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思科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收到一位名為劉雅雅（Ann Lau）的女子提出的股東提案（shareholder resolution）。劉雅雅是一位來自香港的人權活動家，現居住在南加州。劉在異議人士中作為網絡代理人。這個股東提案是從環保人士那裏學來的。理論上講，一旦某家公司在公眾面前蒙受羞辱，它會採取行動補救的。
劉非常了解互聯網對異議分子之間的溝通至關重要，她也感覺到活動的高潮即將來臨。在二○○二年春天，中國大陸互聯網引發的爭論已在美國網絡上硝煙四起，釀成網絡火災。Slashdot網站（又稱書呆子新聞）就美國公司協助中共建置防火牆一事有過火爆的討論。一些評論性文章開始出現中、法、德、西和越等不同文字版本。幾個史丹福大學學生開始談論把思科從史丹福大學的工業合作夥伴計劃中剔除，並說服校方取消了從思科訂購價值七千萬美元的網絡電話設備。
在一份一頁的備忘錄中，劉抨擊了思科在中國大陸市場運作的道德墮落，並建議思科為股東準備一份特別年度報告，就目前出售給外國國營實體，用於設置國家防火牆或網絡監控的所有思科產品的詳細信息。
七周之後，思科的律師提出一份整整十八頁的響應文件。律師拒絕了股東提案，理由是無法執行且具煽動性，股東所提的指控不是事實，並且危險地誤導大眾。思科無法充分告知股東有關所有產品銷售的細節，因為顧客的秘密會遭受侵犯；而且，美國安全部門也在美國監聽恐怖分子的行動。難道這項股東提案意味着思科必須向大家報告美國司法單位和國家安全單位現在正在使用的思科產品嗎？雖然證券交易委員會允許劉的提案可照程序進行，但不出所料，提案被大多數股東投票否決。
然而劉在下一年還會回來，思科否認的事情則是北京的產業界人士眾所周知的事實。思科的利益衝突是被迫要考慮美國的民主理念，同時又要滿足中共的需求。這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公司數名律師要用幾個星期來反駁一位憤怒股東的一紙要求。但更大的故事則是思科響應二○○二年春夏兩季出現在華盛頓的政治氣候。
國會下屬的中國事務執行委員會等機構已開始探究中國大陸的互聯網議題。美國企業研究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新美國世紀和蘭德公司等智庫均在提供研究報告和證人。國家民主基金會因遭到質疑，被指責與中共當局關係密切以及忽視中國異議團體要求的基金補助申請，因此急起直追，宣佈舉行若干聽證會。國務院的一個機構在做審慎調查，由兩黨議員組成的美中安全審議委員會私下盤問了思科和北電網絡公司在中國大陸經營的情況，以便着手起草向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這個年度報告主要涉及美中貿易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影響。
二○○二年夏末，共和黨佔多數席位的眾議院政策委員會突然提出一個報告，標題頗具戲劇性，叫作「拆毀這個防火牆」。該委員會主張政府積極干預以維護全球互聯網的自由，中共對互聯網的封鎖是報告強調的重點。這是十月出爐的「全球互聯網自由法案」的前奏曲，（該法案由眾議員考克斯（Cox）、蘭托斯（Lantos）以及參議員衛登（Wyden）及凱爾（Kyl）聯署提出）。本議案的目的是發展及使用先進技術以便擊敗對互聯網的封鎖和網絡檢查。同時這個議案要求撥款五千萬美元用於在國際廣播局內部增設「全球互聯網自由辦公室」。美國之音也隸屬國際廣播局管轄。對中共防火牆的攻擊似乎迫在眉睫，中共對互聯網的封鎖成為二份重要報告矚目的焦點，且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連。而一個重要的國會議案，讓我感覺到對出口的初步管制措施或針對在華經商的美國公司而制定的公司行為法規，尤其是後者，可能很快出爐。
