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場一體化與金融一體化——經濟機遇，還是經濟絞索
中共將物質決定精神的哲學觀念，以及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築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奉為"聖誡"。這就決定了，中共的諸種對台統戰方案中，經濟統戰方案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由溫家寶對經濟統戰方案作出解釋說明。溫家寶明確講："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要循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經濟在前台，政治在幕後』的原則進行。要通過推行經濟一體化方案，首先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為政治統一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只要實現了經濟統一，政治統一就順理成章，指日可待。』
溫家寶指出，國民黨重新執政給中共加速推行"經濟統一"的政策提供了政治條件；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則為迅速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他特別就全球經濟危機對台灣的影響作出分析："正反相合，福禍相倚。世界經濟危機雖然已經給我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衝擊，而且隨着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對我國經濟會產生更大的壓力。但是，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也給我們解決台灣問題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台灣能源和礦產資源匱乏，島內市場狹小，空間有限，所以，能源和礦產資源的進口和產品的出口，就是台灣生存和發展的兩條生命線。目前這次源於西方世界的全球經濟危機，必然造成商品需求量的全球性萎縮，這對於主要靠出口型經濟才能生存的台灣，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產品出口萎縮，又必將影響進口自然資源的能力，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台灣東邊面對浩瀚的太平洋，西邊一百多公里就是大陸。對於台灣，這正應了佛家的一句話，叫作『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驚濤駭浪面前，只有依靠大陸，台灣的經濟才能有出路。我們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場，容納台灣產品出口，就像大海容納河流一樣容易；我們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完全能滿足台灣的需求。當然，台灣想從大陸得到經濟發展的空間，就要同意和大陸實現經濟一體化。要用協議的方式確定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框架規則。經濟一體化的實質就是經濟統一。台灣得到經濟實惠，我們實現統一的政治目標。這才叫雙贏互利，各有所得。對於二○一二年前率先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我充滿信心。雖然我們可能會為此付出一些經濟代價，但同完成統一大業，實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遺願相比，付出這些經濟代價是值得的。"
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是軍中主張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性人物。可能是基於對胡錦濤等人決策以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不滿，梁光烈在會議上很不禮貌地打斷溫家寶的話，質疑道："當初台灣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主要是靠自己的科技創新能力。對這個你怎麼解釋？你根據什麼說，這次台灣的經濟非靠我們不可呢？"
