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代初，就在雲南等省吸毒人群感染愛滋病毒的人數不斷增加的同時，在人口密集的中原大省河南省（簡稱豫），因為血液傳播，令愛滋病在中國的蔓延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而猛然暴發。在短短數年間，有至少數萬甚至10萬以上純樸農民感染了愛滋病毒，並有至少有一萬感染者病發命喪黃泉。我所揭露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實際情況則遠比我所披露的要嚴重得多。這就是在唯利是圖思想驅使下，因為發展「血漿經濟」而震驚世界的「河南污血案」。
一、不擇手段追逐私利 非法血站遍地開花
善良樸實的中原農民怎麼也沒有想到愛滋病會與他們有關。1990年代我國的宣傳，使他們總是天真地認為，我們不吸毒、不嫖娼、不賣淫就不會得愛滋病，愛滋病是有錢人和外國人得的病，跟我們根本沾不上邊。可是由於貧窮，在「血頭」（賣血組織者）們「借點血當即還你，又給你錢」的花言巧語誘惑下，紛紛加入了賣血大軍。於是，各類名目的「合法」與非法血站雨後春筍般在河南省的周口、駐馬店、信陽、漯河、開封、商丘、南陽、許昌和平頂山等黃河以南地區成批應運而生。僅上蔡縣城就辦了4個，其中一個小型血站登記掛號的賣血者竟達5500多人，血站每天接待賣血者一般達400至500人。另外，還有一批數目可觀的外出賣血者，他們成群結隊北上鄭州、西進焦作、南下武漢等地，一些人還成立了「組織」，選出頭目，讓專人出面聯繫賣血業務。
這種被稱之為 「血漿經濟」的駭人聽聞的現象，於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就已初露倪端。1992-1993年是「血產漿經濟」在河南省大發展的「全盛」時期。 「你只要伸出胳膊，沒有人做什麼檢測，不費什麼事，錢就到手了。」在當地官方「脫貧致富，大辦血站」的號召下，豫東和豫南血站密佈，引得不少農民爭相賣血。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賣血「專業戶」、「專業村」，並且由一個個小的自然村擴展到大的行政村，由行政村擴展到一個個鄉，再由一個個鄉擴大到相鄰的縣，以致賣血成為當地相當一批農民主要經濟來源的 「產業」。在一些年裏，賣血甚至成了中原地區的一些鄉村農民的生存方式。
上蔡縣的趙平福從1980年代初開始，在上（蔡）汝（南）公路邊開診所。他回憶說，1988和1989年賣血盛行的時候，每天天還不亮，診所門前的上汝路就聚集了成百上千的村民，等着坐三輪車去駐馬店賣血。一輛三輪車上至少擠二十多人，從十七八歲到五十多歲的都有，有人因為大量抽血面色蒼黃還去賣血。
「一天有一千多人啊！」三十五歲的上蔡縣文樓村會計程廣華當年也是賣血者之一。「記不清自己賣過多少次了。」
人體血液主要由紅細胞、白細胞、血小板及血漿組成。買血者的採血方式分「全采」和「單采」兩種。全采是把抽出的血全部買下；而「單采」又稱單采漿。與采全血的最大區別是，在抽取全血後，將血液中的血漿分離，然後將除血漿之外的其餘成分回輸給賣血者體內。正是這一回輸環節，如果血液被愛滋病毒污染，就會使賣血者感染愛滋病毒。
準確地說，上蔡縣等地的賣血，大部分是賣血漿，因為血漿商業價值高，而全血主要是滿足醫療機構臨時用血，其用血量遠不及用於製造白蛋白、球蛋白、干擾素、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等血液製品的量大，這就是血站通常選擇單采漿的原因。
當年上蔡縣等地買血和賣血的都同樣瘋狂。不僅醫院和衛生局在買血，眾多的私人血頭也紛紛開車下鄉採血。據悉，在醫院和衛生局，剛開始還對賣血者進行檢測，但隨着賣血者越來越多，檢測也漸漸「寬鬆」了。而那些只顧牟利的私人血頭，對賣血者根本不檢測，你願賣我就買。正因為如此，在當時分離血漿時不管是誰的，也不管你的血中是否有愛滋病毒或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等病原體，好的壞的全都混在一起。正是這一狀況導致了愛滋病的泛濫。
據河南村民反映，當年血頭和「血霸」的采漿過程是，先當場抽取每位賣血者８００毫升鮮血（經常偷偷多抽），然後將裝滿七八個或十幾個人的鮮血袋子混合後放入同一離心機中，以每分鐘３０００轉以上速度旋轉十幾分鐘。此時，每個袋子中的血漿都浮於上部，紅細胞等血液有形成分則沉在下面。緊接着，操作者將混合之後的血漿再倒入另一個袋子，然後將剩下每人約４００毫升血液其他成分，兌加生理鹽水，使其順着留置在每個賣血者胳膊上的針管再分別返回給當時同批賣血者體內。在這樣不做病原體檢測和把多人血液混合後又回輸的違規操作，如果其中一人血中存在病原體，其他人幾乎百分之百地被感染。
專家說，如此「污血」，即使回輸量僅以微升計（一微升為千分之一毫升），其內病毒的傳播感染概率也高達９５％。也就是說，凡是與染有愛滋病毒的血漿在同一離心機操作後的血液再回輸給賣血者，就存在極高的感染機會。在血頭拼命攫取不義之財的情況下，大多數賣血者都在劫難逃。這樣的采漿過程重複次數越多，涉及人員越多，則病毒的傳播速度也就越快、越廣泛。
賣血者在賣血前，通常大量喝水或喝啤酒，以增加「產血量」。
本來對於採血和輸血，國內外都有極嚴格的也是一致的操作常規，醫界人士無人不知，特別是從事採血和輸血的專業人員又經過專業訓練，一般不會出現問題。操作常規明確規定，採血或輸血務必要一人一針一管；採集的血液一定要作愛滋病、乙肝和丙肝病毒等檢測，呈陰性者方可認為是合格的血液提供者。採血漿時絕對不可以將未檢測的幾個人的血漿之外的其它成份混合後再回輸給供血者。然而這一切鐵打規則，全被那些為了追逐個人私利最大化的「合法」與非法血站「偷工減料」給「減免」了，這些採血人員中不乏科班出身的中高級醫務人員，他們的違規行為玷污了白衣天使救死扶傷的天職。這種情況的發生，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能饒恕的。通常發生一例採血或輸血發生的如感染愛滋病毒這樣的嚴重事故，那將進行嚴厲的追究直至追究刑事責任，並擔負相應的賠償責任。
災難起源於因貧窮導致的賣血和不規範的采輸血操作。有買血者就有輸血和使用血液製品者，於是引發愛滋病大面積流行是必然的結果。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據悉，1996年3月以前，河南全省有200多個「合法」的血站，地下血站有多少難以計數，甚至有的村子和家庭就有「血站」。
河南省上蔡縣蘆崗鄉的程老村和文樓村是在省級地圖上找不到的小村莊，由於該地成了愛滋病高發區，驚駭世間，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
一位醫學教授在對文樓村155份血液檢測後發現，其中96份愛滋病毒呈陽性，佔了總數的62%。據了解內情者稱，該地賣過血的人70%以上都有「那病」。
上蔡縣程老村村民程來水也去鄰村「賣了兩針」，得了80塊錢。他沒想到，可能正是這80塊錢斷送了他的性命。那時他家裏4個孩子，大的10多歲，正在上學，小的才幾歲，沒有錢，80塊錢也是個補貼啊。
一個叫新貴的農民說，「當時十里八鄉都賣血，這已經成為一種風俗了。和其他人比，我並沒怎麼賣，可是也感染愛滋病了。」新貴很為自己賣血次數不多就得上了愛滋病而不平。
新貴是1999年4月開始發病的。初時只是氣喘，不發熱，化驗後以為是貧血。2000年才開始發熱，口腔內也開始潰爛。直到他到駐馬店市去檢查，發現血液檢測愛滋病毒呈陽性。他想結果可能有錯，幾個月後花了80元錢又去上蔡縣查了一次，同樣的結果使他徹底崩潰了。
「好幾次我想自殺，繩子都套到脖子上了，但一想到家裏老小還要有人照顧，才沒有忍心走。」說話時，他的眼裏閃動着淚花。直到接受採訪時，新貴心裏還存有一絲僥倖。他反覆問記者：「他們有沒有可能弄錯？我得的不會是那病吧？」面對他那雙充滿對生命的渴望的眼睛，記者只能說有可能是檢測錯了。
上蔡縣程老村有個老人的年僅26歲的獨生子因「那病」去世了。僅記者前往程老村時就已經有17、8個人因愛滋病死亡，「有時一天就死幾個，真嚇人！」。
在文樓村一位村民悄聲告訴採訪者：「今天早上又死了一個，」隨後他又指着一處宅院說，「這家的也快（死）了。」文樓村村長程士國告訴記者，「共有800多人的文樓村，近來已死了11個，這個月就已經死了6個。」
到2002年，近4000人的上蔡縣後楊村，至少有250名村民死於愛滋病，愛滋病毒陽性的村民近700人，全村失去雙親的愛滋孤兒26名，有400個孩子跟着單身的親長生活。
新蔡縣登記在冊的第一例因賣血死於愛滋病的人是姓孔的男子， 27歲，來自新蔡縣古呂鎮東湖村熊莊，1995年死亡。據該村劉醫生回憶，該患者1994年賣過血漿，發病後長期發熱、消瘦，把他診斷為當地因賣血死於因賣血感染的，故登記為因有償獻血死於愛滋病的第一例。年齡最大的患者叫胡毛，來自上蔡的程老村，68歲， 2002年8月死亡。死亡人數最多的為上蔡縣程老村，截止到2002年末統計為126人，其次為柘城雙廟村和新蔡縣東湖村，都在120人左右。
調查顯示，河南省全採血的高峰期是在1992到1993年，1993年以後，主要是單采漿。據賣血者和衛生人員回憶，當時河南各地普遍沒有中心血站，醫療機構的血源大都來自臨時採集。醫院通常都有自己的「獻血隊長」，醫院一旦需要什麼血型的血，立即通知獻血隊長，隊長立即尋找合適的人員去採血。據人們回憶，當年各個鄉鎮醫院不管是否需要，包括服毒自殺搶救、懷孕生產（包括剖腹產）、外傷、手術等，患者一律會被要求輸血。鄉鎮醫院若不具備採血條件，便去縣級醫療機構拿血。因為使用血製品或輸血是能增加醫務人員的收入。這就極大地促使了臨床血液無節制的使用。
在河南省，由於單采漿賣血者比較集中，在連片感染的「愛滋病村」中，絕大多數感染者都因為單采漿感染。然而大量散在分佈在河南各個村莊和城市中的經輸血感染愛滋病的病人和有償單采漿感染病毒的賣血者，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分散。又由於他們中的大多數感染者不願意暴露身份，一般普查是很難發現的。單采漿賣血者愛滋病毒感染率高，但據權威機構介紹，血漿如果能夠進行加熱特殊處理，本身並沒有活病毒，所以使用血漿的人並不感染愛滋病毒（第八凝血因子除外）。
一位農民說：「賣血導致愛滋病爆發，我們村民恨誰？當然怨恨自己賣血，不然也不會得這個病。誘惑賣血，我們這又該指向誰？」
然而，最大的災難是我們目前仍不願意正視這個現實。
黑心血站和隨賣血隊伍出現的血頭，瘋狂收買血液幹什麼？是賣給城市的生物製藥公司和醫院。自1992年開始，河南的血站和血頭就是這樣一次次地將數噸數十噸污血和血漿賣給上海和武漢等地的生物製品企業，製成白蛋白、球蛋白、干擾素、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等一系列藥物，賣向全國。這些藥物又讓多少人染上了愛滋病、乙肝、丙肝等病毒性疾病，至今沒有人能說清楚。
二、「血液經濟」最大的獲利者和受害者
可以確定的是，河南省愛滋病曾在一些年間主要傳播源是血液，愛滋病患者集中在當年賣血者之中,主要是年輕力壯的農民，並有很強的家族性、村落性和地域性，呈群體性感染，集中暴發。愛滋病傳播的血源性和醫源性特點，與衛生醫療部門有關。
賣血一度成為當地發家致富的行當，「要致富，建血庫」、「獻血光榮」、「要想奔小康，快去賣血漿」是當時的流行口號。最初賣血要靠關係，親聯親友聯友，年輕力壯者中大量人加入了賣血隊伍，不少人甚至以此為業。
賣血是人在極度貧困下的自救行為。
賣血給村子帶來的打擊是致命的。非法採血，除了讓少數人暴富之外，留給社會和村民的完全是災難。
當年有個村的黨支部書是血頭，採血點就開在他家裏。他每天開着大棚車四處拉人攬生意到他家賣血，他的親戚也跟着「沾光」賺錢。他說當年賣血是為了發展經濟，是響應上級號召，在家裏建採血點是當地群眾的需求。然而可悲的是，這位村支書本人因帶頭賣血也感染上了愛滋病毒。他家親兄弟6人，加上5個妯娌都是愛滋病毒感染者，在數年前就已經死亡3人。可悲的是，這位「帶頭人」本應是靠建血站的致富者，到頭來竟是最大的受害者。
「血漿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是血站和血頭。
血頭一般由三種人擔任，一是衛生部門工作人員，二是前者的親友，三是有頭腦、有關係的賣血者。他們實際上都是採血後再高價轉賣，以賺取利潤的生意人。為了賺大錢，他們草菅人命，採血時不體檢、不化驗，有血就抽，來者不拒，而且很多時候多人抽血時共用針頭，自然造成交叉感染。賣血者就這樣成批被感染 。
血站和血頭把血漿轉賣給生物製品企業用來製造血液製品。就這樣，賣血熱潮席捲中原大地，不少血頭是控制着大批賣血農民的「中間人」，他們帶着那些一心想致富急於賣血的農民，穿鄉過縣地去賣血。河南「合法」與非法血站收集血漿的程序卻播下了愛滋病蔓延的種子。河南省的愛滋病疫情，就是這樣一發而不可收。
大量活生生的事實，讓中原地帶的民眾了解到賣血雖是農村人所知道的最簡便的賺錢方法，但因為非法採血，讓這個人群中的大批人士通過血液傳播這種途徑感染了愛滋病毒，以至讓他們的家鄉成了中國愛滋病罹難最重的地方，死去的很人多是家庭的「頂樑柱」。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機上放一台離心機和幾個反覆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他們抽血進村，服務上門，現錢交易。全國的生物製品企業大都到河南收購血漿。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農村父老鄉親的血漿去賺錢。一個月賣20次血的人在貧困的河南農村並不少見。
「對於農民來說，賣血得到的錢是一筆非常大的收入。農民王美太為了供兩個孩子上學，平均約3天就去賣一次血漿。而根據衛生部《單採血漿站質量管理規範》的規定，供血漿者兩次供血漿的時間間隔不得少於14天；而全採血一年最多兩次，兩次間隔不能少於半年。