我錯了。美中安全審議委員會提交國會的報告已經對中共互聯網問題探究的空前仔細，其中還明確指出美國在線（AOL）－－時代華納公司與雅虎完全順從中共當局的要求。報告雖提及一些公司在「遠距監控、在線審查、獲取病毒等敏感領域「協助中共當局」，卻沒有指名道姓，這讓思科，北電網絡和其它公司輕鬆溜掉。事後我從該委員會工作人員那裏得知，他們曾前往這些公司的公關部門調查（回答是清一色的否認，完全在預料之中），他們毫無辦法。如果授權明確，他們致電給北京的互聯網專家，就可以展開針對思科和北電網絡的指控調查。
眾議院政策委員會的報告呼籲私人合作：「聯邦政府在此問題上應該招募私營部門的幫忙……許多用作商業交易的安全措施和提供虛擬會議空間的科技都可以用來促進民主和維護自由。」不錯，但是對於「反其道而行之」的舉動將如何處置呢？面對把美國防火牆技術、監視和反代理伺服器系統轉移給中共的舉動是否要採取制裁，無論這個報告或是隨之而來的議案都沒有提及。至於撥款五千萬美元成立全球互聯網自由辦公室的預算，在不到一年內縮水到八百萬美元，「全球互聯網自由議案」也被拋到了一邊。
無論在美國之音、國務院或眾議院政策委員會仍有反對聲音的存在。在這些關注互聯網議題的人士中有一位官員頗具影響力。二零零二年夏天他告訴我：「這絕不是美國互聯網公司的什麼公關問題，這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姑息養奸，是商界的墮落。」
但是他錯了，這才剛開始呢。
二○○一年在北京凱賓斯基飯店的禮品店裏，我發現一件中國骨董。當時中共領導人的權力過渡剛開始，亞洲《華爾街日報》頭版刊出醒目的大標題，評論這個議題。我把一些人民幣付給迷人的中國服務員，翻到第四頁準備看文章。但是它居然不見了。我抬起頭來，向她提到我的報紙少了一頁，轉身準備拿起另外一份。她呆板地笑了笑，尷尬地說：「他們全那樣兒。」
在中國大陸，人工與剪刀仍然是廉價商品，手中的報紙雖然依舊如故，但令我微微感到震顫。它令我想起過去共產中國的新聞檢查，是那麼原始、愚蠢及教條，與地處北京商業區的高級旅店格格不入。感覺好像又和歷史的過去連結在一起，別忘了現在的中共說客都在爭先恐後地宣稱，中共正在變得更加老練。
不錯，這些中共說客說對了。對於這個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中共當局的審查手法正變得更加老練。對互聯網內容控制的最後一道關卡不可避免地需要國際科技、高水平的公關、網絡服務公司、搜尋入口網站等所有行業的合作。為了保障這些合作，中共必須有所付出。而它也這樣做了。到二○○二年，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人口似乎已經超過日本。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工業報告在談到與思科的中國合夥關係時指出：「由於美國市場需求已經減緩，生機勃勃的中國大陸市場正變得更加重要…電訊服務業者爭先恐後各就各位，就等『世界貿易組織下達準備就緒』的指令。屆時他們將更新網絡基礎設施，把其它競爭者排除在外。」換句話說，面臨美國互聯網的飽和以及期待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定開始實施，美國公司發現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新興市場，正在向美國信息科技投資招手。