針對梁光烈的質疑，溫家寶作出解釋說："過去台灣能自主創造經濟奇蹟首要的是精神原因。當時台灣政治的自信還存在。政治的自信中又產生出一定的精神凝聚力，台灣社會和台灣人還能以這種精神凝聚力為依託保持自信心。在這種政治精神背景下，才產生了台灣的經濟奇蹟。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台灣不再有政治的自信，也失去精神凝聚力和自信心。國民黨連談三民主義的興趣都沒有了，陳水扁和民進黨也主要是把所謂台獨理念當成拉選票的工具。整個台灣社會藍綠分裂，族群分裂，喪失政治目標，思想混亂，人心離散，連許多政治人物、大資產者和社會名流都人人一本外國護照或者綠卡，隨時準備作鳥獸散。在這種情況下，在完全喪失自信心的情況下，台灣已經沒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渡過經濟危機，走出經濟困境。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這就叫精神反作用於物質，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綜上所述，中共經濟統戰的總體目標就是通過經濟一體化，形成兩岸經濟統一的事實，從而為中共利用政治統一的方式控制，進而扼殺台灣的自由民主，創造經濟基礎。中共實行經濟一體化的方案主要表現為兩方面的內容，即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市場一體化的主要協議表述方式，就是《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金融一體化的標誌性的協議表述，就是以《金融管理合作備忘錄》（MOU）為起點的一系列協議。
中共《對台經濟統戰方案》規定，在市場一體化方面，務必達到下列要求：大陸市場要成為台灣的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出口市場，其中出口到大陸的農產品，要儘快達到台灣農產品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大陸要成為台灣能源等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的主要來源地，為儘快實現這一目標，可以採取降低價格等有效措施；要確保二○一二年之前每年赴台的大陸遊客接近五十萬，如果有必要，還可以適當增加，以實現大陸遊客成為台灣旅遊業的最主要收入來源的狀態。
根據中共《對台經濟統戰方案》的要求，金融一體化要實現下列目標：要逐步控制台灣的銀行業和保險業，要不惜代價，操控台灣的股市；要迅速開始並加強對台灣能源、大型公共交通設施等戰略領域的投資，儘快形成大陸和台灣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的金融和投資關係。
上述《方案》中還特別提出，實現金融一體化過程中，為達到既定目標，可以採用各種靈活的方式；要特別注意對已在大陸投資的台商的運用。必要時可以" 借雞生蛋，借池養魚"，即與在大陸有重大經濟利益的台商達成秘密協議，由中共出錢，借台商之名，對台灣的銀行、保險等金融企業，以及能源、重要公共交通企業進行投資，從而突破台灣對上述領域中外來投資比例的限制，實際實現中共資金對這些台灣戰略經濟領域的控制權。
二○○八年六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克強也曾就兩岸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作過解釋性發言，他說："實現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也就實現了兩岸經濟上的統一。當然，為此我們要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比如，接納台灣的出口產品，會對我們的一些產業產生衝擊；為吸引台灣把大陸作為它進口戰略性自然資源的主要選擇，我們需要用比國際平均價格低一些的價格向台灣出售自然資源。再比如，為突破台灣設置的投資屏障，控股台灣的銀行、保險和其他戰略性的經濟體，我們不得不借諸一批台商作我們的代理，對這些台商我們當然要支付比較豐厚的報酬；要操控台灣的股市，使其基本按照我們的意願升降，也需要一定的資金付出。