有些家庭是全家遭受愛滋病災難，老人在擔心那些孤兒的未來。79歲的張老家中，妻子、3個兒子和兒媳、還有一個孫女已經死於愛滋病。張老說，他們無法支付剩下的一個13歲、另一個11歲兩個孫子的學費和醫療費。
上蔡縣文樓村65%賣過血的的人感染了愛滋病毒，到數年前已有大約40人死亡，5人因為支付不起醫療費用而自殺。
以上蔡縣邵店鄉十里舖村的一位婦女為例，該婦女是因為1993和1994年賣血得上愛滋病的，後來實在忍受不了反覆發熱上吊自殺了，留下了5歲和2歲的孩子。小孩和小孩的父親也是愛滋病毒陽性。
由於農民急於脫貧，加上血頭的經濟利誘，不知深淺地跳進了死亡的血禍深淵。
《南方都市報》記者喻塵來到1995年河南省第一個被發現愛滋病毒群體性感染的商水縣西趙橋村，採訪是從尋找當年第一批檢測愛滋病毒的趙家兄弟開始。
「你認識村裏有一戶兄弟七人的趙六家嗎？」一個孩子說，「趙六是我叔，我爸是趙四，我爸死了。」 孩子的五叔在一旁問記者：「有事嗎？他爸死了，他六叔也死了。我家就是兄弟七人的那一家。」趙五不加掩飾地說，「都是死於愛滋病，分別於2002年和 2003年死的。村子裏那幾年因為愛滋病死的人多了，好幾十個，大都葬在村南的田裏，化成泥土也要守護着曾經侍弄過的稼禾。」
趙五是老資格的賣血者之一，「縣醫院有病人需要輸血時，對上血型就會找我。後來，周邊開了很多血站，有人就找到我，讓我拉一幫人去賣單采。」於是，趙五拉攏了自家兄弟和鄉鄰組織了一支賣血隊伍。
在趙五的記憶中，1996和1997年兩年間，他接受了來自地區和省衛生機構的多次血樣檢測。最後一次是2000年，在那次對全村有既往賣血史的人員血樣抽查中，全村有上百人查出愛滋病毒陽性。
他們埋怨自己當時太無知，走上了賣血這條不歸路。
有個村莊的一位老黨員，3個兒子都死於愛滋病，留下8個孫子孫女由兩位70多歲的老人扶養照顧。另外一對70多歲的老人，兩個兒子和兩個兒媳在兩年之內因為愛滋病死去，留下兩個孤老和6個孤兒。這種情況嚴重破壞了當地民眾生活生產的正常秩序。這些村莊多年男無娶、女難嫁，村里生的孩子沒有死去的人多；不辦紅白喜事，沒有迎娶送嫁，死人也不發喪，悄悄地掩埋了事。
據《海峽都市報》2004年報道，上蔡縣曾經兒孫滿堂的程繼增夫婦本來該享受天倫之樂了，但是不幸的打擊接踵而至，先是38歲的老三程艷山1999年愛滋病發作死去，撇下老婆和兩個兒子；2000年，老二程艷領發病死亡，媳婦陳琴兩年後也撒手人寰，丟下3個孩子；2001年，老四程艷田確診愛滋病發作，因為驚恐過度，再加上老婆離婚，不久他就瘋了。
「他現在是一個帶有愛滋病毒的瘋子，」老人眼裏透露出恐懼，「而且時常劃傷手背、臉部，對於別人真的很危險。」兩位老人還要照顧幾個孩子，根本無暇管他。
「像程艷田這樣得病發瘋的，全村有幾個。」村主任程四國透露，「有些已經死了，但其他活着的如何管理，我們感到很棘手。」周圍的村民說，對於發瘋的得病村民，現在根本沒人管，基本處於「真空」。
河南省愛滋病患者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其中不少人為爭取自身權益自發組織串聯起來，以各種方式表達自身的訴求。
在事態嚴重時，河南省採取過一些措施，以遏制遍地開花的血站可能帶來的災難。但在這個緊急關頭，這些措施並不得力。大量的血站根本不理睬當地的通知，繼續進行采漿生意。由於有政府背景的血站存在，故地下私人血站也就有存在的理由。
當記者問到為什麼1994年國家已明令禁止有償采漿卻沒有生效這個問題時，一位當時負責開辦血站的縣衛生局負責人說，他們的血站是1993年看到別人掙錢後才建的，當時確實已經有通知不讓開辦血站，但由於單位的兩個血站投入資金太大，沒有收回來，所以一直堅持幹下去，到1995年底停辦的時候，原投入資金仍沒有收回。許多血站都是在1995年底或或1996年底才停辦的。
2007年一場特殊的訴訟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人民法院開庭。13歲的女孩晶晶（化名）以輸血感染丙肝為由起訴澠池縣人民醫院，晶晶更嚴重的病是輸血感染愛滋病毒，但當地規定事涉愛滋病的訴訟法院不能立案。晶晶的媽媽孟珍只能以女兒輸血漿後感染丙肝為由起訴澠池縣人民醫院。去醫院要病歷時，院方稱「保管不善，找不到病歷了」，幾次索要都是這樣答覆。確診愛滋病後，孟珍將50平方米的房子匆忙以2萬元賣掉，揣着親戚們資助的錢，帶女兒到北京地壇醫院尋求治療。在去北京的路上孟珍跟老公說，要不帶女兒到海南旅遊一趟，跳海死了算了！
孟珍連續兩次以感染愛滋病毒為由起訴澠池縣人民醫院，法院都拒絕立案。法官說，只有以輸血感染丙肝為由才可以立案。13歲的女孩晶晶是通過一個迂迴的辦法訴訟的，最後不得不和醫院私了，才獲得很少的賠償。
早在2002年，澠池縣人民醫院便遭到愛滋病患者的起訴，然而醫院在得知這些愛滋病患者是因輸血導致的真相後，並沒有主動尋找其他因同樣原因導致愛滋病毒感染的患者，只是當患者一一發病並找到醫院後，才私下簽署補償協議，付兩年的治療費用後不了了之。醫院也未尋找其他當年輸血者的去向。這種不追查污血的源頭，也不追查污血的流向和眾多輸血者，在河南是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些流向不明的污血，以後又侵害了多少人，沒有人能說得清楚。這是一個嚴重的隱患。
相當多的官員拒絕正視存在的嚴重疫情，總是捂着蓋着，反映出當地大多數官員的心態。因為經濟發展指標與自己的政績和以後官位擢升有關，至於愛滋病死人，死多少人，與他的政績並沒有什麼關係，也不會與他們的提拔掛鈎。當然也有不少官員向採訪者坦誠，一旦公開可能會承擔責任。這也為日後地方政府在愛滋病防治方面不作為埋下了隱患。
是誰把老實巴交的農民推向墳墓？受害的民眾至今仍被蒙在鼓裏。
血液是生命的物質，是人的命脈和生命的源泉。它是神聖而無價的。
輸血可以搶救生命，但它絕不是可以用來換錢的商品。
三、「血液經濟」的始作俑者是何許人
河南省衛生主管部門在1990年代初就大力鼓勵各地發展「血漿經濟」，組織農民「獻血」，把大量血漿賣給外地生物製品企業製造血液製品，讓血站從中贏利。
1992年全國上下躁動着急於發財的經濟氣浪。發財心切的河南省衛生廳廳長一上台就成立「改革辦」、「開發辦」、「中心血站」、「萬達公司」、「發展中心」、「生物藥品公司」等第三產業，並提出了他自己的全新思路，「內靠公章，外靠血漿」。
據河南省衛生廳一位資深的已退休人士說，當時的衛生廳廳長在1993年初的一次衛生系統內部會議上講，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他說：「河南有 9000多萬人口，80%以上是農民，這7000多萬農民哪怕只有1%-3%的人願意賣血，他們平均每年賣1-2次，我們將這些血液收集起來，賣給生物製品公司，我們就能創造上億元的價值，同時也算是幫助農民脫貧的一種辦法。為什麼我們不能在這方面開闊思路，動動腦筋哪。我看辦血站是條路子，我們就在這方面下大力氣，抓出成效。要內引外聯，將國外資金引進過來，我們國家沒有愛滋病，血液很乾淨，外國肯定會要。要將社會上的資金聯合起來，要動員全社會辦血站。要充分發揮河南人口資源的優勢，推動我省衛生系統改革。」
開封首先響應號召，率先辦起血站。河南省衛生廳積極給予肯定並召開現場會。全省躁動了，各市縣醫院、衛生防疫站（現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婦幼保健站的創收血站成立了，有的鄉村血站也建立了。連一些非衛生單位也加入辦血站的隊伍。一時間，河南成立了200多家「合法」血站和數不清的非法血站。
愛滋病的潛伏期幫了省衛生廳廳長的大忙，加之省里許多負責官員不懂醫，這讓衛生廳長有了可乘之機。由於當時並沒有死人，表面上又看不出問題，所以上面沒有人過問。
愛滋病的發病有5—10年的潛伏期。到了1990年代中期，愛滋病症狀開始在河南一些村莊裏大量出現。
愛滋病的流行蔓延對河南當地社會的負面影響極大。疫情一旦暴發，毀滅的當然不單是患者個人，而是殃及整個家庭，大批青壯勞動力的死亡更導致整個村乃至成片村落的凋敝。
被讚譽為河南民間抗艾第一人的高耀潔醫生，從1996年就開始在民間大聲疾呼防治愛滋病這件事，在河南也不是沒人知道 愛滋病疫情的嚴重性，只是沒人敢公開這麼說而已。
據央視《生活》欄目2005年報道, 文樓村有928戶人家， 其中303戶家裏有因非法采供血感染愛滋病的人，感染愛滋病的家庭佔到了全村總戶數的32.7%。而由愛滋病造成的死亡，常常讓村黨支部書記也不能準確地說出村里現在到底還有多少口人。
2003年，文樓村一天最多死了7人，村邊的墳頭一天天地增加，愛滋病的陰影壓得文樓人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
該報道稱，文樓村村民廣華當年因賣血於1998年被查出已感染愛滋病毒，2002年病發。當時就是發燒，連續發熱三個月，一天吊針打九瓶，打了三個月，在醫院的吊針瓶子不算，在家裏用過的輸液瓶能裝滿一輛三輪車。他頭髮幾乎掉光了，沒掉的，也全都變黃了，最後他轉到縣人民醫院治療的時候，因高熱已近昏迷。 愛滋病擊倒了這個莊稼漢，並把他推到了死亡的邊緣。
廣華說，當時很害怕，壓力大得很，完全崩潰了。
截止2005年9月30日，據省里不完全統計，河南省累計發現愛滋病毒感染者30387人，現症病人18334人，其中90%多是因賣血造成的，多集中在農村。而有的愛滋病防治專家認為，河南省愛滋病毒感染者至少10萬以上或更多。
河南省的愛滋病傳播途徑主要是血傳播，在傳播渠道上與全球的傳播渠道截然不同。全球性傳播感染者占感染者的75%—85%；經血或血液製品感染的僅佔3%— 5%；靜脈注射毒品而感染的佔5%～10%。中國則因河南省以血傳播為主，改變了傳播情況。據衛生部2004年公佈的數據，全國經血液傳播的比例高達 72.6%,為全球之最；經性接觸途徑感染的只佔8.4%,降到全球最低；母嬰垂直傳播感染為0.3%；還有18.7%的傳播途徑不詳。這表明，中國那些年間的愛滋病傳播主要原因不是中國人在性的方面「太亂」，而是血液管理存在着嚴重問題。全球經過血或血液製品感染者僅佔3%—5%數據說明，大多數國家對於人的生命與安全的重視程度要比我們高得多。
在全球，愛滋病感染主要是經性、共用針具注射吸毒、母嬰間和輸血這四個傳播渠道。相比於其他途徑，人們對輸血感染更感到恐懼，因為這是個人無法防範的。在許多情況下，輸血存在一定風險，只是萬不得已的搶救措施。因此，政府和醫療部門必須嚴把採血和輸血這一關，從每一個細小環節抓起，確保用血安全。河南省嚴重的血傳播改變了中國愛滋病傳播狀況，足以說明河南省血傳播的嚴重程度。這也是河南農民因賣血感染愛滋病事件引起國際間關注的主要原因。
貧窮的農民賣血，血液販子反覆使用沒有經過消毒的針頭、針管、分離機和被污染的血漿的回輸，造成成千上萬的人感染愛滋病，實屬一場民族災難。
上蔡縣邵店鄉後楊村有400多名村民成為愛滋病患者，有15個嬰兒在2000 -2001年之間出生。這些未出生孩子中間，有多少因母嬰垂直傳播感染愛滋病毒，未見報告，還是未知數。在醫療資源嚴重短缺的貧困村莊，很多受害者根本不曉得他們為什麼生病。他們之中很多人在持續的腹瀉和消瘦之後寂靜無聲地永遠長眠了。這種沉默殺手還在肆虐，意味着將有相當可觀的鰥寡老人擔當起照顧遺孤的責任。
全球衛生理事會主席多萊爾曾針對河南省污血案指出，從血漿生意里獲利的人要進行賠償。他說，愛滋病毒感染的人應該接受治療，那些從血漿生意里獲利的人應該出錢，他們把這些村民當成了提取血漿的源泉，而又不讓人們知道其中的危險。他還說，嚴格控制血液收集的程序，這樣的不幸本是可以避免的。
然而，極惡劣和不能容忍的是，河南省衛生主管部門不是正視現實，反而採取欺上瞞下、掩耳盜鈴手段，妄圖矇混過關。這顯然是錯上加錯，罪上加罪了。
河南省衛生廳廳長一直堅持不能把他們認為的真實的數據公佈，也不能上報。該廳有位副廳長堅持要上報，為此這位副廳長受到他的批評。
據多家媒體報道，災難深重的上蔡縣還出了一個全國聞名的當地人稱為「三貪」的書記，即「貪權、貪錢、貪色」的前縣委書記楊松泉。2006年楊松泉及多名官員相繼被捕，僅楊涉案資金就達約1000萬元，相當比例與「防艾」資金有關。據駐馬店市檢察院檢方介紹，楊松泉所涉問題主要集中於在任職上蔡縣的五年間， 「買官賣官收受賄賂」、「瀆職」和「濫用職權」。上蔡縣建設局長邱水和衛生局長翟留國成為楊松泉窩案的關鍵人物。這兩人的職權所在，恰是楊松泉謀財的關鍵路徑，即工程建設和防艾資金與藥品。
在上蔡縣愛滋病疫情曝光後，河南省委省政府投入巨資搞「六個一」工程，即為38個愛滋病村都鋪一條入村道路、建一所學校、打一眼深水井、建一個標準衛生室和一所福利院等等。然而在上蔡縣，這些工程成為楊松泉等人的發財機會。楊松泉通過邱水從中運作，通過其弟和表哥層層轉包。邱水因其個性張揚被稱為「邱老虎」。他與楊松泉關係甚密，其中一個原預算250萬元的項目甚至追加至400萬元。又如為解決愛滋病患者救治問題，上級財政撥款1000萬元給縣人民醫院新建住院樓。在2001年上半年住院樓主體工程完工後，原醫院院長即被免職，楊松泉指使其家屬介入工程裝修，並由翟留國任院長。至2004年，根據醫院一份內部通報，病房大樓總投入共計2400萬元，是原預算的2.4倍。來自縣檢察院的一份報告稱，該院對其中所報的1900萬餘元造價進行司法鑑定，實際僅為1482萬元。
上蔡縣愛滋病區的愛滋病患者看病由國家專項資金負擔後，貪官們的發財之路再次拓寬。在翟留國任院長期間，上蔡縣人民醫院進藥均來自安徽亳州一家私人醫藥代理商。僅此一家醫院的採購，即已佔這家醫藥代理公司全部利潤的 18%。上蔡縣人民醫院一位主治醫生告訴記者：「國家的撥款是固定的，他們虛報藥品價格吃差價，國家同樣多的錢能提供的免費藥就少得可憐了。」記者看到一份當地愛滋病患者的三聯單，每公斤進價應為25元左右的「柴胡」，開價高達每公斤160元。楊松泉將農民救命錢視為肥肉，大口吞噬，長達五年之久的資金 「黑洞」逐漸顯現。
上蔡縣是全國聞名的國家級貧困縣。愛滋病爆發後，方方面面的防艾資金接踵而來。楊松泉調任上蔡縣之初，就私下對人說，沒想到自己會「有這麼大的權，能管這麼多的錢」。
於2000年上任的楊松泉瘋狂賣官，對一些部門官職明碼標價。
