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來講，當時的中國基本上沒有真正弄懂了「保護個體權利」、「三權分立」這些基本憲政概念的知識份子，所以傳播這些概念就沒有可能，更妄談建立憲政體制。但即使是這樣，沒有一些直接幫助了共產黨發展壯大的具體因素，中國也不會走到今天這麼慘。從外部原因看，起碼有五種人幫了共產黨。
第一個是孫中山。當年他的「聯俄、容共、輔助工農」三大政策，跟共產黨在一個思維框架內，等於幫助了中共發展。在中共成立第三個年頭，孫還改組了國民黨，允許大批共產黨人加入，更給了中共壯大的機會。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韋慕庭（C．Martin Wilbur）在《孫中山傳》中說：「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國獲得發展的機會，進而征服中國，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是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中共所以一直歌頌孫中山，就因為孫是「中國赤化的始作俑者」。
第二個是日本人。即使有和共產黨理念相通之處的孫中山，如果沒有日本侵略中國這場戰爭，共產黨也很難在中國壯大。西安事變時，中共只剩兩萬紅軍，但到抗戰勝利時，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增六十倍）。因共產黨在抗戰期間實行「三分抗戰、七分發展」的政策。
華裔歷史學者余英時對這段歷史曾評論說：「中國走到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關鍵。」「這是中國的悲劇，所以我始終不原諒日本軍國主義者。」而毛澤東的看法卻相反，他曾在不止一次接見日本人時說，感謝皇軍。就是因為他非常清楚，沒有當年日本侵華，就沒有共產黨坐大的機會。
第三個是張學良。日本人的侵略給國民黨剿共增加了巨大的難度，但卻不等於國民黨註定失敗。共產主義理論雖然煽動起一定的民心，但它畢竟是外來思潮，而且「劫富濟貧」的理論在中國傳統思維中也沒有基礎。以當年那種落後的傳播管道，加上國民黨文化人佔據主要宣傳陣地的情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蔓延並不容易，更絕沒有必勝的理由。
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潰逃到陝北時，兵員占不到來圍剿的國民黨軍隊的十五分之一，處於空前險境。但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不僅使紅軍絕地逢生，還被正式列入國民政府軍編制（八路軍和新四軍）而獲得軍餉，從此發展壯大。
胡適曾對此感嘆：「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日本歷史學家松本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中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新生、發展而取得天下。」所以「中共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第四個是蘇聯人。在中共「坐大」過程中，斯大林的支持相當關鍵。毛澤東們一直得到蘇聯的武器和金錢的援助。而且在抗戰勝利之際，蘇聯更給了中共軍隊一個非常關鍵的支持，那就是蘇軍打入東北、擊敗日本關東軍之後，有意把東北給了毛的勢力。隨後的國共內戰，國民黨軍事失敗的轉捩點就是東北戰場。東北有鐵路等重工業，有大豆高粱等農業，林彪指揮的四野，是中共四支野戰部隊中規模最大的（數百萬），從東北一路打向海南，進而佔領了整個中國大陸。所以俄國人在東北的一臂之力，最終把中國推成了蘇聯的共產兄弟。
第五個是美國人。抗戰勝利時，雖然中共已有百萬軍隊，但國民黨軍隊是中共的四倍。但是美國卻派來馬歇爾將軍「調停」，要求國共合作，期待國共建立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那樣的兩黨輪流執政體制。美國人這種對共產邪惡的無知和一廂情願，等於姑息養奸，給了共產黨軍隊發展的機會。中共「東北民主聯軍」利用「調停」，迅速發展成有百萬人的「東北野戰軍」；從東北開始，中共通過遼瀋、淮海、平津等幾大戰役，擊敗了國民黨。
今天，人們回顧中共發展、坐大的過程，更可清楚看到，這裏並沒有什麼中共成功的必然性，而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那麼在上述這五種人導致中共發展壯大的過程中，蔣介石負有什麼責任嗎？
蔣介石1927年清共，糾正了孫中山聯俄容共的錯誤。蔣介石宋美齡家居照片。（互聯網）
清黨、抗日展示蔣的膽識