但是，所有這些經濟代價都是值得的，都會得到政治的回報。正像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在台灣問題上首先要算政治賬。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是我們當前的政治戰略的首要任務，這個任務關係到在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戰勝資本主義的重大問題… … 雖然我們不得不付出一些經濟代價，可只要實現了市場一體化和經濟一體化，我們就立刻在兩岸關係上取得了具有決定性的戰略主動權：台灣的出口市場由我們控制，台灣必須進口的戰略資源在我們手中，台灣的銀行、保險和戰略性經濟行業由我們控股，我們有能力操控台灣股市，甚至有能力決定台灣旅遊業的興衰。在控制台灣的經濟命脈之後，我們的政治意志，就決定了台灣的政治意志；台灣問題按照我們的政治意志解決，就是歷史的必然。有同志擔心，這樣付出的經濟代價會不會太大。事實上，主要用統一戰線這個法寶解決台灣問題，無論需要付出多大經濟代價，都比以武力為主必須付出的代價低得多。而且在經濟利益上對台灣較大幅度傾斜也是有時效的，二○一二年，完成政治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戰略之後，台灣就主要還是要靠自己來發展。"
從溫家寶到李克強所表達的政治意圖，是中共對台灣的經濟活動追求的真正目標，即中共經濟活動的價值歸宿不在於經濟，而在於政治。台灣如果把自己的經濟前途主要寄託於大陸，就等於把自己命運的韁繩交給中共掌握。當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根本上源於人類過度消費的生活哲學中產生的虛擬數字經濟；這是整個人類為自己的生活哲學的錯誤而不得不承受的艱難。連美國，這個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內的人群都必須承受，台灣又怎麼可能迴避艱難？事實上，也只有那些通過智慧的反思和自己不懈的努力，戰勝了艱難，戰勝了經濟危機的族群和國家，才會贏得屬於自己的未來。可是，目光短淺而又缺乏智慧的馬英九政府，正在向台灣人灌輸一種完全機會主義的思維，似乎只要傍上中共這個大款，台灣就可以僥倖躲過這次全人類都正在經受的經濟艱難。在這種思維指導下，馬英九為實現中共兩岸經濟一體化的設想而鞍前馬後，並竭盡所能，幫助中共把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這兩條經濟絞索套在台灣的命運之上。歷史將證明，當中共的政治鐵手拉緊這兩根經濟絞索時，被絞殺的將是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自由人的尊嚴。
二、台商，一個被強權綁架的族群——利益與良知之間
在大陸，"台商"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並很快開始風行一時的概念。當時，正值中共黨內兩個良知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主政，中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思想比較自由的時期。不僅經濟改革狂飆突進，政治改革也成為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學術機構中，知識分子討論的主題之一。在這種大背景下，隨着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台灣資本開始進入大陸，"台商"也逐漸成為具有時尚性的概念。
統戰部是中共負責對台事務的最重要部門之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長子胡德平任統戰部秘書長。有一次談到台灣時，他對筆者說："我們了解到，台灣都已經在考慮逐步放開民主了，我們黨內卻還有人要反『自由化『。這樣下去，我們在政治上要被台灣拋在後面了。"胡德平對台灣的這種良性的認知，代表了當時中共黨內良知派的普遍觀念。所以，儘管開放台商來大陸投資仍然有統戰的考慮，但當時統戰考慮中隱藏的政治陰謀的因素並不多。由於處在經濟改革的熱潮中，那個時期很多中共官員更傾向於把"台商"視為經濟因素。