提起上蔡縣，我們只知道這裏是由於賣血導致的愛滋病重災區，河南全省38個愛滋病疫情高發村，上蔡縣佔了22個。河南公開的3．5萬多人感染愛滋病毒數據，上蔡縣佔了五分之一。
上蔡縣是一個人口130多萬、2005年財政收入僅為8369萬的國家級貧困縣。楊松泉之流讓這個飽受愛滋病嚴重衝擊的重災區又屋漏偏逢連陰雨，真乃禍不單行。
總之，瘋狂賣血給上蔡縣等地農村帶來的打擊是致命的。非法採血，除了讓少數人暴富之外，留給社會和村民的完全是災難。
四、最初發現愛滋病疫情並「報警」的人
1、 第一位給衛生部報告有關河南省農村賣血者感染愛滋病疫情的王淑平
王淑平原是河南省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負責人，後在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從事病毒研究工作。她於1995年初發現賣血者發病症狀酷似愛滋病，於是從1995年5月到9月，王淑平等4人在周口地區的賣血人員中提取了404份血樣，通過同事丁紅的試驗室初篩，發現了驚人的愛滋病毒陽性感染數字。她們擔心結果不準確，接連用了幾種不同的試劑，但結果都是一樣。為了避免失誤，王淑平把從河南省商水縣賣血者集中的西趙橋村愛滋病毒初篩陽性的62份血樣送往北京做權威鑑定。
做一份血樣檢測要700元錢，62份全做下來需要4萬多元，這對於自己掏路費跑到北京求結果的王淑平來說，是太多了，當時她有些氣餒。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現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曾毅院士得知此事，聽了王淑平所講的疫情非常緊張。曾毅院士果斷地說，不要你這個錢了，先做15份吧。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的鑑定結果很快出來，15份血樣中有13份確定為愛滋病毒陽性，2份為疑似。這一結果讓曾毅非常震驚。他讓王淑平趕緊寫報告，馬上報告衛生部。他說，剩下的47份陽性血樣已沒有再做鑑定的必要了。在我國病毒學泰斗曾毅院士大力支持下，這位從偏遠地區來的普通醫生王淑平，在北京連夜起草了第一個上報給衛生部的關於河南省賣血者大面積感染愛滋病毒的報告就這樣「出籠」了。
王淑平的報告經曾毅院士上報給衛生部後，衛生部在第二天就給河南省衛生廳打去了電話，詢問情況。王淑平於第三天回到周口，衛生局的一位負責人見到她說:「你可弄了個大地震。」
王淑平從北京回到周口後不久，一位退休的衛生局長悄悄對她說:「你別在這兒幹了，有人要找你的麻煩。」之後，王淑平接連碰到了好幾個人前來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找碴，反反覆覆追問到底往北京送了多少血樣、都做了什麼檢測。臨床檢驗中心的工作從此陷於停頓，後來被關閉，做病毒檢驗的幾個衛生人員的工資隨後被停發。
在該中心被關閉之後，王淑平給衛生部寫過三四次報告，匯報她和同事的處境。她最終選擇離開是非之地，遺憾的是她沒有能夠幫助同事討回被停發的12個月工資。1996年12月，衛生部有一個獎項準備頒給對愛滋病工作的有功之人，曾毅提名王淑平，但最終她與此獎項無緣。王淑平的同事丁紅，想起10年前的經歷，仍不覺得有悔意，「我們當時認為，這事早晚要暴露出來的，我們問心無愧。」
1997年初，王淑平離開河南，到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學習和工作。王淑平離開河南後得知，西趙橋村第一個死於愛滋病的是一個姓雷的婦女。第二個遭遇不幸的村民是趙繼來，他苦於無藥可醫，在病痛的折磨中悲憤地死去。王淑平說，這個村莊發生的事情完全印證了她送往北京檢驗的西趙橋村的血樣結果的準確性。
王淑平上報給衛生部的報告中還提到這樣一個重要情節。 1995年3月初，也就是早於王淑平1995年5月給衛生部的報告之前的兩個月，河南省太康縣一位郭姓在昆明獻血時，其血樣檢測被發現為愛滋病毒陽性，並有性亂行為。而這個外出打工者1992年去昆明打工之前就已經在在河南省的周口及其他地區的4家血站賣過血，共計賣血30多次。直到被昆明檢驗發現他為愛滋病毒陽性，才間接暴露了河南省的污血案。這種暴露不是先在河南省而是在外地。
王淑平檢測發現愛滋病毒感染者後，西趙橋村和其他村莊開始陸續有越來越多的人出現高熱、腹瀉、口腔潰瘍等症狀，但沒有人知道他們得的是什麼病，隨後又有更多的人開始發病，一些發病者接二連三地死亡。
2、 有「民間防艾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挺身痛揭「血漿經濟」黑幕
高耀潔是河南中醫學院一附院的婦產科大夫，退休後開始對性病愛滋病着手進行研究。開始時她僅僅是對街頭巷尾的人群進行宣傳，後來則重點轉移到愛滋病重病區。她由此獲得了「民間防艾第一人」的尊稱。
高耀潔從1996年開始在民間大聲疾呼防治愛滋病。對於愛滋病的嚴重威脅，在河南不是沒人知道 ，但沒人敢公開說出。
高耀潔寫了一部揭露河南省誘惑農民賣血的書名為《愛滋之怪》。她說，我這部書以個案為主，「誰也擊不倒我」。高耀潔用她那顫顫巍巍的小字記錄下她深 入河南農村，調查愛滋病的所見所聞，時間、地點、圖片樣樣俱全。
她要用「最立得住」的個案讓人們相信，正是1990年代初興起的「血漿經濟」，讓成千上萬老 實巴交的農民走向了墳墓。
1996年，高耀潔醫生遇到了她的第一個愛滋病患者。當患者那雙骨 瘦如柴的手拉着她說「我不想死」時，高耀潔不能平靜了。她也曾認為 愛滋病是因行為不檢點得的「髒」病。但眼前這位患者不吸毒、不性亂，她是被輸血 感染上愛滋病的。
從此，她投入了「抗艾的戰鬥。」這位穿舊式衣服，戴廉價花鏡，甚至還是纏足小腳的老人， 走了100多個愛滋病村，探望了上千病人，給他們送藥送錢；當了164名孤兒的奶奶，寄錢 供他們上學。
她平日粗茶淡飯，算計每一分錢，卻慷慨地將自己的百萬元獎金和稿費全用來印發她自己編寫的4頁8面的防艾小冊子，先後印發了77萬份 。她還用一雙僅有34碼的小腳走遍了鄭州5個長途 汽車站，向旅客散發宣傳資料。
高耀潔這位80高齡的老人，告訴採訪她的人一個非常驚人的細節。她說當年農民賣血的時候，他們正在田間種地，血頭會到田頭採血，說是采500毫升，實際上采 600毫升、700毫升，報酬卻仍然是500毫升的錢。被采完血後的那些農民，有的因為採血過量頭暈不能動彈，這個時候，血頭就提住農民的雙腿，頭朝上腳朝下地抖來抖去，待血又回流到頭上。農民不那麼暈了，接着又下地幹活了。還有的人因抽血過多，一起身就撲通倒下。
高耀潔憑她所見所聞得出結論，河南省1990年代傳播愛滋病的途徑，不是性傳播，主要是賣血。如果中國不從治理血源着手，繼續賣血繼續輸血，那只能繼續死人。她說：「這種情況不能再隱瞞了，我不能沉默；政府不對外公佈疫情，那我就要公佈事實，讓更多人的知道，讓外界聽到我的聲音，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我最想表達的是，中國如果這樣賣血、這樣輸血下去，不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愛滋病必然繼續傳播，繼續死人，孤兒也會繼續增多。你光說救孤兒，救得了嗎？」
「我是一個儒教徒，不會害人。」高耀潔教授如此總結自己，但她又說「我常常覺得，我 不適合現在這個社會。」文革中，她自殺過3次，雖然沒有死，但胃被打壞，後來切除了3 /4。因為「不說軟話」，她還被斷斷續續關到太平間裏8個多月，導致了肝硬化。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本來應該應邀出席聯合國「健康與人權獎」頒獎典禮的高耀潔醫生未能前往美國。據報道，河南省一位副省長本來同意她到美國領獎，但是河南省衛生廳，以及高耀潔原來任職的河南省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懼怕她將向外界透露河南省農村愛滋病感染的嚴重狀況，因此拒不合作，以致高耀潔無法申請護照，不能辦理出國手續。媒體報道說，高耀潔所在醫院的負責人指責她為「國外反華勢力所利用」。河南省衛生廳廳長派人到公安局，索取她的護照申請，說高耀潔有政治問題，甚至要求對她加以逮捕。但公安機關認為，他們不便介入衛生體制內有關愛滋病防治看法上的分歧。
正是愛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的情況下，高耀潔才決定自己出錢購買基本藥物，幫助病人。
高耀潔橫空殺出，打亂了當時河南省衛生廳長企圖掩蓋事實真相的如意算盤，他種種拙劣的欺騙手法，只能是欲蓋彌彰。
到了1990年代後期，愛滋病症狀開始在河南省一些村莊裏大量出現。新蔡縣一個叫東湖村的村民中，80%以上賣過血的成年人是愛滋病毒感染者，一個叫文樓的村子裏，65%的賣血者都感染了愛滋病毒，相繼有大約40人死亡，5人因為支付不起醫療費用而自殺。然而直到患者死去一兩年後，村民才知道死者得的是愛滋病，但他們中的許多感染者仍不知道自已是如何被感染的。
然而近１０餘年來河南省數以萬計的人被愛滋病摧慘致死，卻從來沒有一位官員站出來為此負責。
由於高耀潔勇於曝光愛滋病疫情蔓延的真相，所以當高耀潔到農村探訪愛滋病患者時，常常受到來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們常以維護地方形象或保護國家機密為藉口驅逐高耀潔。向政府報告高耀潔行蹤的農民可以受到「獎勵」。所以她儘量選擇便宜的寄宿，因為那裏的人們不會經常向政府報告她的行蹤的。她撰寫的關於「愛滋村」的書籍在河南省也被禁止。她相信自己的電話遭到竊聽，甚至懷疑有人可能試圖刺殺她。
早在當年河南省有關方面就想把高耀潔從中央電視台評選的「感動中國人物」中去掉，換成別的人。結果沒有成功。後來有關當局惱羞成怒，規定在省機關報紙上一律不許出現「高耀潔」三個字，有關「愛滋村」的內容未經允許也不能報道。在此後的幾年中有10多名記者和編輯因為「以身試法」失去了工作。
高耀潔曾數次被河南省政府阻止出國領獎。 2001年，她獲得「全球衛生理事會」的獎勵，但河南省拒絕向她發護照，最終高耀潔未能成行。2003年，她獲得菲律賓政府獎勵，也因為河南省里的阻撓未能成行。2007年美國《紐約時報》報道，高耀潔女士在家中受到軟禁，不能出境，只允許她的子女前往探望。軟禁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她赴美國領取「生命之聲」 組織頒發的獎項。
不僅如此，河南省有關方面還向高耀潔的家庭和子女施加壓力。她在一次接受BBC採訪時透露，曾有20多名河南省地方官員到她家勸阻她到美國領獎，而且還指責她是在「製造恐慌，說假話，講故事」。官員們甚至要她親自告訴北京的中央領導人說她自己「病了」，無法出國領獎。她哽咽地說，50多歲的兒子甚至向她跪地磕頭，希望她聽取地方官員的話；而高耀潔的女兒也因母親對河南省政府的態度而被工作單位開除。
後來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總書記的直接過問下才引起了事態向積極方向轉化。
為了一個官方公佈的不實數字，高耀潔會從沙發中跳起來，憤怒道：「一不要說假話，二不要辦假事，三不要造假貨，這造假可把中國害苦了。」
高耀潔說，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是我近年見過的幾十個衛生官員中態度最好、最誠懇的。我80歲了，就圖一句真話。第一是王隴德副部長承認中國河南的愛滋病主要是血傳播，是賣血和輸血導致的。他說，我並不否認河南有性傳播、吸毒傳播和母嬰傳播，但河南省的愛滋病主要是因為賣血，因為輸了被污染的血。第二個他承認宣傳力度不夠，他給我舉了一個例子，有個大學四年級的醫學生，懷疑自己得了愛滋病，打電話向衛生部求救，衛生部後來派人給他檢查，發現他只是得了「恐艾症」，他都學了四年醫學了，還不知道愛滋病是何物，王也覺得很奇怪。第三，他承認救助不普遍，少數病人得到救治了，多數病人沒有得到。
河南省文樓村7名愛滋病患者到北京上訪，尋求幫助。這7個人里有兩個是父母死於愛滋病的孤兒。一名請願的中年婦女說，他們這些人都賣過血，都有愛滋病。他們說，如果當時知道賣血會染上愛滋病，誰都不會賣，令人氣憤的是河南地方政府多年來一直對他們不聞不問，還不許他們講話，生怕給他們給自己的臉上抹黑。這些上訪者對上訪請願不抱太大希望，現在實在是沒有其它出路了，他們沒有希望、沒有錢、沒有藥，只能等死。村民們譴責當地官員對愛滋病蔓延熟視無睹，令他們失去親人，孩子淪為孤兒，婦女成為寡婦。
在舉世震驚的民族災難面前，高耀潔就這樣與愛滋病孤身奮戰。高耀潔的所作所為，無愧於天地！
3、時刻關注愛滋病災區疫情的中國首席病毒學專家曾毅院士
自 1995年以來，河南省愛滋病的流行一直是國內衛生界有關專家警惕和關注的焦點。包括曾毅在內的許多專家，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發出着這樣的警報：河南愛滋病流行情況是真實的、嚴重的，有可能演變成國難。可是，時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拍着胸脯說，河南沒有愛滋病。曾毅氣憤地說，愛滋病病毒感染後到發病有潛伏期，到時候大量死人還能捂得住嗎？專家的預言不幸而言中，是人們不願意看到的。這些預言已經演化為現實。據估計，河南省當時至少有數萬或更多的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乙肝和丙肝病人更多。上面揭露的患病人數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實際情況要比這些數字嚴重得多。這些人有個共同的特點，賣過血。由於大批病人陸續死亡，豫東南多個縣市的農村，平添起了許多墳頭，有些村一年之內竟有幾十位青壯年死亡，其情景如同毛澤東當年《送瘟神》中所描述的那樣：「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曾毅和北京專家多次向河南省衛生官員說，要時刻關注本地愛滋病疫情，建立愛滋病防治點。如果需要，國家將提供幫助。但時任省衛生廳廳長的反應是否定的。衛生部主管疾病控制的一位有關負責人在一次非正式的會議上講，河南的那位廳長就會講空話、假話，就是沒有實話。