鑑於西方媒體對中共極權監控互聯網的日漸關注，任何商業顧問都會說，西方公司和中共當局都需要接受新觀念；就是說，需要搞出一套前後一致的說法和減少損害的策略。令人感到諷刺的是，似乎只有中共當局有這樣的計劃。如果中共的防火牆是長城1.0版，而鎮壓是長城2.0版，那麼長城3.0版不是去封鎖亞洲《華爾街日報》網站就是拿掉報紙的第四頁。理想的作法是根本不允許任何不友善的文章出現在中國大陸的網絡上。
中共當局採用了三個新作法來安撫西方國家，並為西方科技夥伴提供掩護。
第一個作法是「外表開放」。二○○一年八月江澤民接受紐約時報資深主編訪問時，被問到為什麼紐約時報網站在中國大陸被封鎖，江掩飾尷尬，裝作一無所知；幾個星期後，紐約時報網站被解除封鎖。華盛頓郵報採訪江時，他們網站的封鎖也被解除；但是有線新聞網CNN和其它實時新聞網站仍遭封鎖。
中共互聯網政策看起來毫無理性可言。對部分西方媒體網站解除封鎖後，中共留意觀察媒體對此的反應；經過這樣幾個回合，二○○二年春天美國英文新聞網站全部開放。大眾的反應，至少在京的外國僑民，可謂歡天喜地。依據一位中國之友的說法，中共的互聯網現在「像高級妓女張開大腿一樣的開放了！」
然而接下來的日子則有些古怪：整整二個星期，時間彷佛停滯，進入所有外國和海外的網站慢得令人痛苦不堪。《華爾街日報》首頁需要十分鐘才能出現，而國內網頁則奇快無比。BBC這樣的新聞網站則會封鎖很久，好像是對他們報導未經中共領導人批准的新聞而施加的一種懲罰。興奮不已的外國僑民其實忘記了幾個因素，如同彼得．拉絡克曾經指出的：中共當局並不真的在乎美國的新聞網站，他們在乎的是中國民主運動、法輪功、分離主義運動和中國勞工權利的網站，這些是碰不得的禁果。而且對這些網站的封鎖不只是維持，還在強化之中。至於對部分西方媒體的解禁是有條件的，他們隨時可以再封鎖，或是讓它慢到無法使用。
與此同時的第二個做法是「自律同謀」。信息產業部的同謀，中國互聯網協會，推出一份要求中國大陸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強調「自律」、「誠信」，並要求遵守不傳播「會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寧」的信息。這是維持共產黨統治的慣用語言。大家都聽明白了，不要封鎖有線新聞網整個網站，但如果有任何事冒犯到北京，神秘的技術問題就會出現。這份「自律」公約在二○○二年三月亮相，到了七月，三百個中國公司已經簽署加入，雅虎是其中之一。
人權觀察（一個非營利監督團體）猛烈抨擊雅虎的決定。《華爾街日報》編輯卻為它辯護，說公司創辦人楊致遠（Jerry Yang）將是笑到最後的人，「雅虎僅僅是把與世界各地相關的正派新聞帶到中國，雅虎已成為新華社的制約。」（註：這種辯護早在九十年代可能就出現過，但是現在再為其辯護就顯得異常不合節拍，有點兒冥頑不靈了。《華爾街日報》的姊妹刊物，亞洲《華爾街日報》，實質上被閹割得不象樣子。雅虎已經對他們的搜尋功能進行審查；在公約要求下，他們可能審查地更加苛刻。制約新華社倒是個好主意，但一經簽署此公約，雅虎這個中國大陸搜尋引擎的老大和中國人眼中美國新經濟的象徵，瞬間變成一隻既認可新華社又支持中共新聞檢查的惡虎角色。範圍越廣就越不容忽略。二○○二年六月北京一家網咖發生大火，中共當局利用這一悲劇作為藉口，至少在大陸關閉了九萬家網咖，大約是中國大陸所有網咖的一半。國家安全部門的系統已經成熟，可以實時追捕代理伺服器。互聯網犯罪的逮捕行動持續上升，一位男士只因下載政治相關的內容，被判入獄十一年。）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指出，解除對美國新聞網站的封鎖是北京拋出的最佳誘餌，再加上雅虎主動自律，簡言之，中共當局在公共關係上旗開得勝，獲得重大成功。
長城3.0版的第三個作法是使用人工智能，這已經應用了好幾年了。