八九年六.四血案之後，中共黨內的良知派被徹底清洗，中共走上全力強化極權專制的不歸之路。鄧小平等六.四血案的原凶，完全清楚他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只有極權專制才能保護他們免受政治的清算和法律的懲罰。所以，從確定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到隔代制指定同樣身負血案的胡錦濤為接班人，都是鄧小平為強化極權統治所作的政治安排。經濟的開放雖然還在持續，但政治改革已被禁錮，強化極權專制已成為中共首要的政治意志；解決台灣問題的目的，也由原來的解決中共與國民黨的歷史恩怨為主，轉為用中共的專制控制台灣的民主制度，從而一舉消除台灣民主的示範作用引發大陸民主化浪潮的危險——對此，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就是權威的證明。
鑑於以上原因，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中共越來越把台商作為統戰的政治因素，而不是經濟因素來看待。本世紀初，胡錦濤執政之後，他以鄧小平的遺囑為尚方寶劍，將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確定為中共的戰略重點。從此之後，"台商"，這個本應該屬於經濟範疇的概念，在中共的視野中已經完全政治化；通過對台商的運用，實現統戰的政治戰略，現在成為中共官員對台商價值的基本定位。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專門確定了利用台商進行統戰的五個主要方面：其一，充分利用台商在台灣社會各階層中輻射的影響，加強大陸對台灣人民的親和力。其二，在大陸資本不便公開進入的領域，比如傳媒、教育等，以及在不准大陸資本控股的經濟領域，用台商作代理人，進行收買和投資，以實現文化和經濟等領域的統戰工作目標。其三，二○一二年三月之前，要加強對台灣的招商引資工作，要達到台商人數比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的目標，以便擴大台商在二○一二年台灣大選中的影響力。其四，作好過去或者現在，公開或者秘密給民進黨提供政治獻金的台商的統戰工作，利用他們影響，分化民進黨，並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進黨的政治行為。其五，加大力度，在台商中進行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思想、理論和組織的準備工作，為中共將來利用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名義控制台灣社會，打下堅實的政治組織的基礎。
台商投資大陸本是為了利潤，是一種正常的經濟行為，然而中共政權卻要把政治的命運強加到台商身上。台商如果服從中共政治意圖，作中共的統戰工具，便可以獲得利潤，否則便要面對中共運用國家權力給不服從者造成的經濟困境，甚至絕境——中共享強權綁架了台商，而經濟利益成為迫使台商就範的"人質"。"台商"由經濟概念變成政治概念，是違背人類社會正常邏輯的荒謬現象，但卻又有其必然性。
中共專制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現代經典，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表現；中共的經濟改革所造就的，是權力貴族市場經濟體制。所以，無論中共的政治體制還是經濟體制，專制權力都具有至上的權威，都是最終的裁判者。中國存在兩套法律，一套是公開宣佈的，一套是實際作用於社會的：公開宣佈的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欺騙世界和中國人，為中共製造"依法治國"的假象；實際起作用的法律則在中共各級政法委的控制下，成為實現中共政治意志的法律工具。