以曾毅為代表的科學家以他們特有的敏感性、責任感和洞察力，指出了河南省愛滋病疫情蔓延的極端嚴重性和由此引發的難以預料的後果。他們憂心如焚地擔憂絕不是空穴來風。可是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河南省主管愛滋病防治的有關當局卻怎麼也聽不進去，竟把其當成了耳旁風，以致本來可控的疫情發展到失去控制的地步，造成了令人非常痛心的災難和無法挽回的損失。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當年曾毅來到河南省查訪愛滋病疫情和調研村民的遭遇時，省衛生廳廳長對他好吃好喝招待，但百般阻撓他下基層，讓這位中國愛滋病首席專家難以親自接觸病人。曾毅為此拍案而起，毅然決然地走下去。
儘管曾毅在1995年5月就幫助王淑平進行愛滋病毒檢測和向衛生部送達疫情報告，後來也一直對河南省愛滋病疫情給予關注，但沒有引起各方面的支持和及時採取措施控制這個病魔的淫威。曾毅當時遺憾地留下話，河南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呀！其實那位省衛生廳廳長見了棺材也沒有掉淚。
令專家們特別感慨的是，在問題已經非常嚴峻的情況下，最重要的是取決于于對待疫情的態度。可是河南省有關當局就是不一樣，不僅毫無顧忌地隱瞞疫情，而且拒絕任何形式援助，不論是國際或者國內的援助，一律拒絕。在這種有意識地完全封閉的狀態下，讓疫情一次次失去控制的良機。以致最終釀成了世界公共衛生史上一場典型的人為的大悲劇。
4、 桂希恩 勇揭中國「愛滋病村」的實情
1998年，著名傳染病防治專家桂希恩教授首次進入上蔡縣文樓村調查，發現困擾當地村民的「怪病」就是愛滋病。文樓村逐漸成為讓外界深感神秘和恐懼的「愛滋病村」。
這年8月，桂希恩是接到他的一位在上蔡縣醫院工作的學生的信而前往。他的學生接觸的病人中發現許多人是愛滋病毒感染者。於是桂希恩在赴北京開會返回武漢途中，沒有直接回家，而是急切地在中途的河南下了車。文樓村成了桂希恩第一個深入考察的村莊。
這個村子裏病人很多，而且病人都賣過血。他抽取了11位病人的血樣帶回武漢，化驗確認10份血樣愛滋病毒陽性，這個結果令這位畢生心繫廣大人民健康與疾苦的專家非常震驚，同時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將自己的調查結果向當地政府和衛生局作了匯報，希望引起重視，可是兩個多月過去了沒有回音。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到文樓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樣，結果竟有一半血樣愛滋病毒檢測陽性。經過他的調查了解與核實，證實是那些「合法」與非法血站採血時的交叉感染導致了愛滋病流行。他的檢測結果再一次揭示了愛滋病在我國的一個重要傳播途徑，即血液傳播。驚人的數字，沉痛的代價讓這位花甲老人忍不住流淚了。
1999 年7月，桂希恩又來到文樓村。他見到第一個病人是李娟。李娟面色蠟黃，口部生瘡，臉上、手上、胳膊和雙腿，凡是能看見的部位，無不黑斑點點。李娟的孩子剛剛滿月，也是發燒、咳嗽不止，醫生讓她吃了1000多元的藥，稍稍有些好轉，可沒幾天病又犯了。後來李娟病倒了，腿上長瘡，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續低燒、咳嗽，不能吃飯，極度痛苦。
晚上，桂希恩來到李娟家，掏出50元錢，叫她和孩子去醫院拍片。第二天她的丈夫老陳帶着在醫院拍的片子，找到桂希恩。桂希恩又抽了李娟的血，說縣裏的條件有限，回到武漢才能確診。檢測的診斷為愛滋病。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藥，想自殺，幸被被鄰居奪了下來。
「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筆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寫信，以真實數據揭露河南省的愛滋病問題。在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後，桂希恩為了愛滋病事業，為了那些他牽掛着的病人，就再也沒有消閒過。他以極大的勇氣承擔普通醫生身份以外的道德責任。
2000 年初，在得知河南上蔡縣許多青壯年不明原因死亡後，桂希恩又一次趕赴現場調查，在短時間內摸清了當地愛滋病流行現狀和原因。2001年，他在眾人懷疑和恐懼的目光中，將５名愛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與他們共同生活了５天。這是什麼樣的人，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這就是所謂的純粹的人，高尚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他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貝利—馬丁基金會的創始人、英國慈善家馬丁•哥頓先生在武漢將2003年「貝利－馬丁獎」授予桂希恩教授，以表彰他為關愛愛滋病人和愛滋病防治所做的貢獻。
同時，桂希恩積極爭取各種援助，為愛滋病人捐藥，為「愛滋遺孤」捐款。他從1998年起，３０多次自費到河南的愛滋病流行的村莊送醫送藥，資助５８名孤兒繼續上學。桂希恩把2003年所獲獎金全部捐出用於愛滋病防治工作。
正在河南省衛生廳廳長為高耀潔揭露河南愛滋病疫情內幕和新聞記者的報道傷腦筋時，桂希恩像一位不速之客進入中原腹地。「如果誰都不管，那裏狀況將會更糟糕！」為了病人，為了摸清疫情，桂希恩「常常偷偷地做光明正大的事」。他利用節假日去文樓村調查，拿着自己製作的幻燈片，走村串戶告訴村民如何預防被感染，告訴他們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時候，桂希恩帶上藥品，發放給那些已出現症狀的病人，以減輕他們的痛苦。愛滋病病人看到這位頭髮花白的老人為了他們來回奔波勞累，一貧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像樣的東西招待這位救命恩人，他們只能端碗水給他喝。這時的桂希恩會毫不猶豫地接過水一飲而盡。他這種精神境界，可以說是上對得起蒼天，下對得起黎民。
在人們談「艾」色變的年代，河南省廣大農民對愛滋病剛剛有了初步認識的時候，桂希恩的行為無疑觸動了當地的某些人。他們認為桂希恩來到河南省破壞了當地的政府形象，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就這樣，這位在防治愛滋病戰線上的有功之臣的桂希恩，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
5、捅破「窗戶紙」的張可
「我在1998年就已經接觸到了從河南省來的病人。」「起初，我並不相信，可後來到他們那裏實地查看之後，事實讓我驚呆了。」北京佑安醫院張可醫生放下手頭工作，於1999年8月前往文樓村東南的新蔡縣東湖村，在那裏，他一個上午就見到了10多名愛滋病患者。
1999 年，由於愛滋病發病高峰期來臨，河南省賣過血的愛滋病毒感染者開始「不明原因」死亡，許多有一定文化的農村病人開始到大城市尋求醫療救助。就在這個時段，張可曾先後多次到達河南省新蔡縣的東湖村和其他村莊。他曾數次參加中國疾控中心愛滋病防治中心針對河南問題的專題討論，參與制定防治策略。除了新蔡縣之外，張可還去了河南省柘城、睢縣、南陽等地，看到了病人大量死亡。張可見到一些官員，希望他們做些工作。可官員卻說：沒關係，這些人過兩年死完了就沒事了。還有的地方政府官員乾脆說，「這病就沒法治，只能等死」。2000年，張可到一個地區和地方官員商議，能否將愛滋病疫情公開，並說公開以後會獲得許多援助。張可講，我可以在北京為你們尋求到許多援助。結果一位官員說，此事萬萬不可以，一旦公開，就沒有人到我們這裏投資，經濟就不能發展了。
這些官員的話反映了當地大多數地方官員的普遍心態，經濟發展指標與自己的政績和以後官位晉升有關，至於愛滋病死人、死多少人，與政績並沒有直接關係，也不與晉升掛鈎。當然，也有不少官員認為，如向張可和外界坦誠公開疫情，可能會因此承擔責任。這種狀態為地方政府在愛滋病防治方面的不作為埋下了深深隱患。
由於河南有關當局的不作為，超過3%的愛滋病患者因無法經受愛滋病晚期的折磨和歧視自殺身亡。
龐大的孤兒群體需要救助。河南省鄲城劉家兄弟8口人都參與賣血，除了老大本人和其一個兄弟的妻子外，其餘6人先後死於愛滋病，留下13個孤兒。鄲城冷莊的冷新華，除自己妻子病亡，兒子和兒媳婦均病死，現在一個老人帶着3個孤兒，是典型的隔代家庭。
由於張可多次去河南省愛滋病村，大量河南省的愛滋病病人知道北京佑安醫院能治療愛滋病，此後，該省柘城、睢縣和開封、周口、駐馬店和南陽地區的很多愛滋病病人到北京找張可，大量河南省愛滋病人湧向佑安醫院。每天早上一上班，總會有幾個農民模樣的人在醫院門口等着。久而久之，醫院職工一看見河南省農民，就知道是來找張可的。但是，佑安醫院資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湧入，不但給醫院造成了巨大壓力，而且病人為爭奪有限的資源也產生不少矛盾。這種矛盾後來上升到醫院，以致醫院領導開始對張可的工作頗有微詞。
據張可講，衛生部希望能夠查清河南省愛滋病疫情，但長期遭到河南省拒絕。張可曾經隨衛生部專家組第二批到達上蔡縣文樓村。在當天的座談會上，上蔡縣領導大量闡述了文樓村被公開後的痛苦，說公開後有很多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資金等等。言外之意對公開疫情不滿，同時認為中央應承擔全部救助任務。他們把愛滋病防治當成是中央政府的事，與他們無關。自此，衛生部和河南在河南省愛滋病問題上產生了不少矛盾。
張可認為，衛生部在以下幾點對河南省很有意見，其一是疫情報告不真實，其二是工作不作為。多年間，河南省嚴重疫情的真實數據曾長期無法獲得。河南省在數年間曾一直報告愛滋病人數從幾千到一萬多人，這樣的數據衛生部很難相信。由於數據不準確，衛生部一度不知道要提供多少援助、購買多少藥物、需要多少資金、需要什麼技術，致使長期無法對河南問題做出科學決策。這種粉飾太平的做法嚴重妨礙當地的愛滋病防治工作。
因有償獻血感染愛滋病的情況在其它省市也存在，有的省市局部地區疫情也較嚴重。如山西、河北、安徽、湖北省的部分地區等。但與河南省不同，這些地方的官員基本上能正視問題。地方政府態度積極，主動到北京尋求援助，並主動做好防治工作。如山西省夏縣主動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中國愛滋病基金會合作，共同進行愛滋病防治工作。山西省文喜縣多年來一直與中國性病愛滋病防治協會合作，並在國內成立了首家農村地區關懷愛滋病人的民間機構「溫馨家園」，為全國農村愛滋病防治起到示範作用。張可曾多次應邀去山西省講課，看到那裏的病人與地方官員關係融洽，大家積極配合一起做工作，情況與河南省大不一樣。
河南省的愛滋病大流行是一場災難，然而，更大的災難是不願意正視這個現實。
張可說，在我給衛生部的報告快要完成時，傳來河南「拉網式普查」的結果。「2.5萬感染者，萬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屬於低流行地區，賣血者感染率10%」，這個結果讓所有人為之詫異，繼而感到震驚。這樣統計數字顯然不能讓人信服。據我所知，僅上蔡縣在兩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左右，死亡人數超過1600人左右。總數將近8000人，加之沒有查到的，總數可能超過1萬人。僅一個縣就有接近1萬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像上蔡這樣的縣還有新蔡、確山、沈丘、項城、尉氏、鎮平、鄲城縣等等，怎麼就只有2.5萬感染者呢？
張可還對河南愛滋病死因做了死亡分析。他對2343例死亡病例的分析結果是，32.8%死於合併嚴重的肺部感染，18.1%死於中樞神經系統感染，8.2%死於肝硬化，6.6%死於各種惡性腫瘤，3%死於自殺；其餘23%死亡原因不明，其中有3%死於自殺值得關注。
作為傳染病醫生，張可更注意河南愛滋病人的臨床表現和發病現狀。他自1999年開始和當地村醫合作，對40個村莊11057個病例中進行了調查。由於感染時間相近，感染途徑相同等因素，河南愛滋病感染者發病情況基本相同，並和國外相關臨床資料有一定差別。臨床表現為高丙肝感染率（丙肝陽性率為95.1%），高愛滋病毒母嬰垂直傳播率。臨床特點以發熱、腹瀉、口腔黴菌感染（口腔潰瘍）、搔癢性皮炎為主，併合並大量的瘧疾感染。對66位愛滋病毒陽性的母親在 1995年後所出生96個兒童調查，36個兒童愛滋病毒檢測陽性，母嬰傳播率為37.5%，明顯高於西方發達國家的15%～25%的傳播率水平，與亞非國家基本持平。自1995年至2004年8月，調查40多個村莊11057個病例，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已經死亡患者占愛滋病總感染人數的30.2%。年齡20-68歲不等（不包括兒童或因輸血感染的愛滋病人），死亡患者平均年齡41.9歲。男性略多於女性，男女比例為1.3：1。70%為30-50歲的患者。
張可認為，應建立問責制，對政策失誤導致的後果要追究責任。
