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逢6•4天安門事件23周年，前蘇聯和中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也逾21年。大多數「植入型」（或稱「外鑠型」）社會主義國家如東歐諸國，在一代人的老去之後，共產主義帶給這個民族的恥辱與痛苦漸成歷史；但在「內生型」（亦稱「原髮型」）社會主義國家，如俄羅斯及中國，前者還處在開明專制狀態中，後者還未能進入開明專制。
比較這兩個國家的歷史文化背景很有意思。
共產黨國家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原髮型。這些國家是共產革命的原發地，共產黨政權是通過本國的武裝革命建立起來的，如前蘇聯與中國；另一類是「外鑠型」，如東歐國家那樣，是在外國軍隊佔領下，將由外國政府訓練好的本國共產黨幹部輸送回國，從而扶持起一個依靠外國的坦克機槍維持的共產黨政權。前東德共產黨幹部列昂哈德•沃爾夫崗的《革命之子》一書（1980年出版，英文），其中有一節「跟隨烏布利希回柏林」，記述了他跟隨東德共產黨領導人烏布里希，在蘇聯槍炮護送下回東德建立共產政權的過程。
如果用「玩牌」這一形象的說法，在內生型共產國家，是統治者與本國的反對武裝力量雙方玩牌，支持列寧的德皇威廉二世與支持中共的蘇聯，都不正式出場，只是暗中送上幾張好牌支持其中一方而已。但在植入型共產國家中，除了本國統治者與不成氣候的反對者之外，還有手持王牌的外來者，其力量足以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格局。兩種不同的牌局決定了這兩類共產國家的歷史命運的不同。內生型共產黨政權的解體多半起因於內部的瓦解；植入型共產黨政權的情況則取決於外部變化。
在植入型共產國家，歷史上市場經濟、市民社會、自由思想、自由言論等經濟文化傳統的影響根深蒂固，多數民眾對共產黨意識形態和專制制度缺乏發自內心的擁戴。相反，他們往往把政治高壓看成是外國勢力撐腰的本國傀儡政權的不得已作為，對本國共產黨政權的不滿與維護民族獨立、維護本國文化傳統緊密相連。從 1950年代到1970年代，東歐的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先後發生過反對共產黨政權的起義，社會根源就在這裏。在這些國家，一旦最有決定力量的玩牌者退出——即外國扶持者放棄其干涉內政的立場，傀儡政權就可能隨時垮台。
蘇聯和中國同屬「內生型」共產國家。這兩個國家之所以會出現共產黨政權，既有內在的深厚社會土壤，也有外在的一些所謂「歷史偶然」。
先說「歷史偶然」因素。比如，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就不可能得到德國的經濟支持，軍隊也不會反戰，十月革命可能就無從發生。沒有蘇聯的支持和援助，早期的中共就無法生存；而沒有日本侵略中國，中共也不可能生長壯大到打贏內戰。但是，這兩個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農業社會佔據經濟的主要成分，小農構成社會成員的大多數。這類社會中，共產黨的烏托邦宣傳比較容易騙取民心；而城市的市民社會、自由思想、自由言論等傳統則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小農的汪洋大海所吞沒。這些，都構成共產國家的「內生」社會土壤，
俄中兩國在共產革命前夕，都是農民大量破產並半無產化之時。1861年，俄羅斯開始農奴制改革，農奴成為自由人，但需要交付巨額贖金，不少農民無力經營農業。加上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原有生產方式的擠壓，導致大批農民破產。民粹主義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俄羅斯封建制度發生碰撞，俄羅斯農民生存狀況惡化的這一狀態下產生的。正是這樣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批代表着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利 益的年青知識分子衝上了俄國的政治舞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到民間去」的運動。「民粹」兩個字就是從俄語的「民意」轉譯而來的。民粹主義不加分析的把資本主義大生產視為衰落和禍害，對大規模商品生產深惡痛絕，帶有明顯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色彩，在19世紀60-70年代的俄羅斯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國在19世紀中晚期，本來就已經承受着不堪負載的沉重人口壓力，再加上口岸通商，資本主義工業品嚴重衝擊中國的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破產與農民半無產化這一痛苦過程，產生了大量遊民。清朝廷對付的各種會黨叛亂民，其實主體就是遊民——失地農民與城市無產者。各種思潮通過大批留洋學子而湧進中國，但無論是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還是其他的各種主義，都不如俄羅斯的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的社會影響大。
一個窮人過多的社會，對民粹主義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對以個人自由為特點的自由主義更是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很容易接受以消滅階級差別與均富為號召的社會-共產主義思潮。在這種社會建立的共產黨政權屬於內生型。這種內生型共產黨政權一旦建立，除非它因內部嚴重分裂或經濟危機不能自我維持下去，一般不太可能因為外部力量的介入而解體。它的長壽特徵造成了社會內部對現代民主的隔膜，甚至出現包裝在愛國主義旗號下的擁護專制、抵制民主化的思潮以及民粹主義。另一方面，即便這樣的國家實行改革，甚至開啟了民主化的歷程，也不可能象植入型共產黨國家那樣形成與共產黨制度劃清界限的社會氛圍，於是，舊體制的遊魂就會和轉型中的權貴組成種種結合，左右輿論、蠱惑民心，因而走上漫長而反覆徘徊的轉型時期。
中俄兩國只有一點不同：從彼得大帝開始，俄羅斯這隻雙頭鷹就開始將它的一隻頭轉向了西方。在數百年近現代化進程中，俄羅斯一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東方的專制之間搖擺不定。它時而表達自己對西方文化的鐘情，時而又強調自己 的東方特徵。也正是因其兩隻頭的朝向搖擺不定，俄羅斯的文化歸屬屬於邊緣化狀態：西方從未視俄羅斯為歐洲文化的成員，而東方更從未將俄羅斯當成亞洲國家的成員。在東西方文化中的長期猶豫和彷徨，導致俄羅斯獨特的民族性格，這種性格決定了俄羅斯目前的政治特色：外表上具有西方民主制的選舉制形式，實質上卻奉行東方專制特色的強人政治。
但中國從來只有一隻頭，這隻頭更是從來就沒有改變過方向。中國雖然也高喊要學習西方，但從晚清時代開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直到今天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體，西方科技」為用，其政治內在稟賦從未變過。如果說俄羅斯現在已經進入開明專制階段，政治反對派所要求的是建立完整健全的民主制度，那麼中國則距離開明專制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對派的「共同底線」，無非是希望當局實行開明專制，區別只在於是由共產黨繼續領導，還是讓共產黨內部分為兩派，通過黨內民主程序 決定由哪一派執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