極權政治之下，只有人治沒有法治；政治權力是法律的主人，法律是政治權力的婢女——這本是政治法律常識。但由於中共令人眼花繚亂的欺騙宣傳，人們常常忘卻了這個常識。以極權政治的背景來審視，台商被中共強權所綁架就是合乎邏輯的結果。不過，中共之所以對迫使台商作它的統戰工具懷有如此充滿傲慢的自信，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西方各國和日本在中國的投資者，以及投資中國的跨國公司或者國際財團，也都被中共列入統戰的政治視野之中，但中共對這些投資者卻不敢進行肆無忌憚的政治綁架，而只能迂迴曲折地作一些政治小動作。因為，這些投資者不僅有很大的國際影響力，而且每個投資者後面都有其所屬國的主權和法律為其提供保護，中共不能對這些投資者為所欲為，而必須遵守通行的國際經濟法規則。台商則不同。一方面絕大部分台商資本規模較小，不具備跨國公司或者國際財團那樣巨大的國際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台商沒有國家主權為其提供法律保護——中共徹底否定中華民國的主權。可見，台商實際是在沒有任何主權保護和法律依託的情況下進入大陸投資的。大陸的法律的終極目標不在於保護台商的利益，而在於體現中共的政治意志。由此一來，台商的命運便只能完全由中共的政治意志左右；台商的投資利益更是完全由中共腐敗的官權予取予奪。
中共極權之下，利益和良知是對立的。大部分台商自投資大陸之日起，內心就處於利益和良知的衝突中。由於腐敗權力是中國社會和經濟運轉的軸心，所以，僅憑誠實的工作並不能得到利益，獲得利益的前提是必須通過行賄這種法治國家視為的犯罪方式，與腐敗的官權結成骯髒的同盟。行賄的方式花樣百端，從金錢到美色無所不至。在中共的腐敗官員眼裏，台商毫無尊嚴可言，只是他們的活的"錢包"而已。同時，大陸投資的高額利潤，主要是來自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台商只有首先殺死自己心中的人性，才能心安理得地賺取這種非人道的利潤。
台商想在大陸獲得經濟利益，首先必須蒙蔽自己的良知。不過，那還不是最壞的情況。現在，中共要以經濟利益為"人質"，要求台商群體，成為其統戰台灣的政治工具。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台商為經濟利益而泯滅天良，背叛其故鄉台灣的根本的政治利益——想要經濟利益嗎？那就把台灣的政治自由出賣給中共極權專制！對此，胡錦濤曾一語道破天機。他在一份中共國稅局和工商總局關於台商政策的報告上批示："我們當然不能允許有人一面在大陸大發其財，一面又支持台獨，甚至把在大陸掙到的錢拿去支持台獨。允許這種情況存在，就意味着犯罪。"——胡錦濤的這句話表述出中共暴政的一個自認為理所當然的政治邏輯：經濟利益的得失，要由政治立場決定；經濟利益要以限制政治和思想的自由為代價來換取。
關係到台灣的自由，"台商"在利益與良知之間會作出怎樣的抉擇？歷史正在等待答案。然而，中共暴政對此問題卻已經表現出充分的自信。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曾說："對於台商我是有信心的；相信他們絕大多數人會服從我們的政治安排。當然，各部門還要從各自的角度去做細緻入微的思想工作，也要對相關政策作出必要的調整。對台商同胞要動之以情，明之以理，曉之以利，示之以民族大義。… … 許多台商在大陸生活多年，習慣了大陸的風土人情，社會制度，不僅經濟事業在大陸，感情上對大陸也產生了歸屬感，有不少人還在大陸娶妻生子，真正安家落戶了。經濟地位和社會存在狀況決定了，他們一定會支持我黨統一台灣的事業。"
台商整體上是否會像胡錦濤相信的那樣，背叛台灣的自由，出賣良知，換取個人利益，淪落為中共統戰的政治工具，這還需要等待未來的歷史作出最後的回答。不過，即便胡錦濤相信的，變成了事實，責任也不能完全由台商來承擔；應當受到指責的，首先是台灣的政客群體。
人性中本就有對物慾的追求。能夠抗拒經濟利益誘惑的，唯有精神信念。可是，台灣的政客們正從不同的角度摧殘屬於台灣的精神信念。馬英九摧毀台灣人的自信，把中共描繪為台灣的唯一出路；陳水扁則以其貪瀆之行傷害了台灣的政治價值，並繼續用小政客的表演加深這種傷害。在上述情況下，台商很難找到可以作為其心靈依託的屬於台灣的精神信念——商人的社會職能不在於創造精神價值，而在於創造物質能量；創造精神價值是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天職。精神信念一旦喪失，趨向經濟利益就成為人性的必然選擇。所以，隨經濟利益的誘惑而作中共希望看到的政治之舞，很可能將是"台商"在下一個歷史劇幕中的表演。改變這種狀況的唯一希望在於，艱難時世之中，能有大政治家和智者群體橫空出世，重建台灣自由的精神信念和政治自信，包括"台商"在內的台灣人民才可能因此而找回對正義、良知、真理的信心，才可能抗拒來自強權的經濟誘惑，堅守台灣自由的原則。
三、實施經濟統戰的權謀——陽光後面的黑暗
專制權力是中共官僚集團的生命線。中共官僚集團的特權、財富、榮耀、地位全部源於專制權力；也只有憑藉專制權力的保護，中共才得以規避諸如海珊、米洛塞維奇、紅色高棉等反人類罪的罪犯的命運，即因其罪惡受到法律審判。專制權力構成中共官僚集團生活內容的中心，而專制本身屬於政治的範疇，中共本質上是政治的動物。