張可的大量工作和所做的病情與死亡分析難能可貴，學術價值也比較高,他的忘我執著精神，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6、《華西都市報》、《大河報》、《鄭州晚報》、《城市早報》等媒體,是新聞輿論戰線先行的尖兵
2000年1月，成都《華西都市報》發表了獨家報道《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謎》（記者張繼承、子尚），率先揭開河南省令全國和世界震驚的愛滋病和「血禍」的蓋子。
河南省第一個被確認愛滋病疫情的重病村是王淑平所去的河南省商水縣西趙橋村。在發現西趙橋愛滋病疫情4年之後，距離西趙橋村30多公里的上蔡縣文樓村愛滋病疫情因被《華西都市報》曝光，文樓村因此成為首先被打開「缺口」並具有標本意義的重病村而名聞世界，而4年前被發現愛滋病疫情的西趙橋村則退居次位。
《華西都市報》對上蔡縣文樓村愛滋病疫情的曝光，這令國內外輿論譁然，並震動了我國高層，打破了妄圖以欺上瞞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愚弄輿論、矇混過關的人的美夢。它把這樣的人推上了被告席。河南省諸多疫情嚴重的縣鄉村從此有了得救希望。
河南省的《大河報》、《鄭州晚報》和《城市早報》一直關注該省鄉村流行的愛滋病疫情。1999年11月，在幾位專家支持下，河南一個媒體記者寫成內參上報給高層，但是後來他們遇到了阻力，以致《大河報》、《鄭州晚報》和《城市早報》有些記者對阻攔他們正當新聞報道的無理行為憤怒了。他們不點名地大幅刊登河南有關愛滋病的文章，有的借宣傳高耀潔的民間防治愛滋病行動含蓄地批評河南省衛生廳捂蓋子行為。該省衛生廳廳長則通過省委宣傳部給報社施加壓力，制止和封殺這方面的消息。記者們只好開始從外圍包圍河南。
之後，《南方都市報》、《長沙晚報》、《南方周末》、《中國經濟時報》、《經濟觀察報》、《中國青年報》、《青年參考》、《北京青年報》、《燕趙都市報》、《楚天都市報》和《北京娛樂信報》等多家媒體，紛紛加入了公開報道河南省愛滋病疫情的行列，國人從此透過一篇篇報道得知了一度被封鎖但他們非常想知道的信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的欄目如《生活》欄目後來也參與其中。
由於媒體報道和愛滋病發病期的到來，河南省愛滋病問題的嚴重性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被省衛生廳廳長捂得嚴密的愛滋病「血痂」被新聞報道一點點揭開。
為了繼續掩蓋真相，河南省有些縣規定未經縣裏批准，一律不准接待記者採訪。不止一位官員指責說，正是新聞記者把「愛滋病村」搞得臭名遠揚，他們為了賺稿費，不顧人家的死活。中國新聞社記者一次在文樓村採訪時曾經被圍攻三個小時，證件也被扣壓了很久。
河南省省委宣傳部對本省媒體一再抱怨，並指責說，各省都有愛滋病，別的省都不報道，為什麼河南非要曝光報道不可？！這種指責就像河南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他們千方百計掩蓋真相，為腐敗官員充當了極不光彩的「保護傘」。
高耀潔的呼籲和媒體報道，成了阻礙省衛生廳廳長邁向更高政壇的噪音。他通過人際關係將《大河報》愛「放頭炮」的一位衛生記者調離。1998年末，有一天這位廳長聽說《大河報》要刊登一篇有關河南愛滋病的報道，立即下令他手下一位與報社有密切關係的人員，拿八萬元將那篇文章在開印前換成了大型廣告。他使用不正當手段，將沒有按照自已意圖報道的河南某些報紙有影響的衛生口記者調離。
由於外界的強烈反響，河南省衛生廳在1999年和2000年派人小規模到鄉下「摸底」。據河南省疾病防控中心的一位不願意暴露姓名的人員講，他在上蔡縣實地調查抽樣，了解到下面有些情況比報紙上說得要嚴重得多。上蔡縣盧崗、邵店鄉疫情最為嚴重。他舉了邵店鄉十里舖村的一位婦女為例，該婦女因為1993和1994年賣血感染愛滋病，後因難以忍受的高熱上吊自殺，留下了5 歲和2歲的小孩。她的丈夫和孩子也是愛滋病毒感染者。
可怕的是否認和冷漠，和政府的不作為。
7、在河南省抗擊愛滋病的志願者-楊松
楊松曾寫道：「以前我覺得愛滋病都是『外國病』，離自己挺遠的。沒料到，它已經威脅到了身邊的親人。」
楊松是《「艾」情緊急—來自愛滋病高發區的調查報告》的作者。寫報告時楊松是浙江傳媒學院大二學生。他當時在一年多時間裏，先後12次自費到愛滋病高發區上蔡縣文樓村等地進行社會調查。寫成約21萬字的調查報告。《中國青年報》等有關報刊先後7次報道了楊松的行動。
1999年，楊松中專畢業回鄉，在山西省南部一個小縣城工作。媒體報道說：「當時，他聽說河南這邊賣血的情況挺嚴重的。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得知自已老家也發現有人因賣血感染愛滋病毒。讓他更為震驚的，因為自己的學費中就有一位是親戚賣血換來的錢。」
從那時開始，愛滋病問題就引起了楊松的強烈關注。此後幾年裏，他先後當過記者和教師，利用這段時間查閱了大量關於愛滋病方面的書籍和資料。「我親自去過河南愛滋病疫區，震撼太大了，文樓村是一個縮影」。
2004 年楊鬆通過高考成為浙江傳媒學院新聞傳播系的大學生。此時，他已經23歲。高考一結束，楊松立刻開始在河南省上蔡縣實地調查。此後每逢節假日，楊松就一個人悄悄地去上蔡縣收集資料，短則兩三天，長則半個月。有時候，楊松坐周五晚的火車，次日中午到達上蔡縣，然後周一早上7時趕回學校上課。「自己想做的事，特別是有意義的事，一定要一步步去實現。」為了自己想做的事，楊松工作5年攢下來的7萬元錢，除了交學費，大部分用在對愛滋病的調查上。
第一次進村，文樓村村民對愛滋病的態度讓楊松有些吃驚，他們對陌生的來訪者並不隱瞞 。在那裏，楊松與愛滋病人在一起，和他們握手，吃他們夾的菜，喝他們釀的酒，整夜促膝長談。說沒有恐懼是不可能的，但憑着對愛滋病知識的充分了解，楊松清楚地知道一般接觸不可能造成病毒感染，但他也非常注意自我保護。「他們讓你坐就坐，他們讓你喝就喝！推推搡搡的話，受傷了有創口就有危險。」如果患了口腔潰瘍，就不在村里吃飯。「在那裏，走路一定要小心，路邊經常能看到一些廢棄的輸液針頭，要注意不能被扎到。」
楊松寫道：「看，這個小孩多可愛啊，也被感染了。他的爺爺奶奶都不在了，媽媽也得了愛滋病，爸爸是家裏惟一沒被查出問題的人，可他自己跑去外省打工再也不回來了。」 「這個是前幾天出殯留下的墳墓。村民們早就習慣了這樣的場景，他們知道，也許哪一天，躺在棺木里的就是自己。」
一年多的時間裏，他走訪了數十名愛滋病人、衛生局退休幹部、衛生所醫生、鄉政府官員，用誠意打開了很多不願輕易打開的話匣子，對愛滋病進行了全方位的了解，拍攝了500多張照片。
楊松說，死亡威脅成了壓在村民心頭的一塊重石。只要不發病，部分人還是不願意去檢測，就算明知道自己得了愛滋病，但是還不想捅破這層窗戶紙，怕承受不了壓力。儘管如此，一些村的村口不遠的田地里每個月都在添新墳。
偏僻、貧窮的村莊為什麼會有大範圍的愛滋病毒感染呢？是賣血，是瘋狂的「血漿經濟」。
有村民告訴楊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在一些經濟落後的鄉村，賣血成了一種「生存狀態」。公路上站滿搭車去城裏賣血的村民，像趕集一樣成家成戶地去，走在路上還說，「這個胳膊是化肥，這個胳膊是種子」。 如今，村民們還清楚地記得當年那句風靡一時的順口溜「一彎一蜷，50大元」。
上述介紹的以高耀潔為代表的情系河南愛滋病重病區的賢者，他們歷盡千辛萬苦，奔走呼號，卻未能躲過「小人」的算計 。這是時代的悲劇，但他們絕不是失敗者。
高耀潔和王淑平已經離開了是非之地；一位移居國外，一位客居異國。
高耀潔這些賢者孤軍作戰，但他們並不孤單。
莫愁前路無知已，天下誰人不識君。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好人有好報，好人一生平安。
五、河南省血禍殃及全國
賣血引起的河南省愛滋病問題是21世紀初中國最為敏感也是世界對我國關注的焦點之一。一個更加嚴峻的問題凸現在人們面前：當年河南流向全國的由受過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漿，留下了難以醫治的禍根。越來越多因為使用過「河南血漿、河南血製品」而感染愛滋病毒的患者已經進入愛滋病發病階段。
《中國青年報》（記者 包麗敏 龔瑜）2003年報道，上海市的吳忠澤做夢也沒想到，有比兒子濤濤得血友病更糟糕的事。13歲時患病的濤濤1998年被診斷得了愛滋病，兩年後，在花費了巨額醫療費之後，15歲的濤濤不治身亡。
濤濤並非惟一因為使用血製品感染愛滋病毒的血友病患者。據吳忠澤和一些病友統計，當時上海至少已有55位血友病人感染愛滋病毒並已經開始發病。而那些感染了愛滋病毒尚未發病的病友究竟有多少，未見公開報道。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以及國內多個生物製品研究所生產用原料血漿有相當多的份額來自河南省。河南省當年被大量污染的血漿正在全國各地顯露出禍根。 而這些收集起來的無數噸重的全血和血漿，流入醫院、流入生產血製品的工業流水線。
上海部分血友病人的共同點是因患血友病，長期使用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以下簡稱上生所）生產的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因而感染了愛滋病毒和丙肝病毒。
據媒體報道，2003年11月，中國血友病病友聯誼會副會長孔德麟和一位病友代表上海市55名血友病患者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寫了一封「緊急求助信」。
「我們需要人們的關注。」2003年11月，孔德麟在接受採訪時說，「雙重的疾病讓我們無法生活下去，我們是全國部分集血友病、愛滋病、丙肝三種重病於一身的疾病患者。確切地講，我們是因血友病，長期使用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生產的『凍干人凝血因子』而感染愛滋病病毒、丙肝病毒的血友病人。」
「1996年以前，上生所生產的『凍干人凝血因子』在生產工藝中沒有進行病毒滅活處理，該藥品中帶有愛滋病病毒、丙肝病毒。根據衛生部『衛藥發（1995）第55號』文件的要求，上生所1995年底停止生產這種藥品。但已造成了在這之前因使用過該所生產的『凍干人凝血因子』的血友病人感染了愛滋病毒的一場災難。根據準確統計，僅上海市的血友病患者中有55人感染愛滋病病毒，有10餘人由感染者轉為愛滋病人，並有數名愛滋病人已經病亡。」
「我是在1998年就開始注意了這個問題，」孔德麟說。從那時他開始關注血友病病友中感染愛滋病的人，「起初，我找到了10多位這樣的人，可到現在，在上海能聯繫上的已經有55個人了。」孔德麟行動不便，每天守在電腦前上網，他和另外幾個病友在中國醫學科學院的幫助下建立了「中國血友病之家」，並開設了網站，通過互聯網，他們把全國病友聯繫在一起。
孔德麟說，「我們要爭取共同的權益，現在只能自己救自己」。他們中的多個病友在查證感染了愛滋病毒和丙肝病毒後，多次找到上生所協商解決賠償等問題，但上生所拒絕了他們的要求。接着，他們向上生所所在地上海市長寧區法院起訴，但是能夠受理的卻是寥寥無幾，即便是一兩個開庭的案子，都是判原告敗訴。2003年8月以後，長寧區法院明確表態，他們不再受理涉及上生所的這類案件。在通過起訴等手段爭取權益的過程中，先後有10幾個病友死於愛滋病，這讓孔德麟等人感到時間緊迫。2003年11月中旬，孔德麟等人來到北京，尋求媒體的幫助。但是經過數天奔波，願意聽取他們聲音的媒體幾乎沒有，「下一步怎麼辦？」孔德麟問自己，無奈之下，他決定上書總理。在給溫家寶總理的「求助信」中，他提出4點請求：（1）請敦促有關部門參照上海市政府對此事件的做法處理，即向全國此類血友病的受害者提供愛滋病和血友病方面的免費治療，另外每月給予1000元的生活補助，以解燃眉之急；（2）提供治療丙肝的醫療費用；（3）請各省、市政府組織對曾經使用過上生所生產的「凍干人凝血因子」的血友病患者進行愛滋病病毒和丙肝病毒的檢查，並及時給予感染這些病毒的患者提供治療；（4）請敦促有關部門及時做好相關賠償工作。
「但願溫總理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孔德麟通過互聯網逐步聯繫到全國10多個省市已感染愛滋病毒的血友病人。「東三省有兩個，在北京，前幾天剛剛在協和醫院確診了1個，浙江、廣東、江蘇、安徽等省份都有這樣的病人。
」
「上海有血友病患者500來人，愛滋病毒感染率為百分之十幾，如果按照這個概率估算，全國的血友病人中感染愛滋病毒的怕有上萬人。」 孔德麟在向記者陳述時，對血友病群體表示出了擔心。
追溯上生所從河南省採購血漿的時間，可以上推到1992年。正是從那時開始，河南農民賣血逐步達到了高潮。河南的血頭從賣血農民那裏採集到沒有經過化驗的血漿之後，混合在一起將其成袋成批地賣給了上海和武漢的生物製藥企業，製成白蛋白、球蛋白、干擾素和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之後，這些藥品被賣向全國。
一位賣過血的河南農村青年說，「我現在還能記得當年的情景。」他記得當年有「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字樣的車輛經常出入他們的村莊，拉走大量血漿。
這是絕對恐怖又無法躲避的現實 。
孔德麟說，「我找過美國著名的製藥企業拜爾公司，他們的一位負責人告訴我，1995年之前，河南方面曾經送給他們10個血漿樣本，結果查出了其中的6個樣本為愛滋病毒陽性。他們拒絕了河南擬賣給拜爾血漿的意向。孔德麟說，當時中國的技術達不到美國檢測的標準，結果是大量攜帶有愛滋病毒和乙肝、丙肝等多種病毒的血漿在國內的企業被製成了生物製品。
河南省衛生廳披露的資料顯示，當年在河南省自建採血點的有上生所等33家生物製藥廠。直到1996年，這些藥廠生產的藥品還在使用。
