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有兩個中國：一個是電視中的中國，一個，是網絡中的中國。電視裏的中國，領導很忙，人民很幸福，外國很亂。現實與網絡里的中國，領導不知為誰在忙，人民為生計奔忙，外國人民很幸福。
作為中國人，我們真不知道該相信哪一個中國更真實。我們都是「不明真相的群眾」、是「不明真相的圍觀者」，我們都是祖國的陌生人。
我們是中國人，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國家邊界談判是如何進行的，只知道簽署了什麼條約，但哪些收回了，哪些丟失了，我們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援助了哪些國家，花了多少錢，有什麼結果……因為這是國家機密。
我們是國家的主人，但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僕人的真實情況。除了我們村委會的人，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的，別的，我們都「被代表」了。我們根本不知道那些鄉長、縣長、市長、省長從哪裏來，他的為人、能力、水平如何，但是，他們都成了我們的僕役。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實際上連戶口都沒有遷到他工作的主人們的轄區之內，有的則將自己的老婆兒女的戶口遷到國外番邦去了。我們是主人，但是主人不能知道僕人們有多少私有財產，因為，這也是國家機密。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政府是如何開支的。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家底究竟有多少。我們不知道一年裏有多少人犯罪，有多少人被判處死刑。我們不知道現在傳得沸沸揚揚的王立軍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只知道黑箱裏整天在雷霆萬鈞地響，但不知道裏面發生了什麼。我們不知道我們的三公消費究竟是多少。我們不知道以後我們的養老金的明天會怎樣，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未來究竟是什麼……。
不是我們不想知道，不想明白，而是不讓我們知道。本來，新聞是以提示真相為目的，它有責任和義務為讀者提供事情的來龍去脈，但我們有的只是宣傳，沒有新聞。我們憲法上言之鑿鑿的「言論自由」，不過是看上去很美的一紙空文。本來，政府是為選民服務的，公務員們是靠我們養活的，我們的衙門中，到處可見的也是 「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大字，但一個「刁民」想了解某個事件的真相與實情，想問一個局長的辦公電話，恐怕同想上月球一樣地困難。
本來，上網也是了解事件真相的重要渠道，但在中國大陸，網絡也是宣傳。任何與上級不一致的言論，都會被屏蔽和刪除，如果得罪了土皇帝，可能還會被拘留、警告、跨省通緝或追捕。本來，台港澳都是中國領土，我們都是一國同胞，但他們出版的一些介紹大陸真相的書，卻不能進入大陸，看他們的書，也象做賊一樣地偷偷摸摸。我們除了小道消息，只有猜測和謠言，只有謊言與恐懼。
一個國家，當大部分人是不明真相的群眾的時候，怎麼讓人相信，他們是國家的主人。當說真話需要勇氣，揭示真相需要去外國領事館依仗洋人支持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不是我們的。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卻是圍觀中國的看客。我們起鬨，我們嘲笑，我們冷漠，我們痛哭，我們詛咒，我們吶喊。但我們都不明真相。
愚民的結果，必然是愚官。我們的公僕們會相信官方的統計數據嗎?一個只想聽到頌歌的官員，聽到的就只會是頌歌。皇帝說馬，肯定就是馬。皇帝說鹿，肯定就是鹿。當年的秦二世，最不喜歡聽到壞消息，所以，誰告訴他真相(「天下大亂」，「烽煙四起」)誰就吃刀板子，最後他聽到的，便全是「形勢大好，越來越好」和二世同志「偉光正」這樣的「盛世放歌」了。
不明真相的主人占絕大多數的國家，也就是不明真相官員占絕大多數的國家。這是互為因果的。中國正處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之境。
尤其可怕的是，在不明真相中，第二場文革卻似乎離我們非常之近，人們在舉國體制的操縱下，幾乎人人都可能成為不辨真相不明真理的暴民，喪失了起碼的判斷能力和基本的人性立場。記得幾年前看過一篇關於東德的文章，大意是，在柏林圍牆推倒之後，曾對一些士兵進行了審判，其中一個士兵因為槍殺企圖越牆逃往西德的人士而被判有罪。記得審判官說的的大意是，作為一個士兵，執行上級的指示並沒有錯，但是，法律之上，還有良知。你可以開槍，這是你的職責，但是，你可以將槍抬高一厘米，打不准他，這不是錯，而是你的良知。
這幾年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我們也有非常多同樣的情況，事後會得到審判嗎？在中國，會有士兵肯在舉槍的時候，將準星抬高一厘米嗎？在中國，如果有了這樣的不願抬高槍桿的士兵，事後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嗎？！通過這幾年的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三個都不會——我們的士兵不會有良心的不安，他們在瞄準時也不會抬高準星，他們的這些踐踏良知的行為更不會受到審判。