我這個顧問對找上門來的外國商人是有求必應。有一個穿着得體的美國人過去常從國貿大廈二座搭電梯下樓，在下午同一時間到底層安靜的星巴克咖啡屋享受一杯咖啡。兩三個星期之後，我們有了點頭之交，後來開始交談。他是一個極易相處的人，喜歡凝視遠處。或許和他約過會的中國女人多的數不清，或許他在波士頓附近工人聚集的小城長大，但在北京成為企業家的這種「重塑自我」的過程中，他變成了中共的維護者，且從不肯認錯。他正盡力兜售一套由以色列工程師開發的軟件產品叫做iCognito。他稱它為「人工智能內容辨識器」。
據他解釋，這種軟件在你漫遊網絡時，可以一邊識別一邊篩選，一切都在同步進行。iCognito是所謂的類神經網絡程序（Neural Net Program），它專門用於過濾「賭博、購物、工作搜尋、色情、股市報價或其它與工作無關的內容」。當它尋找被禁網站時，它利用一百多個變量執行任務。例如，如果它在搜尋色情相關網站時，它會先尋找關鍵詞，但也會對比網頁顏色的綜合指標，也去尋找皮膚色調。一段時間後，經與禁止網站的許多變量參照對比，它掌握許多不同膚色資料，會變得越來越準確或者根據網絡的設定，變得更冷酷無情。對付政治性網站尤其如此。
當我問這個新朋友這樣的程序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是否有好處時，他揮了揮手，說在中國人口袋裏有錢之前，監控審查這類議題還是免談為好。他告訴我，賣這類產品前景非常看好，中國電信就很感興趣。但他笑了笑說，中國大陸買主問的頭一問題不是「它可以提高生產力嗎？」。而總是「它可以禁止住法輪功嗎？」答案是它可以。iCognito或類似的類神經網絡程序幫中共當局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雅虎在中國大陸十分活躍，所以它容易被威脅和競爭壓力所左右。但Google怎麼樣呢？雖然它並未進入中國大陸，但它資源豐富，涵蓋了中國大陸網民想瀏覽的幾乎所有網站。二○○二年以來，Google的查尋功能被越來越多的大陸網民所發現。雅虎投降後，中共當局顯示他們並未真正下決心封鎖美國網站。二○○二年九月初，他們封殺了Google（同時也封住AltaVista）。
中共當局封殺Google發生在美國新聞媒體暫時的平靜期。這步臭棋使其死灰復燃，北京的形象問題又成了新聞媒體的焦點。接下來的事情再次暴露了中共冥頑不靈執意審查的心態，網民發現輸入的Google網址，被重新引到原來的中共搜尋引擎。因為中共的搜尋引擎和Google比較起來效率太差，結果抱怨連連。接着，中共當局總算走對了一步棋，讓Google死而復活。不過別高興得太早，如果你用Google搜尋江澤民，你會收到「輸入內容找不到」的訊息。如果你尋找法輪功，不但找不到任何結果，你的上網活動還會中斷一個小時。一小時後，如果再次尋找法輪功，你會被中斷二小時或更久時間。
Google參與這個計劃了嗎？這是中共自己乾的還是與西方防火牆公司連手的結果？用這種方式抹去第四頁不知是誰的主意？但可以肯定，類神經網絡程序iCognito或其它相似的軟件參與了思科的瞭望行動。就好像長時間整治籠子裏的老鼠，看它去不去碰一根特定槓桿一樣，中共當局對付老百姓用的就是這種辦法。
二○○二年十月下旬，在永久返回美國之後，我又回到北京四處看看，見見老朋友。我順道拜訪了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駐京辦事處的帕特．包爾斯（Pat Powers），他那時是辦事處負責人。我們前往外國人聚會的老字號，萬龍酒吧（Frank’s Place）。我挺喜歡帕特，他曾多次挺身而出幫忙我，因此我們一直處在一種朋友情誼的氣氛中，直到我提起互聯網的話題。