不過，這個政治的動物卻又崇拜物慾的力量。中共的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國家哲學是源自西方文化的辯證唯物主義。所有唯物主義的基點都在於，把世界的本源和人的本質歸結為物——在唯物主義的內心深處，人活着就是一塊隨物慾的誘惑醉生夢死的物質，死去就變成一塊腐爛發臭並歸於塵土的物質。基於對人的本質的這種陰鬱的觀念，中共相信，物性力量是左右人的精神和政治取向的根本性力量。所以，中共又把經濟的手段作為實現其政治意志的最重要的方式。中共讓經濟變成充斥着政治權謀的領域。
中共對台灣的政治圖謀十分明確，即把專制的鐵鏈套在自由台灣的頸項之上。而中共的全部對台經濟活動都圍繞其圖謀的主軸轉動。由於對物性力量的崇拜，中共對經濟手段的運用遠遠超出經濟統戰的範疇，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廣泛的領域，都可以感覺到政治權謀操縱的經濟之手在起作用。中共經濟統戰的直接目標就是：通過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掌控台灣的經濟命脈，從而在以專制政治的名義統一台灣之前，先行實現經濟的統一。除此之外，在其他統戰領域中，經濟的權謀運用，也成為重要的運作支點。這種情況具體表現為下述各個方面。
首先，在對國民黨上層的政治統戰中，經濟手段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二○○二年，中共中央書記處轉發到省軍級的一份統戰部的秘密文件中明確規定，對於國民黨上層和其他有重要政治社會影響的人士，無論是直接以其本人的名義，還是通過其親友的名義在大陸的投資，都要給予保護，要確保其投資的經濟效益。文件中寫道："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在相當程度上關係到我們黨對國民黨上層人士統戰工作的成敗。各有關單位和部門務必要認真對待，堅決執行。"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統戰部的一次對台工作會議上，就此講過一個很粗俗的話："我們先讓國民黨上層把經濟利益的屁股坐到大陸上來，他們的政治屁股坐過來的哪一天還會遠嗎？"
其次，在對台商的政治統戰中，中共也把經濟手段作為最重要的權謀來運用。台灣的投資者雖然都統稱"台商"，但地位卻完全不同。有的"台商"如國民黨上層和所謂有重要政治社會影響的人士，是作為中共的政治統戰的目標性人物被"邀請"到大陸投資的，享受和中共權貴家族資本相差無幾的"特殊禮遇"。而大多數台商最初則是懷着發財之夢，進入大陸的。進去之後才發現，他們的投資實際沒有任何法律保障——中華民國的法律中共不承認，同時中共也不承認台商有國際法的地位；中共的法律首先保護的是中共官權的意志與利益。在此處境之下，台商往往成為中共官員利用腐敗的權力任意宰割的羔羊。所以，很多台商開始都有一部投資虧損，甚至瀕臨破產的血淚史。經過多年磨難，台商終於學會通過權錢交易，與腐敗官權結成同盟，來換取骯髒金錢的生存方式。恰在此時，中共又開始運用具有政治權謀的經濟方式，利誘逼迫台商成為中共的"第五縱隊"，為其用專制統一台灣效命。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說得很清楚明白："對於支持擁護我們黨對台方針政策的台商，要滿足他們合理的經濟要求，要讓他們感到大陸是投資者的天堂；對於暗中反對我們黨對台方針政策的台商，要加強監管，進行經濟制裁，必要時可以讓他們傾家蕩產，血本無歸。"
再次，經濟權謀在控制民進黨"金主"和瓦解民進黨社會基礎方面，也得到充分運用。如前曾述，中共視"新潮流"為民進黨內最具組織能量的派系，因而將其列為統戰的重點目標之一。而統戰的具體方式，就是把"新潮流"的金主誘入大陸投資。以胡錦濤為組長，令計劃具體負責的中共內部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就如何對待"新潮流"的金主，作出過邏輯清晰的政策規劃，即"第一步，示以優厚投資條件，促其決心投資；第二步，使其得到超額經營利潤，進而促其擴大投資；第三步，要求其終止對民進黨的經濟資助；第四步，根據其政治態度，決定今後如何對待其在大陸的經濟利益。"