血友病治療主要是定期注射血漿凍干濃縮製劑或冷沉澱製劑。每一批號濃縮製劑來自2000-5000名不同供血者的血漿，只要其中任何一份供血者中有愛滋病毒，製劑就會全部被污染，接受治療的血友病人也就隨之被感染，一個也跑不了。我國1985年發現愛滋病毒感染者中，有4例就是由於輸入了從外國進口的血液製品被感染的。
北京一位從事愛滋病研究的專家對媒體說，「全國在1996年之前對使用過血漿製品的病人應該進行一次普查。」 那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因為沒有人能夠計算出當年從河南農民的血管里流出了多少攜帶愛滋病毒的血漿，這些血漿又被血頭賣向何方？但有一個現實無法迴避，那就是1995前的河南血漿中的愛滋病毒，在潛伏了5-10年之後，會在越來越多的人身體內發作。
甲型血友病患者缺少的是第八凝血因子，治療這種病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給病人體內補充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作為藥物的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是血液製品。1995年之前，國內甲型血友病患者大量使用的是上生所生產的「凍干人凝血因子。」
可以說1995年之前，中國在政策和法律沒有對凝血因子製劑做病毒去除或滅活的嚴格技術要求。而一些發達國家早在1980年代中後期便開始規定，包括各類凝血因子類血液製劑須經病毒滅活或去除工藝處理。這些國家有過慘痛經歷。美國最早發現的愛滋病人中，就有因使用血液製品而感染愛滋病毒的血友病人。今天，中國不少醫學專著里都可以看到當年「特別是血友病患者輸血及血液製品引起的愛滋病毒感染率很高」的記述。
六、河北、山西等省也先後發生了賣血和輸血導致愛滋病感染的嚴重事件
據《健康報》報道， 2002年12月，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表示，「我國1995年前後因不規範和非法采供血活動造成的愛滋病傳播，涉及全國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重點農村供血漿人員的感染率一般為10％～20％，最高達60％。目前發病和死亡病例已相繼出現，給當地人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安定造成了不良影響。」
另據新華社報道，2005年 1月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衛生部部長高強透露，國內通過采供血渠道，包括供血人員和血友病人員，共有７萬人感染了愛滋病。
上述這些被感染愛滋病毒的患者，一是非法賣血時被感染，二是在醫院輸血時被感染。
1、 邢台市因輸血感染愛滋病者達200餘人
河南省大多數農村愛滋病人有共同的特點是賣血時被感染，但河北省邢台市眾多的愛滋病人卻有着別樣特點，他們是到醫院看病，輸血時感染愛滋病毒的。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河北省邢台市的愛滋病毒感染者陸續浮出水面。據有關部門統計，邢台市因輸血感染愛滋病毒者就達200餘人。
當時邢台市各市縣醫院私自採血十分普遍。邢台市中心血站宣傳科科長李黔冀說，「遇到手術用血時，醫院通常讓患者自己去找血或向血頭買血，醫院只負責化驗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把1995年9月至1997年1月，擅自從山西省南部地區買來的血液，稱之為「山西血」。
「血液運輸本應有良好的冷藏絕熱條件和有防震軟墊，可是當時從山西運血用的只是一個薄薄的白鐵皮箱子，沒有任何保溫減震措施，就這樣一路顛簸十餘小時，運到邢台有時候血都變綠了，患者輸血的時候輸不進去，護士只好用手擠。」 資料顯示，從1995年9月20日至1997年1月10日，該市中心血站擅自購血共16759袋。
據了解，當年河北省一些地方也把采供血機構作為盈利創收的「第三產業」，出現了「建血站、采漿站熱」，醫院、衛生防疫站、衛生院、甚至鄉政府以及個人都在建。當年該省共有22個血站，其中3 個沒有手續，5個問題較多；14個采漿點，只有1個獲批；10個採血點全部無批准手續；自采自供的醫院血庫132個，也只有1個經過批准。當年的河北省副省長楊遷曾經於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開門見山地做了上述這樣的講話,痛批這一違規行為。
中國經濟時報首席記者王克勤進村入戶，先後訪問了１０名患愛滋病的兒童（他們被人們稱作「愛滋兒童」），親眼見到持有河北省愛滋病監測中心愛滋病毒呈陽性報告的８名兒童。
「生不如死！」這不僅僅是當地愛滋兒童甜甜( 化名) 的爸爸張記錄的感嘆，更是記者訪問過的許多愛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嘆。
接受王克勤採訪中的幾乎所有的愛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認為，是醫院「害」了他們，是醫院為他們輸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慘劇。
愛滋病患者及家屬對王克勤說，「邢台的愛滋病十有八九是輸血造成的」。被推上被告席的邢台當地醫院有：康泰醫院、顯德汪煤礦職工醫院、邢台市人民醫院、邢台市第二醫院。
從血站拿一袋４００毫升血液，得給血站４６０元，醫院在此基礎上加３０元左右的血型化驗費。如果是自採血，醫院只支付給賣血者１８０元左右，其餘的費用由醫院分割。有的醫院給賣血者支付的比這個更少。因此，每袋血醫院會有約３００元收入。
「好閨女，你過來，以後娘無法給你梳頭了！你爹給你梳不好，娘給你把頭髮剪了吧！」
８歲的小女孩甜甜( 化名) 的媽媽是在３４歲生日那天死去的，死於愛滋病併發症。正在村小學三年級讀書的甜甜，也被確診感染了愛滋病毒。
「造成如此嚴重的人為傷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醫院在採血、輸血過程中不經檢驗、違規採血造成的。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兒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無情地剝奪了她們的生存權，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變得支離破碎，而我本人也面臨着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與死的恐怖之中。」
埋葬了妻子後，這個曾經在老山前線榮立過集體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選礦廠的工作。「我再解釋都沒有用，他們也在懷疑我，誰也不願意與我在一起工作。每月打工所掙的８００元錢，本來是家裏最核心的收入來源，現在一分錢的來頭都沒有了，連孩子上學的學雜費都是賣了糧食才交上的。」
張記錄說，他相信國家的法律會給我們一個公道，只是他現在沒有任何能力打官司，「他們有權有勢，我一個貧困的莊稼漢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在河北邢台，愛滋兒童並非甜甜一人。
雪雪( 化名) ，女，８歲，一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
山山( 化名) ，男，９歲，三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 之後，全家檢查，結果是山山和他爸爸均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丹丹( 化名) ，女，８歲，一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父親為愛滋病毒感染者。
丹丹的母親是２００４年農曆６月３日去世的。
浩浩( 化名) ，男，６歲，父母均是愛滋病毒感染者。
楠楠( 化名) ，女，８歲，二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
佳佳( 化名) ，女，８歲，三年級，母親因愛滋病死亡。
以上僅僅是記者連續三次在邢台訪問到的愛滋兒童，長期為邢台的愛滋病患者奔走和提供救助的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李黔冀對記者說：「在邢台，已經發現的愛滋兒童至少有２０多人，愛滋病毒感染者至少有２００多人。
記者累計訪問到愛滋病人及感染者總共３４人，其中已有１４人死亡，許多死者的墳墓上依然培着新土。
2、 湖北大冶一家醫院近百人12年前因輸血感染愛滋病毒
據《楚天都市報》報道，2009年9月，武漢市江夏區湖泗鎮38歲的張凱（化名）被確診患愛滋病。
張凱的感染的確認很無辜，—起因於12年前一次車禍中受傷，被就近送往大冶市第二醫院救治，輸血感染。他的被發現很偶然，如果不是次年9月一次抽血檢測時意外發現，他可能至今不知道自己患有愛滋病。
大冶市第二醫院副院長徐春陽對記者介紹，這麼多病人在醫院感染愛滋病，與該院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向患者輸入不潔血液有關。
1990 年代，該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應，質量有保證；另外一部分則由該院自行向賣血者採集，幾個農民常年向他們醫院供血。這幾個農民中有四五人曾前往河南賣血，染上愛滋病毒回家後，繼續向他們醫院供血。該院醫生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這些內有愛滋病毒的血液輸給前往該院接受手術的患者體內。1996年到1997年在該院做手術時接受過輸血的患者中，80餘人感染了愛滋病毒，還有人將愛滋病毒傳染給妻子或孩子，總人數近百人，主要分佈在這家醫院所在地及其周邊地區。
據大冶市疾控部門介紹，當地的愛滋病疫情，主要是1995年前後。部分貧困農民到鄰省進行有償供血漿感染，這部分供血漿者回到當地醫療機構繼續提供血源，造成部分病人因輸血導致感染。
3、吉林省愛滋病毒感染者賣血長達一年半
據《華商晨報》2005年12月報道，吉林省德惠市51歲的農婦張夕霞於11月去世，死在長春市傳染病院關愛病房。
2005年9月，張夕霞被診斷為胃潰瘍前往北京治療。北京301醫院檢測結果是，愛滋病毒陽性。
同月張夕霞在醫生指點下到北京地壇醫院認真複查，結果亦然。
張夕霞及其家人想到，2003年3月，張夕霞在吉林省德惠市中心醫院做子宮肌瘤手術時曾輸血600cc，血液是德惠市中心血站提供的。
64歲的李海盛也是德惠市農民，也曾在德惠市人民醫院住院手術，接受過醫院輸血。
李海盛已死亡，當晚屍體被火化。後經長春市傳染病院醫生李錦證實，其死亡原因包括感染愛滋病毒這一項。
經了解，在2003年2月到2004年7月間，先後有25名患者在他們醫院輸入了含有愛滋病毒的O型血液。血液來源同為一人，德惠市近郊農民宋陽。
25名患者中，腫瘤患者、車禍傷者和宮外孕患者佔到70％左右，在李海盛和張夕霞之前，已有7人死亡。
隨後檢測結果是，所有受血者均被確認為愛滋病毒感染者，此外，宋陽、他的兩名性夥伴以及其中一人的配偶也被確認感染愛滋病毒。
宋陽就是血站有償採集「隊伍」中的一員，每100cc血站付款40元錢。
宋陽說，血站需要血液時就找我，我得隨叫隨到。活兒多的時候，一個月要抽三四次血，每次200至400cc不等，前後賣血一年半。
4、 記者對廣東省揭陽賣血部落的臥底調查
根據法律法規，獻血者獻一次血要等半年後才能再次獻血，職業賣血人拿一張身份證只能賣一次血，下一次賣血就要用另一張。所以賣血者需要有多張身份證才能多次賣血，使用假身份證一事買賣雙方都是心照不宣。一個專辦假證小店位於廣東省揭陽血站大門斜對面，小店最重要的「業務」就是幫賣血人辦假身份證。
有的賣血者三天兩頭賣血，所以打工幹什麼活都沒勁。「還是賣血好，胳膊一伸，血一抽，錢就來了，爽得很！」
在揭陽，由於這些所謂的獻血者每次獻血都能從血站或血頭那裏拿到不少於200元的「獻血費」，於是他們樂意聽從血頭的「調遣」，隔三岔五就奔赴附近血站賣血。
一個「血奴」自白道，「服藥催血一個月最多能賣16次血」。 有的人9個月賣血50餘次。
「血奴」們說，他們經常要靠超量服用硫酸亞鐵等藥物「產血」。這類藥主要是補血補鐵的，比如硫酸亞鐵、複方肝浸片、維生素B12、利尿片等。專家說，該藥有很大的副作用，對人身有傷害，不能超量服用。「雖有說明書，但我們還是超量服用，為的是多產血。」
職業賣血人都不願講他們的職業身份，而且有很強的自卑情結。據了解，職業賣血部落「輝煌」時有1000多人，當地職業賣血部落大本營也經歷了數次變遷。
賣血部落具有「老資格」的一位「酒鬼」說，最先賣血部落是在廣東省韶關紮根，但大約存在了三四年之後，遭遇當地政府的取締又輾轉到廣東省茂名。在茂名呆了一年多，發現廣東省惠州的血好賣，因此大家又在「血頭」的帶領下轉戰到了惠州。在這個時候，一部分分支到了廣州和廣東省肇慶。最後才來到揭陽，歷經五次易地，在這裏紮下了根。有的大血頭月收入數萬，有房有車。 賣血者則成了賣血機器。
5、 山西省運城市的情況
據《三晉都市報》2001年報道，記者於當年10月就此事採訪了運城市衛生防疫站性病愛滋病防治科的工作人員。據介紹，當年7月以前發現的愛滋病毒感染者絕大多數是農民，都是在診治別的疾病時因為血樣檢驗愛滋病毒陽性而被發現的。一名工作人員介紹，縣裏農民一般不到醫院做檢查，發現的病例都是因為拔牙、發熱等症狀做血樣化驗時測出來的，各醫院懷疑他們感染了愛滋病毒，就建議患者到市性病愛滋病防治科檢驗，檢驗確定為愛滋病毒感染者後立即送省有關機構復檢，然後再確定是否是愛滋病毒感染者。因此，至2001年已檢出的這些感染者偶然性極大，實際感染人數應遠大於118例這個數字。