這是中國的現實——所有理想大廈，都建立在這樣一個現實的土地之上。
這使人想起，中國還會發生文革嗎？如果發生，需要多少時間。
1980年代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曾有一段思想解放的美好時光。在一次會議上，人們慷慨激昂，歡呼解放思想、大膽創新、革除舊習，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價值來引領時代。會議的記錄者記下了他們的精闢言論。但是，時隔不久，風向180度轉彎，按照上面的指令，要開會肅清流毒。於是同一撥人，又在同一個會議室召開了座談會，幾乎大家都坐原樣的位置，卻能講與上次意思完全相反的話，而且同樣表現出慷慨激昂、出自肺腑。這些人，按照現在的說法都是社會精英。他們會上所說，同上次發言，觀點完全相反，卻是同一個思想敏捷、神志健全的成年人。會後他們沒有表現出任何道義上的不適，談笑風生，飲酒吹牛。那時，才真正理解了孔子的話是多麼蒼涼與無奈：「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1990年代末，上面號召在全國縣處級幹部中開展「三講」教育，組建了巡視組，指導開展工作。組長是一個老同志，身體非常好，冬天仍然堅持洗冷水澡。巡視組的工作，是聽班子成員一一匯報，讓他們對所有班子成員作出評價，查問題找原因，如實反映。然後找他們單位的相關人員核實，提出處理意見，報告上級。幾個單位聽下來，毛骨悚然。一是各個單位里，看似風平浪靜，卻都是殺機重重：班子成員之間，正副職之間，上下級之間，下級之間，真是一個個都是烏眼雞，恨不得將對方吃了。相互揭發之狠，上綱上線之高，相互都恨不能將對方致於死地。而組長因為經歷過文革洗禮，對這一套非常熟悉，安之若素。後來幸虧後來上面沒有將這一運動 「持久深入地開展下去」，不了了之，否則如果繼續下去，開批鬥會將充滿火藥味，而且馬上拿起武器投入戰鬥的人，也不在少數。而現在的戰鬥，再也不會象文革那樣了，只會更狠，更斬草除根。
現在的中國，文革隨時隨地都會發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社會情況，事實上比現在好多了。現在官民對立比當年嚴重，貧富不均比當年更加加劇，政府的信任度已經低到沒有多少人相信政府的承諾和所有的辯解的地步，流動人口或失業者比當年更加眾多，民意中的暴戾之氣也比當年旺盛。這幾年，我們社會上發生文革的氣氛根本沒有消除，而是越積越多。官場上，只要看看各地對唱紅歌的趨之若鶩，就可從中看出一些端倪。社會上，只要看看網絡上有多少暴力語言，就會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
一個社會，起關鍵作用的，是三種人：官員（有權）、知識分子（有智）、商人（有錢）。官員中，對文革有切膚之痛的人，在權利面對，未必會反對文革。沒有經歷文革的人，因為對文革的不了解，常常抱着不妨一試的態度。一旦文革發動起來，官員中積極參與的，至少佔半數以上。而知識分子，更讓人心寒，大多是騎牆派，幾乎絕大多數都會「積極參加」。
對文革，知識分子裏，除了巴金、冰心等老作家作過真心的懺悔，更多的，都是以無辜者的面孔出現。作家浩然一直認為自己是功臣，劉紹棠則認為挨打是應該。哪怕如梁曉聲這樣經歷過文革苦難的人，也在為文革中知青運動高呼「青春無悔」。原來以為張藝謀是一個有點國際視野有點良知藝術家，不料每況愈下，不過也是一個見利忘義之人。
再看看那些大藝術家們，齊白石、徐悲鴻運氣好，去世早。除了林風眠先生，其他的大師如李可染、傅抱石、黃胄、石魯、黎雄才、關山月……哪一個不是在餓殍遍野的時候、在一片哀鴻中謳歌盛世的？真是「畫家爭夸黃河清，意在歌頌毛聖人」。如果說，在當時強作歡顏還情有可原，那麼等到文革結束，他們中有誰曾對自己的頌聖行為懺悔呢？可有誰曾想將功補過再作《三年大饑荒》、《餓殍萬里圖》、《文革武鬥慘狀圖》呢？沒有！相反他們都說自己是受害人。
商人呢？只要不要搞到自己頭上，是不願去理會法治還是人治的。在當下，誰不知只有官商勾結才能賺大錢，誰不希望頭上弄個紅頂戴戴？巴結官員都來不及。只是聰明一點的有錢人，早就辦好外國護照了，是法律上的外國了，但人還在，心還在，依舊在賺中國人的錢。他們當然怕文革，但他們有了後路無所謂了。
我們離上一場文革有多遠？從時間上說，如果從開始的1966年算起，有46年，如果從結束的1978年算，也有30多年了，但是，文革的思想思維依然，我們並沒有清算過，從社會文化上說，我們還沒有走出文革。
我們全社會離上一場文革的心理距離，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如果要發生文革，只要中央有一聲號令即可做到。上一場文革，從《人民日報》發社論《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到全面發動，因為傳播問題，還有一個時間跨度。現在傳媒發達了，只要領導人在中央台作個直播講話，全國所有的省市縣電視、廣播電台都會同步直播，全國除了港澳台就可以實現全覆蓋。講話一般為30分鐘。估計待講話一結束，不用號召，肯定全國人民都行動起來了–從開始講話，到全面發動，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當然，發出這樣的號召完全不必用文革的詞句，但可用文革之精神，即以一個神聖的名義，從內部尋找敵人，挑起國民的內鬥，統治者從中漁利：如懲治賣國賊一個不留，如消滅貪官腐吏絕不手軟，如打倒不法奸商大快人心，如為富不仁天理難容，如破壞環境天誅地滅，如誤人子弟教師可殺、醫生害人不打如何平民憤……不論提出哪一條，都足以點燃全體民眾心中的怒火，都足以讓全國人民熱血沸騰，覺得自己真理在手，只待縛住蒼龍！
