大家找個樂子而已。莫言這種下半身敘事，了無焦大式的義僕相，充滿黃天霸式的惡奴樣。他日要是主子倒霉了，第一個跳起來暴打主子的，沒準就是這樣的惡奴。但在主子當紅的年代，哪怕借給他一百個膽子，也不敢露出造反有理的暴民相，而保持聽話服從的順民狀。最多只是假裝祼露一下屁股罷了。這與其說是油滑，不如說是怯懦。
同時具有怯懦和油滑這雙重特徵的莫言小說屁股敘事，其審美趣味並不在於屁股的黑白美醜，也不在於屁股的上半身是《豐乳肥臀》裏的國軍、共軍還是《檀香刑》裏的義和團，甚至不在於屁股主人是尚在《生死疲勞》中作人畜輪迴，還是正在《蛙》裏被計劃生育，而是在於這意像所透出的，乃是一個幼時吃過煤渣的農家苦孩子如何從求生的欲望中，點爆粗俗、野蠻、殘酷而又可憐可笑的眾生相。那樣的眾生相，就作者而言其實是相當隨意的、不無任性的，或者說是為莫言的敘事策略所特有的;就讀者而言，卻具有似是而非和滑稽可笑的雙重閱讀效應。因為莫言小說的屁股意像，大都是以漫畫的筆調勾勒出來的。其敘事語言與敘事對象一樣粗鄙。
在莫言以《透明的紅蘿蔔》為代表的早期中篇里，其漫畫式的筆調還不無稚童般的奇思異想。但在莫言後來寫的那些長篇小說里，漫畫式的筆調卻被訴諸不時探頭探腦的那些鬼鬼祟祟的欲望。這兩者之間的轉折，便是那部拍成電影而轟動一時的《紅高粱》。
《紅高粱》是莫言小說從稚童般的想像轉入通常為成年人所擅長的歷史批判的最初嘗試。在想像中打轉，僅止有趣而已;雖然新奇，卻並無力度可言。但歷史批判卻能給莫言帶來長大了的驕傲和自豪。但莫言隨即發現，歷史批判猶如玩火，一不小心說不定會把身家性命都賠進去。有心叛逆，無膽玩命。即便是高粱地里的性交，也只能玩到露背露腚的地步而不敢再越雷池一步。更不用說那場戰爭，天然有着抗日愛國的底線。哪怕讓奶奶自我爆炸，也不能不抗日。比起以前的抗日文學，莫言的《紅高粱》只是小心翼翼地跨出了一步：抗日主角不再是八路軍、新四軍，而是沒有什麼組織背景的他奶奶他爺爺。這種敘事動機的秘密在於：組織是惹不起的，但似乎可以躲得起。
以躲避組織的是是非非為前提，莫言有了《豐乳肥臀》的成果。國軍、共軍都是軍，雖然立場模糊，卻又無意間符合了統戰的需要。神聖的戰爭變得樸素了許多，而充滿欲望的敘事，又沖淡了歷史的嚴肅性。小說的語言雖然相當粗糙，但閱讀效果卻多多少少有了娛樂性。這樣的小說讓漢語並非母語的漢學家閱讀，又會產生另一種意想不到的閱讀效果：有點像肖洛霍夫筆下的《靜靜的頓河》。惟有極少數還算懂點文學的漢學家，從中看出莫言不擅長篇小說敘事，總是虎頭蛇尾。事實上，籍漫畫筆調寫到哪裏算哪裏的莫言，從來沒有弄懂過長篇小說是什麼樣的結構藝術，一如他對結構性很強的西方交響樂和協奏曲有可能不甚了了。俗話說，文章的要訣在於，鳳頭豬肚豹尾巴;而莫言的長篇小說卻總是，豬頭豬肚兔尾巴。當然，《豐乳肥臀》的兔子尾巴還緣自作者本人對改革開放後崛起的商業文明，茫然無知。
似乎《豐乳肥臀》既讓莫言嘗到了成功的甜頭，又讓莫言吃到了險遭批判的苦頭，於是，就有了吸取教訓的那部《檀香刑》。百分之一百的主旋律。以歌頌義和團為基調，摻雜了旨在渲染恐怖的酷刑。很難說莫言繪聲繪色地描繪那種從屁股里開始的中國式酷刑，究竟是在有意識地嚇唬別人提醒別人，還是下意識地嚇唬自己提醒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檀香刑》顯然有了莫言小說以前少有的真理在手正義在胸的理直氣壯。《紅高粱》或者《豐乳肥臀》裏的搞笑，變成了因為酷刑營造的恐怖以及隨之而來的嚴肅。倘若說搞笑是莫言小說敘事的本性，那麼嚴肅卻將熱衷於屁股敘事的莫言反過來被屁股里的酷刑弄得不無變態。讀者弄不清楚莫言小說里的爺爺奶奶究竟是從《紅高粱》裏走上檀香刑的刑場的，還是從《檀香刑》裏走進高粱地里的。能夠明確的惟有從高粱地里露出的屁股，或者從屁股里開始的酷刑。