據了解，愛滋病毒感染者多數來自山西省運城市的聞喜、新絳、絳縣、稷山等縣，感染時間集中在1998年10月《獻血法》實施前，因為愛滋病毒的潛伏期較長，所以實際感染人數難以估計。那時節上述縣份的農民違規賣血現象嚴重，一些地下血站和非法采漿站因不按標準操作規程採集血漿和不進行愛滋病毒檢測，造成有償供血漿人員交叉感染。
1998年2 月臨汾市郊的１６歲男孩宋鵬飛玩耍時，不小心被剪刀扎傷，因為一直沒有癒合，宋鵬飛的父母於是把他送到臨汾市二院，接受腿部傷口的探查手術。臨汾市二院外科醫生對宋鵬飛的父親宋希善說，「你孩子血色素只有6 克，手術前應輸點血。」醫生又建議說，「中心血站的血放的時間長了，要輸就不如輸點新鮮血。」 宋父同意了，在醫生的指點下，臨汾市的一個「血頭」李長勝當天就領來一個青年人，之後青年人就給宋鵬飛輸了300CC 血。後來因失血過多，那位青年接着又給輸了1000毫升。
宋鵬飛的父親從閒聊中得知，青年人叫齊國華，18歲，是臨汾極其貧困的大寧縣無業游民，專以賣血為生。
手術三天後，醫生查覺宋鵬飛的病情未見好轉，勸家屬趕緊轉院。在北京地壇醫院化驗結果表明，宋鵬飛感染上了愛滋病毒。
得知這個信息後，宋希善和妻子張惠在北京的大街上放聲痛哭。回到家後，宋家又遭遇了另一種不幸，不少親戚宣佈與他們家斷絕往來。宋家從此走上了維權路。
6、 安徽省位於河南省交界地區的賣血村
《經濟半小時》記者暗訪發現，在安徽六安市葉集區，有大批河南的賣血者走進了當地採血站。
每天清晨，從河南固始縣開往安徽六安市葉集區的長途汽車幾乎每輛車都滿載。這些人每天一早從河南到安徽去賣血。 賣血者在當地4個血站之間輪流轉。
記者在一名賣血婦女右臂上看到，至少有5個清晰可見的針眼。
記者問：「賣一次血給多少錢?」 「七八十元。」
記者：「上次是什麼時候采的血?」「上次我記不清了，反正半個月我來一次。」
在記者的追問下，她說出實清，「一個月可能采四次吧。」
7、黑龍江省北安建設農場職工醫院非法采供血釀悲劇
據報道，從1997年至2002年6年間，黑龍江省北安建設農場職工醫院非法采供血導致至少19人感染愛滋病。他們都是因為輸血感染上愛滋病毒的，無一因不良行為導致。其中有9人是因分娩而輸血感染，還有人因為外傷、出血熱輸血感染的。他們大部分只有30多歲,個別是母嬰傳播。一家感染兩人者，除了這對母子，還有兩對夫妻是妻子在醫院生產時輸血感染愛滋病毒，最終丈夫也被感染。還有兩人，不僅感染愛滋病毒，還感染了乙肝和丙肝病毒。巨大的病痛,可怕的陰影，讓這些被感染者喘不過氣來。
這些人都是被當地賣血者「孫老四」夫婦感染的。當記者來到事發地時，「孫老四」夫婦已經相繼病發身故。
孫老四夫婦是外鄉人，常年靠賣血為生。1997年4月在8天時間裏，孫老四的妻子賣了3次血給同一個人。在醫院的「導演」下，這對夫婦成為最踴躍的「獻血英雄」，最終導致悲劇的發生！
以上事實表明，在血液環境極度惡化的情況下，管理跟不上，對造成愛滋病毒感染就等於是呼風喚雨，推波助瀾。
七、法國輸血引發的事件和我國「非典」及河北省「毒奶粉」事件的處理是高懸之鏡
1、 法國輸血引發的愛滋病毒傳播事件
據法國報紙1990年代披露，法國輸血引發的愛滋病毒傳播事件發生在1980年代。到1985年底，在法國國家輸血中心定期接受換血治療的３５００名血友病患者的檢測中，有一半感染愛滋病毒，其中２００人已經死亡，其它疾病患者因輸血有７０００人感染上了愛滋病毒。1991年，法國《世界報》揭露了這起因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的重大案件，引起了國際社會震驚。
據《世界報》當時文章揭露，國家輸血中心在確知血液受感染之後，仍然將血液製品投入市場。當時，有人指責是前總理法比尤斯挪用愛滋病研究專款、截留血液測試中心的經費等造成了這起嚴重事件。此案於１９９１年披露報端，引起輿論大嘩。
歷時７年之久的法國「輸血感染案」後來有了進展。預審委員會根據對前社會黨總理法比尤斯（後任國民議會議長）及兩名前部長富瓦和艾爾韋於任職期間在「輸血感染案」中犯有「非有意殺人罪及非有意損害他人身體罪」的指控，作出了將他們移送法國法庭進行審判的決定。案件異常複雜，多次反覆。
經過７年的激烈爭論，共和國總檢察長布爾日蘭曾先後兩次要求對前副總理和兩位部長不予起訴，但是預審委員會的３位法官不肯輕易了結此案。他們堅持認為３位前責任人對「輸血感染案」難辭其咎。鑑於法國最高法院發表的聲明，他們主張對３人的起訴改為「非有意殺人罪及非有意損害他人身體罪」。
經過審查，預審委員會認為前總理法比尤斯犯有５項輕罪，其律師沒有吐露具體指哪５項。對前部長迪富瓦的具體指控是３項「非有意殺人罪」和２項「損害他人身體罪」，前衛生國務秘書艾爾韋的罪名共達７條。總檢察長布爾日蘭在其公訴狀中，以嚴厲語氣譴責前衛生國務秘書艾爾韋的「輕率」和「不負責任」的行為。
法國政府將商業利益置於大眾健康之上的行為引來社會聲討，社會各界對這種行為義憤填膺。人們責問：衛生部門為什麼遲遲未作出獻血者必須接受愛滋病毒檢測的規定？美國1983年就發明了將血液加熱至56℃便可以消滅愛滋病毒的技術，並於第二年規定必須給血友病患者使用經加熱處理過的血液，為什麼法國拖到 1985年7月才作出相應的規定？為什麼輸血中心要把受感染的血液投放市場？
1991年10月下旬，涉嫌此案的國家輸血中心主任加萊特、前衛生部部長雅克及衛生部實驗室主任耐泰被起訴。
但是，國家輸血中心主任加萊特和前衛生部部長雅克卻在一周前曝出更多內幕，聲稱自己是替罪羊，真正應當負責的是當年的總理法比尤斯和財政部長貝雷戈瓦，是他們挪用了愛滋病研究專款，並截留血液測試中心的經費等等。前總理法比尤斯立即予以反駁，並對雅克提出誹謗訴訟。隨着更多內幕被揭露，這場爭論把10多個政界人物牽涉進去。
1984年秋，美國衛生當局建議對血漿實施加熱以殺死愛滋病毒。次年法國教授蒙塔尼埃等人發表的研究報告證明了加熱血漿的有效性，且里爾的輸血中心已製取出加熱血漿。另外，同年3月一項研究報告證明，未經加熱處理的血漿製品已遭污染。可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輸血中心在使用加熱消毒血漿的同時，繼續使用遭污染的血製品，直到10月才停用。針對這種情況有關機構指出，1983年5月，美國發現一個出生嬰兒因輸污染血死亡，隨後美國一舉銷毀了全部6000包可疑血漿。
還有，1985年2月，美國阿博特研究所就其檢驗血液愛滋病毒的試劑，向法國提出申請，4月在亞特蘭大舉行的世界第一次愛滋病大會提出，應對獻血者進行檢驗。法國政府到6月才發佈驗血的決定，8月1日才執行。起訴書說，法國推遲向阿博特試劑頒發許可證，為的是保護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同類產品。有的受害者憤怒地說，一劑試劑只有區區20法郎，可政府卻以國家利益為藉口置民眾生命於不顧。
不管怎樣，由於一連串的決策失誤，法國因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的人數在歐洲各國最多，其中有老人，有青壯年人，還有兩歲和五歲的兒童。
到1999年2月26日，6年前成立的法國共和國司法法庭結束了庭審過程。前國家輸血中心主任被判處４年監禁和１０萬美元的罰金；前國家輸血中心輸血研究部負責人被判處４年監禁緩期２年執行；上述二人共同向受害人支付１５８萬美元的賠款。 衛生部長因此事引咎辭職。
前總理和部長均坐在庭審的被告席上，這在法國第五共和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提起這樁污血案，誰都會不寒而慄，百感交集。它致使眾多血友病患者和其他受血者感染上愛滋病毒，其中有近300人直接因之死亡。是一系列嚴重失誤釀成的一場人間悲劇。直接責任人已被判刑，而且在政治層面上，追究前總理和有關部長的責任。
法國政府擔心此事會釀成政治危機，提醒人們「謹防把爭論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1991年10月29日，為平息事態，法國政府宣佈徹底改組國家輸血中心。密特朗總統也接見血友病協會主席，表示受害者將得到公正賠償。
輿論認為，法國輸血中心暴露出的種種弊端，如管理不善、人浮於事、官僚主義嚴重等等，只不過是人們談論了很久，卻始終未能根除的「法國病」的一次大復發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這個事件應該負責的是整個法國政府。
這就是一錯再錯釀成悲劇的法國污血案。
2、我國「非典事件」的發生與處理
「非典」是非典型肺炎的簡稱，其醫學名稱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英文縮略語為SARS。
SARS於2002年11月在我國廣東省首先爆發，廣東省也是SARS最嚴重災區。該病爆發之初，廣州市和廣東省政府一直沒有發佈相關訊息，也沒有向香港方面通報情況。我國政府當時禁止當地媒體報道SARS的流行情況，當地政府也引導媒體「不要過度渲染」該地區的疫情，說是以免引起民眾恐慌。隨後中共政府在國內封殺了關於疫情的討論，對SARS的消息一律消音，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03年4月上旬。我國政府在2003年2月之前一直沒有根據有關疫情報告制度向世衛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的疫情，也沒申報疫情的蔓延情況。
2003年3月，SARS傳至香港，引起了當地傳媒高度重視。 然而此時相關的疫情報道在大陸仍然被封殺。4月初，衛生部於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衛生部部長張文康面對國內外新聞記者高調聲稱，SARS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並說在中國、北京工作和旅遊是安全的；北京當時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3例。他還說，在北京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直至中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於 4月中旬被停職，疫情封鎖方被解除。
解放軍301醫院的退休醫生蔣彥永認為衛生部長張文康在新聞發佈會上沒有透露實情，當時的情況遠比他說的要嚴重得多。蔣彥永當時得知，僅解放軍309醫院就有40名病人，死亡6例；過了一天，增加到60個病例，死亡7例。蔣彥永同時知道解放軍302醫院也有40個SARS病例。所以蔣彥永認為張文康公佈的數字嚴重縮水，這是對中國人民、衛生部門的誤導，是對人民健康不負責任。蔣彥永接着依次向上級主管、國內媒體寫信反映情況，但都沒有結果。
無奈之下，蔣彥永最終向美國《時代》雜誌揭露了中國的SARS疫情。這樣相關情況才在國內公開發表。人們這時才了解到大陸的SARS真實疫情遠比官方公佈的嚴重。世衛組織對中國提出了旅遊警告,並對中共政府提出批評，把北京列為疫區。國際媒體紛紛指責中共政府由於隱瞞疫情導致非典病毒在全球擴散。
在疫情揭露後，因面臨國際社會指責，中共政府曾多次公開道歉，並接受世衛組織協助調查。世衛組織於2003年4月進入中國廣東省，與當地政府合作，進一步調查疫情發展狀況，以共同阻止疫情進一步擴大，繼而世衛組織將香港、新加坡、多倫多、河內、台灣、中國大陸廣東和山西省列為疫區。
之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警告地方官員，瞞報少報疫情的官員將面臨嚴厲處分。中共政府並再度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北京的疫情從原先報告的37例增加到339例。會後幾個小時，黨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宣佈撤消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部長張文康黨內職務，接受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部長張文康辭職。
國務院並同時宣佈，原定5月1日開始的五一「黃金周」暫停施行，北京多所高校宣佈停課。緊接着北京市宣佈全市的中小學停課兩周，以確保疫情不會在校園內擴散。同時，從部隊和北京市各醫院抽調力量，在北京緊急建立了專門收治SARS患者的小湯山醫院。
由於受SARS疫情影響，原定於在中國舉辦的國際足聯女子足球世界盃移至美國舉行，國際冰球聯合會宣佈取消原定於北京舉行的2003國際女子冰球冠軍賽，還有其它有多場體育比賽和熱身賽被取消或更換主辦地。此次SARS疫情對航空和旅遊業造成重大影響，廣東和香港的賓館入住率明顯下降，香港 則由於SARS疫情導致市面一片蕭條。
疫情公開後，在世衛組織的配合下，由於我國採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SARS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世衛組織6月下旬先後將將香港及中國大陸從疫區中除名，解除北京旅遊警告。 7月將台灣從疫區中除名。至此，震驚世界的SARS事件暫告段落。
從上述情況可以清楚看出，封鎖和隱瞞疫情所造成的損失和代價是相當沉重的，造成的惡劣國際影響是慘痛的，衛生部門在處置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失當教訓，也是極為深刻和需要反思的。當然，最後黨中央和國務院對SARS事件的公開處理還是頗得民心的，也為今後公開透明處理類似事件開了先河。
3、河北省三鹿毒奶粉案的發生與處理