該規劃中還提出，"促使其擴大投資，是我們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一步；其在大陸投資的規模越大，將來轉變立場，採取有利於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態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根據《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在瓦解民進黨的社會基礎問題上，經濟手段也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共的電視台拍攝關於台南水果的電視片，聲稱要把台南水果介紹到中國；大陸廣西大批量訂購台南水果等充滿善意的經濟行為的表像之下，都隱藏着冰冷的政治權謀——要讓台南，這個構成民進黨最主要社會基礎的地區，在經濟上依賴於大陸市場；要讓台南民眾的經濟收入，由大陸的市場來決定，以促使台南地區民眾的政治立場逐步轉變。就這個問題，胡錦濤專門作出指示："對台灣的統戰工作，特別是對台南的統戰工作，首先要算政治帳，然後再算經濟帳。主要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無論怎樣都比主要使用軍事方式的經濟代價小。如果付出一些經濟代價，能夠瓦解民進黨的社會基礎，讓台南人民通過切實的經濟利益感覺到，大陸是他們切身利益之所系，對於我們無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划算的。"
另外，經濟權謀的運用也成為文化統戰的重要支柱。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一章中專門介紹。
在此有必要特別指出，儘管中共決定主要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從沒片刻放鬆所謂"軍事鬥爭"的準備。以經濟活動的名義掩藏軍事準備的活動，乃是中共運用經濟權謀的不可忽視的 部分。而中共享豪華的宣傳活動推出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概念，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
中共公開宣傳的設置"海西區"的目的，全屬於經濟範疇，表面上似乎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兩岸的經濟交流，方便台商投資，有利於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但設置"海西區"實際卻是由軍方提出決策方案的軍事準備的重要組成部分。
"海峽西岸經濟區"的主體是福建，同時包括江西的縱深地區和浙江、廣東的毗鄰地區。這個所謂經濟區正是中共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的進攻出發地。中共公開宣稱的"海西區"經濟基礎建設的重點是海西大通道和廈門與梅州兩個深水港經濟能量的開發。"海西大通道"是指兩條由江西腹地分別通向廈門和莆田的運輸大通道的建設。這兩條通道的建成，能讓隱蔽於江西山地藏兵洞深處的中共軍隊以及作戰設備，在九個小時內高速抵達福建的兩個港口，而此前已經建成的五條橫向高速鐵路，則滿足了中共軍隊沿福建海岸高速展開的運輸條件。同時，江西山地中共軍隊的戰略藏兵洞，又有隧道和軍事專用鐵路，與大陸縱深其他軍事基地相連。所以，海西大通道的建設使中共對台作戰的前線與後方，聯結成一個高效、高速的軍事交通系統。
中共軍方早就選定廈門港和梅州港作為對台兩棲登陸作戰的進攻出發地。為彌補運輸艦和登陸艦的不足，中共軍方在二○○○年擬定了利用民用船舶運送登陸部隊的計劃，並對民用船舶改為軍事用途時必須解決的技術問題，作出具有實戰可行性的安排。而海西大通道的建成，可以使大批登陸部隊，不到十個小時之內，便能從江西山地的藏兵洞中趕到廈門港和梅州港，直接搭乘事先雲集在港口內的民用船舶，發起渡海作戰，從而達到戰役，甚至戰略的突然性。對於中共在經濟表像之下隱藏的軍事圖謀，馬英九總統看來是懵然不知，依然向中共低吟"不武"的小調，麻痹台灣人的警覺性。他真的是不知大難之將至，還是另有深意？
維護馬英九兩岸政策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威信，確保二○一二年春天的大選馬英九連任——這是中共要充分發揮經濟權謀作用的最重要的政治戰略領域。在中共的政治視野中，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基本符合按中共確定的時間表，以統一之名，用極權政治對台灣實施政治控制的戰略構想。所以，維護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在台灣人心中的威信，同維護中共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一致。
