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圖片來源：新京報)
汪峰的好友們都說他是一個「控制狂」，這表現在喜歡控制別人和自制力超強兩個方面。
那英說，和汪峰一起錄音時，「就連大家吃什麼樣式的盒飯，他也得管」。這次拍攝採訪過程驗證老那所言不虛。助理在旁邊用蘋果筆記本做報表，汪峰逮着機會就要強行「指導」一番：「你這個手勢不對啊，早跟你說了，應該用兩個手指這麼劃觸屏……」用一種兼具絮叨、可愛、且「你不聽也得聽」的方式。拍攝時，他又跟在場的所有人「強行」推薦一部叫做《未知死亡》的印度電影。他不停地強調：「這片太牛了！你們回家一定得看！」然後把該片怎麼找、各種看點等攻略型意見「強行」告訴大家，生怕有誰錯過了他的絲毫感受。
新專輯歌曲《存在》
控制別人或許只是欲望的一種外在體現，同時還能對自己的生活有完全的控制力，這並不簡單。收錄多達26首新歌的創作專輯《生無所求》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汪峰強大自制力的證明。兩年來，他參加的商演和各種活動不少，演唱會方面則是一年兩輪巡演的頻率，在這種情況下，保持着旺盛創作力對多數人來說很難，但汪峰說，這是職業音樂人應有的常態。
汪峰不認為這種創作力來自過剩的靈感或所謂的勤奮精神，他把原因歸結為自己比別人認真、嚴格而且有使命感，「我覺得大部分其他人，連基本水平都沒到。」他拿微博來舉例：「很多人看微博的情緒是被負面因素帶着走，但作為藝術家，我不能用說話的方式老發牢騷，必須抽絲剝繭，把態度都寫進歌里。」
這種「不客氣」的態度是汪峰的標杆之一，他面對娛樂事件里自己被描繪的種種樣貌時，也是如此。今年這類事件尤其多，諸如由旭日陽剛上春晚表演《春天裏》而起的「禁唱」風波、因為被工作人員禁帶結他上飛機而引發的「怒砸機場」事件，以及女兒的「親子鑑定」事件，汪峰的回應向來有一說一，不仗勢，也從不服軟。
在這些事件之外，今年也無疑是汪峰走出「鮑家街43號」以來，事業發展勢頭最好的一年。發了這張新專輯以後，他得緊鑼密鼓地籌備本月10日在萬事達中心舉辦的演唱會——這是他年內的第二次演唱會。從《飛得更高》一度被定義成勵志歌手，到借着《春天裏》接上了與底層務工人員的地氣，再到如今的《存在》直面現實、拷問靈魂，汪峰的作品走向越來越內指，也試圖從更精妙的角度反映這個時代的方方面面。
創作難不難
微博上已經提供了所有
新京報：新專輯收錄歌曲有26首之多，你這麼忙，都是怎麼擠時間寫歌的？
汪峰：其實真想寫的話，怎麼都能寫。這些就是在去演出路上、酒店裏、家裏寫的。很多人都說太忙了寫不出歌來，但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話，只能說這個人不適合做音樂。
新京報：專輯的一些歌里有很多底層心態的反映，而且很尖銳，但你身居「明星」之位，常年在光鮮舞台上，你是如何捕捉到這些的？
汪峰：我不是刻意保持什麼視角，也不是放低身段，我和大家一樣都是切實感受着生活的。要說真話——做搖滾音樂，這是最最重要的。
新京報：那在方法上呢？畢竟一個群體的人很難了解另一個群體的生活。
汪峰：至少微博上已經提供了所有。你不去注意的話，沒法把它整合，或者會被一些負面情緒影響。我認為只有我這樣的角色才能說這些話，如果是普通人說的，就沒人搭理，說了也像是在發牢騷，但我這樣的公眾人物說，尤其是放在作品裏，就會相對有力度些。其實我不喜歡只是說，如果我每天在微博上或者在採訪里說那些看似憤怒的話，我覺得特傻。
新京報：你最近最有印象的一則社會新聞是什麼？
汪峰：對我來講沒有哪一個是最特別的。西方人覺得匪夷所思的東西，我認為在中國都是正常的，因為所有重要的事情加在一起，都不覺得有那麼重要了。這本身就能讓你有一個態度去寫這些現象。
產業行不行？
說到底是自己能力問題
新京報：有人說你的作品能填補市場空白，因為現在搖滾界永遠是英倫、朋克，流行界永遠在唱失戀，少有直面現實的作品。你怎麼看？
汪峰：首先我覺得中國的音樂市場從來都不萎靡，包括搖滾樂這方面。萎靡的是每個人心底對社會劇變產生的恐慌和拒絕，這才是深刻的原因。比如很多音樂人老在說網絡歌手、晚會歌手才賺錢，那我想問問，你怎麼就知道人家賺錢呢？你怎麼就知道他們沒自己貼錢呢？你怎麼就覺得老百姓有這麼低的欣賞水平呢？
我就是很樸素的想法：大多數人喜歡有血有肉的作品。所以音樂人就要去寫啊。等他們寫不出來時才會發現實際上是自己的能力問題，客觀原因真沒那麼多。
還有人說審查問題，這次我新專輯裏某一首歌的歌詞能通過，至少我可以肯定比以前的自由度要大了。所以買不起樂器不是問題，擔心寫了一首歌別人把你抓起來，也不是問題。
新京報：所以你認為最關鍵是心態問題？
汪峰：對。人都是想得多、做得少。很多人覺得這世界變得快，可能等我努力完了，這世界早就變了，我就又被淘汰了。但他沒想到，他連進入某個門檻的資格都還沒有，所以永遠不可能被淘汰，最後就是混着——混着的生活水平線是很低的。至於這個行業里的弊端，肯定是有，但任何一個國家在走向真正高度發達的中間時都是這樣的。
四十惑不惑？
財富當然是越多越好
新京報：你今年已40歲了，有沒有「不惑」的感受？
汪峰：我的問題越來越多。我覺得我懂的東西很少，更需要去學習。「不惑」的境界也不是我想追求的。如果有一天我有這種狀態了，那我就是要退步了，因為我有可能會進入到一個保守和自我保護的階段。
新京報：創作者常面臨「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對此你是什麼觀點？
汪峰：我的目標永遠都是「入世」的。我發現中國式的所謂「文化精英」，比如古代的李白、陶淵明，他們最終的目標就是做山里人，古琴、傳世的詩都在外面飄着，他們不需要身體力行地對社會影響，只求內心的清高和安寧。我不覺得這是我的目標。
新京報：你被物質問題困擾過嗎？
汪峰：年輕時一定是有過的，沒有錢的時候。但現在錢也不是多得花不完，我也想有飛機，可我真買不了。我可以很坦率地講，財富越多越好，這就是我想的，因為我知道怎麼用，我可以控制它，而不是被它控制。到了一定程度，錢對於某些人來說只是個數字而已，比如對於比爾·蓋茨來說，Windows出了問題，他的恐慌一定不比一個身無分文的人少。
新京報：現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嗎？
汪峰：是的。我過的生活如果不是我想要的，以我的性格，我絕不會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