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11日報道，隨着最近的政治動盪，和要求更自由經濟政策呼聲的增強，中國模式的必勝感至少言之過早，或是嚴重誤導。中共領導人在面臨一系列不確定性，從被不斷的醜聞攪亂的十年一次的領導換屆，到經濟增長放緩——根深蒂固的國有企業和他們在政府中的代理人拖累了市場力量和私營企業。

「許多我們面臨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是變相的政治問題，比如經濟性質，國家和既得利益集團的所有制性質。」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家張鳴說。「問題如此嚴重，他們必須馬上解決，不能拖延。」

經濟持續減弱 利益集團無動力改造可大量撈錢的制度

周四，中國發佈數據，顯示其經濟持續減弱。許多經濟學家已經敦促政府放鬆對金融系統的控制，支持借貸給私營企業同時收緊國營企業借貸，允許更多匯率和利率的變動，以及改善社會福利。

這些改變將抑制國家的角色，減少腐敗和鼓勵競爭。但是要實現這個目標將涉及巨大的權力鬥爭。中國企業集團、軍隊將領、政治局成員、以至當地官員和所謂的「太子黨」，這些人都沒有動力去改造一個可以讓他們大量撈錢的制度。

中國模式：不斷加強的國內安全系統

所謂中國模式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其不斷加強的國內安全系統，其眼裏鎮壓的策略是追求社會穩定，但所謂的政法委系統的「維穩」策略在超過30名藏人自焚、異議人士陳光誠的困境帶給中美外交危機後，已經被打上了問號。去年冬天反對腐敗官員的烏坎起義點燃了中共內部關於如何對待抗議的爭論：是使用公安的武裝力量，還是通過高層官員的調解。

薄熙來醜聞 令北京政治體系轟然倒塌

但對所謂的中國模式最嚴重的打擊來自最近薄熙來的醜聞，這令北京自吹的穩定和團結的政治體系轟然倒塌。

薄熙來在2007年來到重慶後，展開所謂的「唱紅打黑」，試圖用類似毛澤東時代的政策來獲取「新左派」的支持，為自己向上爬撈取資本。這打破了鄧小平時代開始的中共體制內，通過黨內元老內部運作協商的升遷模式，這種模式的問題在於，這些所謂的元老的權威一代不如一代。

隨着權力被稀釋，在一黨獨裁下，不同的派系和聯盟出現了，沒有哪一派可以單獨發佈命令。很多人士認為，隨着高層的裂痕和摩擦越來越嚴重，加上中國媒體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政治人物開始採取通過媒體推銷自己的策略，這令中共原先黑幕後運作的政治模式面臨挑戰。

薄熙來政策 重慶債務暴增

薄熙來的政策同時暴露了中國模式的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國營企業的投資項目來推動，而投資的錢來自於同樣國有的銀行。重慶去年經濟增長高達16.4%，高居全國各個城市之首，但是其模式不外乎大量投資基礎建設。

這樣的後果是地方政府擁有的企業債務暴增，外界估計重慶的債務高達1600億美元，其中很多債務將成為壞賬。

當局試圖開啟另外的模式，即主要依靠消費開支和私營企業的增長模式，有些人認為中共10年一度的領導層更替將開啟這一變化，但實際情況是中共的高層和這些國營企業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更有興趣保持現狀。

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的人大會上將經濟增長下調，最近公佈的數字顯示，房地產泡沫正在破裂，而內需和出口雙雙疲軟。中國抵禦2008年金融危機的辦法是5,8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和貨幣寬鬆，如果經濟進一步放緩，當局有可能重拾舊路。

中國模式另一弱點：貧富差距巨大 抗議暴增

但另外一方面，經濟刺激可能導致的通脹失控，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動盪讓中共高層不敢貿然再採取這樣的做法。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貧富差距導致的抗議事件不斷增加是「中國模式」的另外一個弱點。

當局依靠強硬手段來平息這些在2010年就至少有18萬起的「群體事件」，今年3月，當局宣佈國內安全的開支增加12%，至1110億美元，超過了軍費的開支。

去年的烏坎抗議中，當局開始採取了重兵圍困的策略，但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決定採取對話的策略來平息事態，汪洋建議推廣這種方式，這被視為對「維穩」策略的不點名批評。

盲人律師陳光誠逃離軟禁進入美國大使館並引發中美外交危機後，這一「維穩」策略的嚴重問題再一次暴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