第一，在孫中山幫助共產黨上，蔣沒有責任。反而在孫中山去世兩年後，蔣介石就毅然發動了被共產黨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清黨行動，把共產黨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等於是「糾正」當年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錯誤。如果沒有「四一二」，隨着更多共產黨人進入國民黨，就可能從內部把國民黨掏空，加速中國的赤化。所以蔣介石「四一二」是對「赤色革命」的一次剎車，重創了共產勢力。
如果孫中山仍健在，蔣介石能發動「四一二」清黨嗎？從孫、蔣兩人對共產黨的不同態度來看，孫如果不是早逝，很可能會就此跟蔣「分歧」，甚至「鬧翻」。但最後的結果會是蔣在黨內得到多數支持，這從國民黨人幾乎一面倒支持四一二清黨就可看出。而孫中山如果不能放棄他的容共立場，那就可能像他的夫人宋慶齡那樣，去選擇共產黨。從孫的左傾（跟共產黨相當吻合）來看，這種可能是存在的。
第二，在日本侵華問題上，蔣介石不僅沒有責任，反而表現出抵禦外敵的領袖膽識。這也是西安事變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知識界領袖胡適等都力挺蔣介石的原因之一，他們同聲強調，蔣是中國的領袖。
面對日本侵華步步緊逼，蔣當時智慧地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盡最大力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張學良被解除軟禁，第一次被允許從台灣來美國的一九九一年，我曾在紐約跟劉賓雁等一些東北同鄉去見他並通過聊天提了一些問題。當談到當年丟掉東三省，到底有沒有坊間傳說的蔣介石下了「不抵抗」手諭時，張學良明確地說「根本沒有」，是他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但這跟蔣的忍讓、避免全面對日開戰的總體戰略並不矛盾。當時胡適、傅斯年等知識份子都支持這種戰略，胡適直言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也是想儘量拖延戰事全面爆發，以使中國多做準備。但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華，胡適則堅決主張全民血戰，直到最後一寸土、最後一個人。而蔣更是堅定領導全國抗戰，絕不屈服！在這個問題上，蔣和胡，代表中國當時朝野的智慧和膽識！
西安事變的對策：最蠢的開端
第三，在西安事變上，蔣介石則有明顯的責任：第一錯誤，連宋美齡事後都批評丈夫「不知安撫，刺激生變」，缺乏對兵變的警惕。第二個錯誤就更嚴重了，蔣既然認為張學良「誤了我的（反共剿匪）大事」，但回到南京後竟愚蠢地遵守在槍口下同意改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承諾（沒有文字），承認紅軍為國民政府部隊，授予番號，頒發軍餉。在他明知共產黨是「匪」，並是西安事變背後黑手的情況下，再按被匪槍口威逼之下的承諾去做，這是最後把整個中國都丟了的最蠢的開端。
第四，在對蘇聯斯大林等問題上，蔣介石只是有間接的責任。這主要體現在抗戰勝利之際，蔣啟用兒子蔣經國做對蘇聯政策顧問（負責東北外交）。由於小蔣仍對蘇共和斯大林有幻想，結果加快了國民黨在東北的軍事失敗。據前美國駐台官員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蔣經國傳》，連老蔣本人都承認，蔣經國對斯大林有幻想的東北政策是「最嚴重的錯誤」。陶涵還說：「蔣經國因東北交涉失敗，備受抨擊，政治地位下降，」對小蔣的仕途蒙上陰影。
第五，在國共內戰問題上，蔣介石則沒什麼責任。他當時已清楚認知到共產黨要的不是和平，而是全中國。但是由於國民政府需要美國的援助，所以無法拒絕馬歇爾等「中國不通」們的所謂調停。結果喪失了在第一時間以戰略優勢打敗共軍的戰機。而後來中共佔優勢時，美國又拒絕提供必要的軍援。
美國不明白：誰丟掉了中國？
後來美國曾檢討「誰丟掉了中國？」其實是美國內部對共產主義是怎麼回事根本不清楚的左翼勢力，實質上幫助了中共。當時姑息共產黨的氣氛充斥美國朝野，連陪同羅斯福總統到雅爾達簽公報的美國國務院東亞主管，以及當時相當主導美國輿論的《時代周刊》國際版主編等，都是共產黨員，前者還是蘇聯的間諜。所以蔣介石退到台灣後，至死都沒來美國訪問，可見他對美國的失望，甚至憤怒！
從孫中山當初的「聯俄容共」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到西安事變後第二次國共合作，兩次「合作」都以失敗告終。今天，辛亥革命百年之際，國共又強調合作，兩岸同頌孫中山。結果會怎麼樣？看看上述歷史就清楚了──
前兩次合作，國民黨在佔優勢時，都成了輸家，根本原因是對共產黨的邪惡缺乏清楚認識。今天的國民黨毫無當年的優勢，再跟中共「合作」，更是與虎（胡）謀皮，凶多吉少。好在台灣有在野黨的監督，更有民選制度的制約，否則國共第三次合作，便可能引狼入室，導致共產黨在台灣也「坐大」。辛亥革命百年，海峽兩岸同慶，不帶來任何希望，反而是更深一層的悲哀。
2011年10月17日於美國
——原載《開放》2011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