我表示美國公司在冒巨大的風險，中共的所謂「自律」政策靠不住，會引火燒身的。共產黨從來就不是可靠的夥伴，如果中共警察利用摩托羅拉的追蹤技術和槍炮鎮壓了下一次的工人反抗，如果中共當局強迫每個人配戴富士施樂、北電網絡或昇陽公司研製的身分證，然後利用它來抓捕基督教團體，美國信息科技公司可以補救的作法是避免參與中共互聯網的自律公約以及國民身分證的合約，這種自律可以為他們獲得良好聲譽。
帕特聽着，但心不在焉。他的上司，柯白（Bob Kapp）是華盛頓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看過我寫的有關互聯網問題的一些文章。帕特盯着我說，柯白對我的論點「深感不安」。我感受到一種沉重的負擔壓在我身上，並不是帕特所代表的美國公司。當然這取決於我是否還希望在美國商界有所作為。
我與駐京美國商會主席孟克文（Chris Murck）談的不錯。這可能是因為我們關係比較好。孟克文不只是朋友而且是我的導師，我極為尊重他的智慧和經驗。當我們在中國大酒店吃午餐時，我提出在華的美國公司可以保護美國的側翼，具體作法是集體發表聲明，「對中共互聯網的監視和審查政策表示關注，並指出這些作法已經讓美國信息科技公司處於一個困難的境地。」目前，美國商會的年度政策聲明，《美國商會白皮書》，對此甚至隻字不提。我強調，美國商界一向具有這種自我維持秩序的正直特性，但是它必須先承認問題，哪怕在白皮書有一條腳註也能說明問題。當然安全與數字有關，任何公司都不應該有認錯的舉動或成為中共領導人的替罪羊；的確，懷恨在心的中共部長們可能會在短期內看重歐洲和日本的信息科技競爭者。但是美國在中國大陸市場任何領域的參與，從傳統上來講，要有法律依據的長期保障，也因為如此，才可能有長久的利潤效益，甚至在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也是如此，而且中共也知道這一點。
孟克文異常平靜。他最後說，美國商會在白皮書上闡明這樣一種基本上屬於政治立場的聲明，並不符合它的特性，同時也沒有先例。我感覺即使他同意我的說法（我懷疑他不會），他也會發現：我的提案不會在商會成員中獲得多少響應。我們的會晤禮貌、友好，但徒勞無功。
十一月下旬，我和北電網絡的無線網絡營銷經理，安諾其．趙（Enoch Chao）分食一盤面。趙提起藍芽無線應用科技即將興起，並解釋即使是手上型裝置也可利用其「整合性與相互可操作性」上網瀏覽；看我沒反應，又喋喋不休地講起這些功能如何特別適用於國家安全和執法工作的需要，也就是可以實時遠程訪問嫌疑者的指紋、面部照片及個人歷史紀錄等等。當我問他如何看待中共警察利用北電產品作為逮捕、拷問和脅迫的工具，以及是否會引發一些道德上的考慮時，他看着我十分不解的說：「任何東西都可用來幹壞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已經發生了。」
見過趙後，我飛到上海出席一個商展，名稱平淡無奇：「中國大型機構信息化展覽會」。開幕式上，中共公安部科委主任李潤森到場祝賀；這表明商展的主要客戶來自中共警方。
進入展廳，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思科」二字。它的展台令其它參展公司相形見絀，同時展覽會的簡介也以思科的中文介紹最為醒目：「思科為『金盾工程』提供網絡解決方案」。它的展台有一組有趣的幻燈片：首先指出中共公安部門的問題在於警力不足、大量無證流動民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引起的社會不穩定、以及「高科技犯罪」（包括互聯網上異議分子的活動在內）。然後介紹思科的「廉價」解決方案：「把聲音、影像和數據整合進一個方便存取的來源」以及整合司法部門網絡、邊界安全和「跨部門網絡」（「不同部門處理機密事宜、語音和影像頻率」）。