河北省三鹿集團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產的嬰幼兒奶粉流入市場後，導致全國眾多嬰幼兒因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嬰幼兒奶粉引發泌尿系統疾患，多人死亡。國家投入巨額資金用於患病嬰幼兒的檢查和醫療救治。
國務院為這一重大安全事故的發生專門成立了事故調查和處理小組。查清了生產嬰幼兒奶粉三聚氰胺原料的來源、產地、數量、流向、非法消銷金額和造成的惡劣後果。並追查未售出毒奶粉數量和流向，對未售出的毒奶粉進了封存和銷毀。
法院最後對三鹿集團及其原董事長田文華和其他18名被告判決是，被告單位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罰金人民幣 4937.4822萬元；被告人原董事長田文華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對她個人處以罰金人民幣2468.7411萬元。
在宣判的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中，生產、銷售含有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的被告人高俊傑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處死緩，被告人張彥章、薛建忠以同樣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他15名被告人各獲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國家對因服用毒奶粉患病和死亡的嬰幼兒做出了治療和賠償的要求。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為此引咎辭職。
國家對這一案件的公開審理，受到好評。
八、導致愛滋病暴發流行被掩飾的血禍責任者難辭其咎
河南省於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就已初露倪端的「血漿經濟」導致的舉世罕見的災難，至今已經17、8年了，各有關方面對這樣的大案既沒有問責，也沒有追究。隨着時間流逝，好象已經不了了之，不再問責和追究了。
法國輸血輸出的愛滋病毒傳播事件和我國「非典」及河北省「毒奶粉」兩起重大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的審理，做到了公開審理，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在上述案件的 「明鏡高懸」之下，河南省污血案導致的災難，無論從災難的規模之大、殃及範圍之廣、受傷害人數之巨以及災難造成的深遠影響而言，都遠遠超過法國輸血輸出的愛滋病事件以及我國「非典」和「毒奶粉」兩起公共衛生案件，而且比上述三案件不知嚴重多少倍。有「非典」事件的教訓於前，如果對河南這樣的驚天大案也放其一馬，不加追究地讓其輕鬆過關，那就永遠也杜絕不了悲劇的一次再次地重演；而且如果不加追究，從民心所向和司法公正的角度來講，都是與理不通、與法不容的。
應該特別指出的，河南「血漿經濟」導致巨大災難的主要肇事者瘋狂斂財、草菅人命，在災難暴露之後又未及時亡羊補牢，而是極力掩蓋災情的規模和嚴重性，拒絕專家的警告。且在這一期間，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近20位國際名人，分别致函對河南省的嚴重事態發出警告，但肇事者對這些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致使事態失去了將事故的嚴重性降到最低限度的有利時機，這無疑是罪上加罪。因此對事件始作俑者更應該嚴加追查才是。然而對這樣有至少一萬多名賣血者因感染愛滋病而命喪黃泉的肇事者，至今不加追究，讓其逍遙於法律之外，這讓人實在無法容忍。我想，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恐怕也不敢如此放縱，因為那樣將會給執政者留下永遠也抹不去的歷史污點。
倘若開封府的包龍圖在世，這位包大人也一定會像《打鑾架》、《狸貓換太子》和《鍘包勉》等這些典故中所描繪的那樣，敢於冒殺身之禍，大義凜然、鐵面無私、不恂私情，不懼官吏的驕橫之勢，鼎力為民請命，為含冤者伸張正義，正大光明地稟公斷案。包公在北宋那種封建時代的人治環境中，陳州放糧時把貪贓枉法的親侄子包勉送上「虎頭鍘」，又嚴懲犯法的親表舅。正因為他這種「六親不認」，懲惡揚善，公事公辦的執法態度，國人一直將包拯奉若為「青天」加以頌揚，這是人們對司法公正的期待和對偉大人格敬仰的最純樸和最真摯的情感表達。我們對河南賣血導致巨大災難遲遲不予追究，所缺的可能就是這些。今天已經到了將河南污血案事件的前前後後、來龍去脈全部晾曬在陽光之下的時候了，要像包大人斷案那樣，鐵面無私，以求給全國人民一個明明白白地交待。
河南省愛滋病泛濫，怨不着天，怨不着地，它是地地道道的人禍；是對人的生命的無端剝奪，嚴重侵犯了國人的生命權。這樣的人禍，老天必誅之，冤魂必討之。
在河南省賣血最瘋狂、災難最深重的那段時間裏，我國的新聞輿論界，除了少數幾個名不見經傳的媒體（如《華西都市報》）敢碰硬以外，其他大多數主流媒體，就像有人統一指揮似地集體沉默、「閉嘴」，讓國人一時間難以從主流渠道窺視河南省發生的嚴重事態，享受不到最低限度的知情權。由於多數主流媒體的默不作聲，加上國家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及時、權威、準確和透明的新聞發佈，以致對境外某些媒介的言過其實的報道，也無法以自已權威的聲音以正視聽。在那種新聞輿論處於被動的日子裏，很多正直之士無不感到憂慮與不安，因為這種「沉默不語」的不作為，失去了正確輿論導向，這對於社會有可能引發動盪和危及社會穩定是極為危險的。應該說，在那次國際輿論面前，我們的新聞報道是吃了「敗仗」的。如果說無人對新聞輿論的這種失責行為進行拷問的話，那麼有關方面也應該進行深刻反思。
再者，我國紀檢部門,特別是有關省市級以上的紀檢部門，在河南問題顯現之後，沒能挺身而出，主動介入和及時強有力地進行干預；而且在災區受害者千呼萬喚的非常時期保持一種可怕的緘默，該出手時未出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狀況直接間接或有意無意地對違紀者起到了「庇護」作用。
還有，某些相關部門對河南嚴重事件的反應有些不可理解的遲緩，未能及時拿出有效得力的應急方案和具體措施。如果把河南1992和1993年賣血已進入高峰的那幾年不計，就是從經過檢測已發現群體性愛滋病毒感染的1995年算起，以國家名義和運用國家力量，並進行權威的流行病學調查和病情分析，同時向疫情重災區適時派出醫療隊予以救助，而不是靠高齡又不受人「待見」、完全自費的高耀潔老人在那裏心急如焚地奔走呼號，就可以將處於高危狀態的疫情，消滅在萌芽狀態，有效地控制住疫情的蔓延。然而這些在今天看來都已晚矣！
國務院領導曾分別於2003年12月和2005年2月，前往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等地探望愛滋病人，視察那裏的愛滋病防治工作，並與愛滋病人共度春節。冒昧地講，還是稍嫌晚了一步，慢了半拍。如果再早上兩三年或更早一點時間前往，並採取快刀斬亂麻的堅決果斷的措施，亡羊補牢的效果肯定會能更好些。
在河南省因「血漿經濟」導致巨大災難的過程中，河南省高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沒有及時發現問題並進行強有力地政府干預。這種瀆職和不作為對於災難的發生與惡化，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無論如何是難辭其咎的。對於這一嚴重問題所導致的嚴重災害，河南省高層對河南省民眾，特別是對因患愛滋病而長眠地下的那些無辜的一萬多亡靈，沒有公開表示誠摯的道歉之意，未免有失政治家風度。還應值得一提的是，這二位高官從事件發生後就一直採取欺上瞞下的手段隱瞞疫情，欺騙輿論，而且對於對河南省最早站出來揭露這一事件有「抗艾第一人」之稱高耀潔醫生百般進行迫害。同時，對於站出來不斷揭發這一嚴重事件的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萬延海也進行百般迫害。這就構成了既對河南污血案負有罪責又壓制打擊對他們的舉報者，可以說是雙罪壘加。對這一案件絕不能一味包庇，不了了之。
更令人不解的是，河南省高層主政者顯然嚴重失職，在那裏欠下了一筆將近20 年的「巨額大債」，但由於官官相護，有嚴重歷史污點的人不但沒有受到嚴厲的問責與追究，反而平步青雲、一路升遷，而且還堂而皇之地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個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機構,其中一位竟在黨的16、17連續兩屆的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上升到「官高爵顯」的極為耀眼的地位。這種極不尋常的耐人尋味的景況，着實令人匪夷所思。
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精髓是唯物辯證法，說白了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和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事業制勝的兩大法寶。能否堅持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檢驗處理事物能否堅持這一原則的試金石。
列寧在他的名著《進一步退兩步》中講道: 「一個政黨假如不敢照實說出自已的病,不敢進行嚴格的診斷和找出治病的辦法,那他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只有像國家對「非典事件」、河北省「毒奶粉事件」兩起重大公共衛生安全事件開誠佈公地嚴肅查處，才能起到懲前毖後，以儆效尤的威懾作用。這是建設和完善法治社會所必須。上述這種非常得民心的做法，也給處理河南污血事件亮出了一面鏡子，這是值得期待的。
在中國社會法治觀念日益增強，尊重和維護人的尊嚴與人權的價值取向與價值觀逐步形成，以及國家對上述兩起重大公共衛生安全事故開誠佈公地審理這一大背景之下的今天，我相信，我們國家有魄力和勇氣，實事求是地進行審理，令河南省這一大案有個圓滿的結果。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但有時還是漏了。怕就怕有選擇地被漏掉，那是最危險和最可怕的司法不公。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河南省愛滋病重災區的受害者，對災難的發生發出了無數次指責和怨恨。他們期望能從司法部門那裏對所以受害討個「說法」，即便是遲來的「說法」也不嫌棄。但是所有這些討「說法」的期待，十多年了也沒有等來。司法部門有責任讓今天仍然走在討「說法」的漫漫路上的受害者，能看見一道給「說法」的光芒，而不是令人沮喪地等待。
只有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員都敬畏法律，進而敬畏人民，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
冤有頭，債有主。欠債總是要還的。躲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歷史是無情的。河南污血案不論拖到哪一天，歷史遲早會做出公平公正結論的。總有一天歷史能讓人們認清至今仍是疑雲重重的「廬山真面目」。
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們要牢記並實踐這一深富警示意義的醒世箴言。
我希望通過處理河南因「血漿經濟」導致的巨大災難這一案件，能讓更多的人從中得到教益，也就是要讓這筆「學費」交得有價值。這樣做，自然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將壞事轉化為好事的一次有意義的實踐。如果這樣，那必然可以取得與處理「非典」和「毒奶粉」兩起公共衛生安全事故一樣得民心順民意的司法效果。
我期待這一目標的早日實現。
有話就要說，且實話實說，不然已有中國共產黨近60年的黨齡，就等於就飯吃了；如是那樣，還何談黨性！
我此次披露和舉報對我個人來說，因為涉及黨和國家決策層兩位高官，可以說是一次風險極大的鋌而走險行動，很容易遭遇「小人」的算計和背後「追殺」，對於這一點我是毫無防範手段的，只能聽天由命了。但對於我這個已是風燭殘年、朝不保夕、病入膏肓、完全靠藥物維持生命的肝癌晚期患者，並已有57年中共黨齡的人來說，我寧願在為公平、正義和捍衛人權的鬥爭中戰死，也不願靠藥物維持生命苟且偷安病死。也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決心為眾多因污血案事件的受害者請命，向不誠實守信、很難稱得上是正人君子、又身居高位的人挑戰，以我的生命為良心作證。這也可以說是我人生走向盡頭的最後一次奏疏。不成功，便成仁。
恕我直言，文責自負；多有得罪，謹防「因言獲罪」和「文字獄」可能招致的殺身之禍！
完稿於2010年6月25日 於北京家中
《塵封的抗爭與吶喊》續篇之四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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