於是，《生死疲勞》中的人畜輪迴，開始了。兩性之間的林林總總，被通通歸結成生育和繁衍的周而復始。然後再從那樣的繁衍里抽出接生的形象，敷衍出又一部以《蛙》命名的長篇小說。兩性間的複雜性，諸如平等不平等，相愛不相愛，被成功省略。兩性背後的簡單性，諸如生育不生育，繁衍不繁衍，被一再放大;只是被計劃生育給不大不小的耽擱了一下，但並沒有耽擱到有誤傳種接代的地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必須恪守。這種格調像極了《春晚》上紅極一時的趙本山節目。可以說很聰明，也可以說很狡猾;可以說很無奈，也可以說很無賴。
領教過趙本山節目的中國讀者，大都能讀明白莫言小說里的名堂經。但要說到海外的漢學家，卻只能另當別論了。中國歷史上有過一個不懂英語的英語文學翻譯家，把英語小說翻譯得美倫美奐。無獨有偶，美國也有個對漢語閱讀一知半解的中國當代文學翻譯者，能夠把再破爛的中國小說翻造得流利光鮮。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教授，葛浩文。此公可謂英譯界的夏洛克。特點是一流的商人頭腦，二流的英譯水平，三流的漢語閱讀。此公知道什麼樣的中國故事可以叫賣。雖然漢語水平並不出眾，但只消知道小說敘述的故事梗概，就能製作出一部像模像樣的英譯中國小說。至於原作本身的敘事意味和語言特徵，在葛浩文的譯作里是全部省略的。倘若上乘的中國文學作品落到此公手裏，無疑是場災難。但要是把一個讓西方人聽得進去的故事交付給他，不管小說藝術小說語言如何粗糙，都能被重新編造得煞有介事。莫言的幸運，其實就是這麼開始降臨的。至於大江健三郞之於莫言的極力推崇，與其說是慧眼獨具，不如說是彼此半斤八兩。
莫言小說的獲得諾獎，與賽珍珠的《大地》享有如此殊榮，可謂異曲同工：全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主義的勝利，倘若可以借用東方主義一詞的話。西方人閱讀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或許會讀得莫名其妙：這像是劍橋大學的景觀麼?因為他們根本不在意也不在乎徐志摩作品中的詩意。劍橋學府，理當由他們說了算，哪有屈從一個中國詩人的道理?但他們閱讀葛浩文翻譯的莫言小說，卻會讀得津津有味。這並非因為莫言小說有多少藝術魅力，而是因為莫言筆下的中國人和中國農村中國社會，吻合他們心目中的想像，或者說符合他們意識和下意識里的中國主義。對於西方的漢學家來說，莫言小說里的屁股意像，好看不好看並不重要，關鍵在於，究竟中國不中國?比如野蠻不野蠻?愚昧不愚昧?落後不落後?那個屁股意像只要被漢學家們認定是中國的，不管很中國還是有點中國，漢學家都會認同，都能接受，都具備獲獎條件。就此而言，莫言獲得諾獎，乃是莫言小說那個野蠻、愚昧、落後的中國屁股意像與漢學家心目中的中國主義之間的一拍即合。
當然了，如此論說，並非意在異議諾獎，貶低獲獎者。正如中譯西方名著也會有拔高或降低原作之嫌，西方漢學家的西譯中國文學落差，是可以原諒的，並非故意羞辱中國文學。無法指望諾獎評委能夠讀懂《紅樓夢》那樣的中國文學。退而求其次，人家能把諾獎發給莫言，而不是賜給前面三種農民文學，也算得有眼光了。中國民眾開心一下，未嘗不可。此文只不過想指出，即便人家有那眼光，中國文學也不必以漢學家的好惡為轉移，更不必以諾獎評委的中國主義趣味為標準。上乘的文學作品，從來不以任何獎項為榮;相反，包括諾獎在內的任何文學獎都以能夠榮獲上乘文學的加冕為幸事。文學敘事藝術的審美、自由和驕傲，理當根植於讀者的內心共鳴。這世上難道還有比內心共鳴更高的獎項麼?
二0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寫於哈德遜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