中共不僅這樣想，而且早已開始這樣作。比如，如前所述，為證明馬英九的"三通"和開放陸客來台的政策的正確性，中共不惜運用類似黑社會要保護費式的手段，強令一些企業出資組織員工赴台旅遊；再比如，為證明馬英九把中共描繪為台灣的經濟救星的正確性，中共即使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也要保持台灣股市不致大幅下跌，甚至有所上揚。
中共要通過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在政治統一之前率先實現兩岸經濟統一。但中共的最終目的在於專制政治下的統一。中共與馬英九"先經濟，後政治"的邏輯正可謂心有靈犀，不點亦通。而馬英九的連任對於中共完成其二○一二年政治統一的構想則至關重要。所以，運用包括經濟權謀在內的各種手段，確保二○一二年春馬英九當選，乃是中共關注的重點。中共也已下令要求各相關機構就此未雨綢繆，早作預案。雖然距二○一二年春尚有三年，可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卻為爭得頭功，在二○○九年三月就向中共中央呈遞了名為《關於確保國民黨二○一二年勝選的工作方案的建議》。其中有關經濟權謀的運用，張銘清提出四項建議：其一，在下一個台灣大選年度，大陸遊客數量應當翻一倍，達到一百萬。大陸遊客增加，不僅可以在選舉年給台灣帶去經濟景氣，還會產生拉近台灣人對大陸的感情的廣泛的社會效應，有利於馬英九當選。其二，至遲在台灣二○一二大選前三個月起，保持台灣股市的"景氣"。這是股票換選票的策略。其三，要用不言而喻而又明確無誤的策略方式，讓二百萬台商人人都明白，他們的選票投向將決定他們大陸投資的利潤走向。其四，在下一個台灣大選年用高於一般市場價的價格全部購買台南的可供出口的水果等農產品，以瓦解民進黨的民意基礎。從辯證的角度理解，瓦解民進黨的民意基礎同保證國民黨當選是成正比的。
中共和國民黨政府共同在用經濟之筆，描繪兩岸關係陽光燦爛的圖案。但這個圖案本質上是虛假的。因為，經濟的運作只是權謀，中共的政治目的才是實質。政治目的一旦實現，作為權謀的經濟運作，必將由於失去必要性而終止。那麼，隨這種權謀性經濟運作產生的經濟利益，也只能煙消雲散——為政治利益而給予的經濟利益，必定隨政治利益的實現而消失。只不過政治利益屬於中共暴政；台灣人最終從中共那裏能夠得到的，只有政治的枷鎖和經濟的失望。
四、簡要結論
人世往往是荒謬的；在兩岸關係的範疇內正出現一個荒謬至極的現象。
一方面，先有中共黨酋江澤民嚴厲要求其黨員必須把"講政治"放在首位，作為一切工作的思想出發點，後有胡錦濤批示要學習政治上一貫正確的北韓，並要求在對台統戰的活動中"首先要算政治帳"——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都擔心中共官員忘記，維護專制政治是其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活動的基點，因為，失去專制政治，中共官僚集團就失去一切，並將因其反人類罪、大規模貪污和攫取社會財富罪而受到審判。
另一方面，先有陳菊為其與中共之間的"破冰之旅"辯護道："生活不只是政治。"接着呂秀蓮奮勇跟進，聲稱不要再把中共看成六.四黨。躍躍欲試之情溢於言表。從陳菊到呂秀蓮似乎都致力於通過弱化中共政治性的言說，來替真實而冷酷地存在的中共對台政治戰略陰謀遮羞。如果是連戰如此作為，那就毫無令人驚詫之處，中共政治走狗的天性之一，就是為中共對台的政治陰謀遮羞擋丑。然而，從陳菊到呂秀蓮都是民進黨的"女天王"式的人物。她們也如此作為，難道在向中共投懷送抱的問題上，她們已決意不讓國民黨和連戰專美於前，而要後來居上嗎？
呂秀蓮所說中共已不是六. 四黨的斷言，更是對中共的實質一無所知的昏話。經濟遺產的繼承，既包括財富，也包括債務。政治也是如此。中共當今領導人在繼承中共的政治權力的同時，也必須繼承中共的反人類罪的罪責。實施六.四大屠殺不僅是鄧小平、李鵬的個人意志，而是代表了整個中共權貴階層的意志與利益，代表了中共極權政治的意志與利益。六.四血案已成為對中共的政治惡咒，只要中共暴政還沒有因其反人類罪受到審判和懲罰，這個惡咒就永遠不會解除。為了規避由於六.四血案被審判、被懲罰的命運，中共只有不斷強化極權統治一途。從這個意義上講，從八九年起直至中共崩潰，中共都將是"六.四黨"，即在"六.四黨"惡咒的陰影下，竭盡全力逆歷史潮流而動，千方百計加強極權專制。但那只是逆天而行的徒然之舉。逆天者必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