思科的展台由許多屏幕圍繞而成，播放着錄像：粗壯的警察在美國加州的海豹海灘（Seal Beach），拉扯美國公民並對他們搜身，然後抽出思科手持裝置，直接連結到數據庫，其中包括從商店、等候室及其它公共場所收集到的監視畫面。這些影像由笑容滿面的思科首席執行長約翰．錢伯斯配音解說，加深了效果。錢伯斯在中國大陸和微軟的比爾．蓋茲一樣是家喻戶曉的名人。但是與之同步的中文介紹把美國形容成高效率的警察國家（不需要麻煩的法律程序或搜查令即可接通機密數據庫或進行私下監視）。
錢伯斯對新經濟充滿樂觀的高談擴論令我對他這種頗具創新的公關手法印象深刻。其它屏幕則顯示了展台優質、清晰的監看畫面。展台根據中共公安部門的興趣劃分成不同區域：「為警察定期監視小區提供的網絡電話（IP）解決方案」、「為交通、巡邏及刑事警察提供的移動解決方案」以及「為預防控制和加強社會穩定的影像監視解決方案」。萬一你錯過了所有這些介紹的要點，思科還有中文小冊子，以醒目的畫面描述美國的州警察（水桶肚、太陽眼鏡和全部家當）利用遠程方式連結全國性數據庫和互聯網的場面。
在思科的攝影機前，思科上海分公司的系統工程師，李周（Zhou Li），熱心地向我介紹思科剛剛在中國大陸開始推廣的「警察網」技術。他向我解釋：思科圖表顯示的警察與信息網點的連接，在技術上準確無誤，但是並沒有反映思科所成就的一切。他指出，我們談論的不僅是如何連通嫌疑犯的駕駛紀錄，思科提供的網絡技術可以安全可靠地連結各省的公安數據庫，完成交叉對比，並可做行動追蹤之用。中共警察或公安便衣可以用思科設備直接遠程連接嫌疑犯的單位，取得個人的政治表現和家庭歷史背景材料；甚至透過簡單的屏幕操作即可獲得指紋、相片、及其它影像數據。（這不僅是銷售宣傳而已，根據中國大陸消息來源，思科已經為中共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公安數據庫結構，具備實時更新和移動式功能。自二○○三年六月起，已經部署在中國大陸除了四川以外的所有省份。）在我進一步追問下，這位思科銷售人員證實，中共警察甚至可以遠程檢查嫌疑犯是否在過去三個月曾設置網站或為網站撰寫文章，還可以得知嫌疑犯的網絡漫遊紀錄以及閱讀他的電子郵件。這只是個頻寬的問題。
思科的另一本小冊子吸引了我的注意，裏面所介紹的是思科的新型移動路由器。車輛示意圖展示了它的應用範疇：轎車（交通控制）、火車（準時運行）、救護車（緊急狀態與警察反應）、以及一輛主戰坦克（想必是為了幫助中共打勝戰爭）。坦克旁邊的中文說明指出，美國國防部、北約和英國目前均使用這種技術。型號3200系列的價格大約是五千至$一萬美元。思科銷售員指出3200系列的移動路由器是專門根據坦克的需要而設計的，非常耐用。
在昇陽的展台，安傑拉．應（Angela Ying）女士要我把手指按到一個屏幕上。她向我介紹昇陽正與一個中國大陸夥伴——金手指公司（Golden Finger）合作（這種事是不能瞎編的），開發一個指紋識別系統和一個全國面部識別系統。這些數據將儲存在全國統一的身分證上面；她說，這對國家安全是個全面的解決方案。昇陽公司提供硬件、伺服器及計算能力，新力（Sony）提供監視照相機，金手指則提供與中共公安部合作的平台。
北電也參加了這次商展，但看不出有什麼內容。在展台前，一位資深工程師向我保證他們公司仍然是技術領先的。