當然，這一小時裏，會有少數人抵制。但只要是上面有「詔書」，有「聖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人到處都是，這些敢於抵制的不會超過1%，要麼默不作聲，要麼在24小時裏就消失了。企望有能夠抬高一厘米準星的人嗎？對不起，沒有。如果有，可能已經被同伴打死了。
這一小時過後的23小時裏，全國會進入狂歡狀態。那一套原先熟悉的狀態，會瞬息之間復甦。紅歌、紅海洋會馬上出現，口號聲、槍炮聲、呼救聲會響徹神州大地，中國會陷於一片血海之中。
現在是多事之秋。東邊釣魚島事件，南邊黃岩島糾紛，西邊有疆獨藏獨，北邊有青皮光棍玩大炮仗。外患之大，莫過於莫明其妙的總與北極熊結盟，莫過於匪夷所思地總與山姆大叔為敵。但是，同要發生文革的內憂相比，這些外患都不過是疥癬之疾。
何輝新律師在陳平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一審辯護詞中，說道：「……文革早已被否定，今年在兩會出席記者招待會上，中共政府行政首長溫家寶先生還在憂慮和擔心『文革』有重演之勢。我們的國家絕不能再搞文革那一套。堅決要防止文革復辟！我們要阻擊這種苗頭！文革斬斷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根脈，對我華族文明摧殘之甚，中外罕見，古今獨步！毀人不倦，誰與爭鋒！那些史料所呈現的殘酷，讓人肝膽欲裂，悲憤萬分。痛恨極了！從此以後，國士近乎絕跡，人人恐懼，噤若寒蟬，唯唯諾諾，但求自保」。這段對文革歷史的批判，是沉痛的。文革給中華民族的危害，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一，破壞了無數珍貴文化典籍、器物，二，侵害了無數民眾的人權，三，使國人沒有心思搞建設，破壞了生產力，四，破壞了世代相傳的倫理道德，扭曲了人性，使國人的倫理素養嚴重下降。五，使文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人，既與世界文化脫節，也與中華傳統文化脫節，精神世界陷入一片真空。六，使許多知識分子，談虎色變，不敢思想，不敢講真話，人人自危，比清軍入關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1978年，我們從政治上結束了文革。但文革的後遺症，仍然嚴重存在！一方面，我們這個時代的教材和影視，仍然有十分濃厚的文革時代痕跡。許多有權有勢的人，他們對文革時代的管治方式，仍然情有獨鍾！他們的頭腦，沒有民主自由觀念，沒有人權觀念，沒有法治觀念，不把人當人看，不尊重人的價值，習慣於舉國體制，習慣於集中精力辦大事，習慣於習慣於一言堂、家長制，沒有權力接受監督和約束的觀念。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帽子掩護下，文革那一套，在捲土重來！另一方面，國人——尤其是這個時代的讀書人——的精神世界嚴重萎縮。缺乏獨立人格，缺乏獨立思考，缺乏良好而紮實的人文基礎，缺乏人性情懷。因此中國大陸各方面都沒有大師，沒有傳世名作，沒有思想有價值的電影、電視，到處都假冒偽劣的水貨！只給人們帶來低級、感性的刺激，卻不能給人以心靈的啟迪，不能使人對人生的意義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實際上我們仍然還處在文革狀態！仍然，有許多人在苦苦堅守。他們批判文革。他們批判現行體制的弊端。他們批判當前法律政策的缺陷。他們捍衛做人的獨立人格。他們探索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他們批判這個時代的道德敗壞、分配不公。他們為權利遭到損害的民眾打抱不平。他們對被歪曲的近現代史，作了澄清。他們倡導尊重人的價值的人道主義，譴責不把人當人看的獸道主義。他們對什麼是正義，什麼是邪惡，什麼是文明，什麼是野蠻，什麼是英雄，什麼是強盜，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失敗，什麼是榮耀，什麼是恥辱，重新作了還原。他們全面反省這幾十年的階級鬥爭論、經濟中心論、市場經濟論、反傳統文化、無神論文化、社會主義觀。他們置人的精神自由於物質生活之上。
一些內心醜惡的人，百般醜化他們。說他們是敵對分子。說他們是黑五類。說他們危害國家安全。為他們羅織種種罪名。但是，每一個良心未泯、稍有判斷力的人，則認識到：這些苦苦堅守的人，是這個時代真正的良民，他們具有健康人的人性和思維，他們具有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他們所寫闡述的觀點，是對文革和文革遺毒的必要拔亂反正；他們的所作所為，有助於每一個人回到正常人的人性和思維，有助於我們的社會成為良善的社會，百姓安居樂業，在國際社會也贏得人們的廣泛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