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每次的調整幅度為零點五個百分點。尤其是在十一月的下半月，連續調整準備金率兩次。調整後的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為百分之十八，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從理論上講，作為貨幣政策的工具之一，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意味着強迫金融機構減少其貸款的數量，從而達到減少市場貨幣流通的目的。顯然，中共政府頻繁採用這一政策是為了減緩貨幣流通，從而應對日益增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世界各國在利用貨幣政策來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時候，除了調整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之外，其他的常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調控基礎貨幣數量、變動基準利率、中央銀行再貸款或者再貼現等等。相比之下，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調控基礎貨幣數量以及通過央行再貸款這兩招用得最為頻繁；調整利率則對市場的影響最為廣泛而明顯。而調整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是相對使用較少的一種工具，在許多發達國家，存款準備金率事實上很低甚至為零。為什麼中共政府在運用貨幣政策時迴避利率工具而偏愛準備金率呢？
今年以來，中國的消費者價格指數節節攀升，即使是根據普通民眾根本就不相信的官方數據，十月份的消費者價格指數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漲了百分之四點四，與九月相比上漲了百分之零點七（換算為年上漲率相當與百分之八點七以上）。與此同時，中國普通民眾的人民幣儲蓄存款利率已經連續十一個月低於通貨膨脹率，雖然中央銀行在十月二十日上調了存款利率，但是仍然大大低於現行通貨膨脹率。例如，調整後的一年期存款利率為百分之二點五，低於當月的通脹率近兩個百分點。
人民幣存款利率為負值充分顯示了中共政府有比較大的通過提高利率來控制通貨膨脹的空間。但是中共政府卻非常不情願採用調整利率這一國際通行而又顯著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今年以來僅在十月份將利率提高了零點二五各百分點。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其實這背後的道理並不複雜：同樣服務於控制通貨通貨膨脹的目的，提高利率將更多地通過市場來發揮作用，而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給了政府更大的控制空間。
例如，利率提高後，勢必增加企業佔用資金的成本。如此一來，那些效益較底的企業就有可能無法負擔升高了的成本遭遇困境。只要利率調整到了合理的符合市場供求的水平，政府想要繼續支持其所偏愛的企業，只有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無法在銀行的貸款行為中干預過多。而補貼虧損企業則將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長此以往，政府吃不消，公眾也不答應。但是，保持低利率不變，僅僅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政府就能夠對這些效益不高的「嫡系」企業進行保護。因為它可以通過政府控制的銀行優先向這些企業貸款，而不必提高政府的財政支出。
但是，遲遲迴避通過提高利率來控制通貨膨脹對民眾、尤其是低收入民眾非常低不公平。存款期限越短，利率越低，儲蓄者遭受的負利率的損是越大。而由於生活困難和面對生活的不確定性，那些存款期限短的都是低收入民眾。高收入人群雖然也受到負利率的影響，但是相當一部分人或是通過利率較高的長期儲蓄存款或是通過其他形式的投資來減少和迴避負利率帶來的損失，尤其是因為許多投資的收益是有可能高於通貨膨脹率的，所以他們中的有些人還可能在通貨膨脹中漁利。
同時，單單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在中國現有的情況下也未必十分有效。尤其是那些與政府和銀行關係密切的企業，低利率是他們進行市場投機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仍然會盡其所能套取貸款，繼續推動中國的市場泡沫，而這正好與政府控制通貨膨脹的初衷相違背。不僅如此，在不願意調整人民幣匯率的情況下，中共政府勢必通過公開外匯市場操作的方式繼續通過投放人民幣購買美元來穩定匯率，這在很大程度上會抵消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帶來的控制貨幣流通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