舉例來說，如果聯合伺服器有足夠的頻寬，北電已經發展出一套「100封包捕捉系統」。這些互聯網監視能力是為「抓住法輪功」而專門設計的。他話一出口，一個當地的中國大陸記者開始抓拍我們站立一起的照片。（我是商展中唯一的美國人，因此我在任何展台站立駐留，都會被視為對其產品的承認和支持）。北電那位資深工程師擔心他關於法輪功的說法被視為「敏感話題」，小聲地要求我隱去其名。手裏拿着產品簡介離開展台時，我意識到思科拒絕劉雅雅的股東提案是個明智之舉。製造一個可用來監控中國大陸互聯網的特製防火牆也許已成為那個「原罪」，這是設立極權監控式的互聯網的重要基石，但是它本身並不是不合法的。然而思科（以及昇陽公司）正賣給中共的產品，似乎直接嘲弄了「外交關係授權法」（一九九○和一九九一會計年度）；該法案暫停了「簽發任何出口許可——用於出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一種犯罪控制或偵查儀器或設備」，直到總統決定恢復為止。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總統設法取消這些法案，然而這些法案正遭受腐蝕。二○○二年布殊總統訪問上海時，基於對恐怖分子攻擊的正當防範，某些炸彈偵測技術禁令得以暫時解除。然而根據來自政府的秘密消息來源指出，一些美國大公司已經在遊說，以那次禁令臨時解除為先例，進而推翻整個禁運政策。
中國大陸是地球上信息科技快速擴展的最大市場。因此進軍中國大陸非常有誘惑力，這對思科和北電網絡這類經歷了本國市場急劇變化的公司而言尤為如此。這類公司一直依賴這樣的理念，即互聯網各種技術，全新且定義相對不明，是灰色地帶。但是它們不是灰色地帶，而是個黑市，在那裏最先進的設備被賣給了一個厚顏無恥的警察國家。思科不再是僅僅協助中共網絡的審查，他們正在協助中共逮捕異議分子。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的異議分子是發展最快的那個政治犯群體。（註：微軟公司未參加商展。曾經在原始碼加密議題上領導全球產業與中共當局對抗的這家公司後來一百八十度向後轉，令人驚訝不已。首先他們同意讓中共當局機構分享它長久以來極力保護的原始碼。然後，根據新華社二○○三年七月的消息，與公安部簽約興建一個有四百名員工的互聯網安全技術實驗室，啟動投資為一千萬美元。實驗室將為中共提供最先進的監視設備和影像技術。）
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真的不可救藥了嗎？難道它註定就是由少數唯利是圖的西方商業夥伴提供技術支持、由中共當局控制的一種監視鎮壓的工具嗎？
中國大陸互聯網之父麥克．羅賓森回憶起以前帶一群中共官員第一次瀏覽美國互聯網時的一段往事。他們一直質疑的問題是：「誰在管理？」這種每個人都可以在網上參與的概念，對中共當局而言實在是個天敵。同時，彼得．勞洛克指出：「互聯網可創造期望與需求，政府無法阻止，誰都一樣。」他們都對！自由的互聯網就像對中共當局徵收網絡民主化的稅金一般。然而，除非美國行政當局將中國大陸互聯網的自由視為至關重要（目前的無足輕重達到了可笑程度），否則，現在的一切跡象看來並不樂觀。
如同羅賓森所說：「在中國大陸互聯網的嬰兒期，最早三個被封的網站中，有兩個是反政府的，另外一個則是毛派網站。政府最感威脅的是什麼呢？是人心向背。」最終把民主帶進中國大陸的不會是知識分子。農民與工人正緩慢上網（即便法輪功強而有力，力量也可能很有限）。農民上網者目前只佔中國大陸市場的百分之五，但無論喜歡與否，飽受苛捐雜稅之苦的憤怒農民一旦從現在開始用上網絡電話，將在未來十年內成為美國的市場目標。而那些懷有民主中國夢的人正在逐漸失去影響，這是由於在中國大陸充當自由化演變催化劑的美國企業已遭受到深深的或許是致命的傷害所致。
目前，互聯網依舊是為中國人民推進民主進程的最強而有力的武器。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弄清楚到底是誰失去了中國大陸的互聯網，那它只是一個可能，只是另一個美國夢。不過，我們弄清楚了。誠如麥克所言：「直到我們為革命鋪下通訊網路之前，中國大陸未來的子孫將不會原諒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