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這樣的人，能夠遇見黑社會，也真是瞎貓碰到死耗子了。
2012年8月5日大約晚八點鐘，我吃完晚飯，出門散步，也想在街邊買點水果回來。
出了小區往右拐，是一個十字路口，我慢悠悠走過去。突然，馬路對過東北角上一片驚起，水果攤上的人們四散逃離，氣氛十分緊張。說是水果攤，大都只是一個三輪車。上面放着這個季節常見的桃、葡萄、西瓜等。那上面還掛着一盞燈。
等我走近，人群已作鳥獸散。但是那種倉皇的氣氛還在，周圍幾個圍觀群眾臉上露着驚愕的表情。
我往超市的方向走，心裏也並不想進裏面買水果，只是希望能夠在路上遇上個把水果攤。
路邊賣衣服的小攤上。三個穿制服的城管，兩男一女，在聽過路群眾講述：「他們戴着草帽，每回收十塊、二十塊不等」。
神使鬼差地，我這個不看熱鬧的人，居然停下了腳步。很快就弄明白了。剛才驅散水果攤的，並不是真正的城管，而是冒充的人們。
「以前有過這種情況嗎？」一名城管轉過臉來問我。此人三十來歲，面目和善。
「不知道啊，今天第一次聽說。」我趕緊說。這種關鍵時刻不能謊報軍情。本來我想加一句「我是打醬油的」，覺得街頭說這種話不合適，話到嘴邊又壓了下去。旁邊馬上有人接口道：「以前沒有，就這四、五天。」
但是我也不能無所作為啊。馬上跟了一句：「算了，就讓他們在這裏賣水果吧。都晚上八點多鐘了，這些人也都不容易。」
城管哥哥一聽皺眉毛：「那多亂啊」。
我答：「我們在這附近住着的老百姓，不嫌亂啊。這不也方便了大夥？」
城管哥哥笑了起來：「嗬，（這些人）就是你養成的。就是你們養成的。」
我也笑了起來，點頭稱是：「對，對，對。我對此要付一點責任。我對此要負多一點的責任。」
我繼續往前走。但是路邊的蚊子太厲害了，成群地撲到臉上來，只好掉過頭來原路返回。這時候在超市門口的空地上，噎有至少兩輛賣水果車走進。有人說：「他們還會來的」。
說時遲，那時快，一輛白色轎車急速靠近，從車裏下來是個戴草帽的人，皮膚黝黑，像是剛從山裏出來的。他們沖向水果攤，馬上人群中又是一陣驚慌。
我比較冷靜。想到要記住這輛車的車牌號，但是發現這輛車後面的車牌被摘了。又繞到前面去記，當時記得非常清楚，「京」字打頭，尾號有「x32」的字樣。心想再遇見城管，可以轉告他們。幫助抓壞蛋，是我們公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就在這時候，兩位男性城管三步並作兩步地跑了過來。問這幾人：「拿證件來看看。」
其中一個人拿出了一個證件，有點像駕照。天黑，我看不清楚。其餘至少兩位分別打起了電話，與什麼人聯繫想要求救。正是他們站在路邊打電話的樣子，不知怎麼，一下子讓我想起了香港電影中的黑社會。
我開始觀察這幾個人。城管也將他們攏到了一起，更方便我的觀察。
很有意思，他們至少三人長得十分相像，矮墩墩的，小眼睛，圓臉膛，身材粗壯，個子大約在1米68左右。乍一看，就像三胞胎，還有一人離他們較遠。
除了被太陽曬得烏黑這個共同點，還有一個就是他們頭上的草帽。顯然是新的，不寬，有點像小圓帽，看起來不適用。尤其是這時候噎晚上八點半，年輕人頭上扣着一頂草帽，還齊整整的，顯得完全沒有必要。
城管哥哥開始對他們訓話。「你們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也不能跟（那個）黑社會似的，要做得讓xxx人民能夠接受。」 （「xxx」指我們住的這個地方，這我就免了。）此人一邊說，還一邊看了我一眼，讓我不免覺得這一番文明語言是說給我聽的。這中間發生了什麼，這些人電話給了誰，他們的身份是否噎明白，城管是否弄清楚他們的頭兒是誰，我一點也不知道。
一聽「黑社會」，我開始覺得還蠻般配的，與我頭腦中出現的想法完全一致。起碼他們來歷不明，在街頭橫衝直撞，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轉而再一想，我就想笑，實際上笑出聲來，並不停地笑下去。我在任何一部電影當中（包括黑色電影），也沒有見到黑社會是如此裝扮，如此樸素大方，直截了當：主要是因為一頂新草帽！那玩意扣在他們頭上，像是某種組織標誌，或者制服、暗號之類，也像是他們的護身符。其餘他們與周圍人毫無二致。不排除四、五天前，他們確實是某個山里從自家桃園裏摘下果實的果農。轉而，就開始打劫與他們一樣從樹上摘水果的人們。
畢竟不是專業的圍觀者，沒有把事情弄清楚我就回家。走到原先那個十字路口，頑強的水果車噎出現，賣水果的大姐蓬頭垢面，依舊神色慌張，像母雞一樣在車前車後來回撲騰，護着自己的水果，提防有人接近這輛車。
「是那些戴草帽的人嗎？」我問。「可不」，她答：「好幾天了，黑社會。昨天上午跟我要了十塊，下午要了二十。」她也用了「黑社會」這個詞。
我安慰她：「沒事了，城管噎把他們扣住，在那兒訓話呢」。開始我說的她聽不進去。後來看到我從容不迫地挑選水果，才半信半疑。
我問：「蘋果多少錢一斤？」她答：「五塊錢一斤。」
我頓時喊了起來：「這么小的蘋果，五塊錢一斤？」接下來我開始「跑題」了（我最近常用這個詞），重新變為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家庭主婦，完全忘記了自己剛剛在城管面前替她們求過情，說過好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