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大陸互聯網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們跑來跑去，船槳拍打着湖面，空氣中瀰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麥克．羅賓遜這位年輕的美國計算機工程師，僵硬地坐在什剎海前的岸邊，面對空無一人的咖啡館，低聲說着中國大陸互聯網受到管制的事：「哪個更好呢？極權監控式的互聯網？還是根本就沒有互聯網？」
一九九六年麥克被中共當局和冠博通訊（Global One，由美國速跑公司Sprint、法國電訊France Tele-com和德國電訊Deutsche Telekorn合資組成）聘為總工程師，負責在中國大陸為大眾瀏覽國際互聯網建立第一個與之聯結的網絡系統。
有一天他心情非常難受，因為與他一起工作的中國大陸工程師突然召開一個特別會議，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對中文互聯網上的電子郵件和網址做關鍵詞搜索。麥克回答這很難說，因為在網絡上旅行的所有信息都被分割成包裹；試圖窺探這些信息包裹很難，加密的包裹尤其困難，你需要在傳送過程中攔截到這些包裹，然後查核其中的信息。他們接着說，你可以做到嗎？第三次開會時，麥克發現就連他的這些計算機怪才同伴也打算放棄這種念頭了。但高層的某人堅持着，在進一步興建互聯網之前，他們需要監視中國大陸用戶到底用互聯網做什麼。對工程師來說，這只是為了保護自己而走走形式而已。只要這個外國人保證將來中共能夠建造互聯網防火牆來排斥外部世界並監視自己的國民，工程師們就能與他繼續工作。「是的，可以做到。」麥克這樣告訴他們，於是他們回去工作了。
美國人樂於作夢，前往中國大陸的每一代人都與夢想同行。一九七九年以來最大的夢想就是中共垮台，中國大陸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市場。美國商人與熟悉中國的人們長久以來反覆這樣預言，認為此景已經出現或即將來臨。然而，麥克並不那麼天真，他認為所謂「民主即將到來」的這種花言巧語是為一己之私服務的。身處其境，他可以感受到中共當局建造互聯網的真正意圖。
麥克的朋友彼得．勞洛克（Peter Lovelock）說：「這些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既要控制通訊手段，又要利用這些手段，使其充斥了中共的聲音。如果他們能隔斷外部世界、隔斷中國大陸各種勢力之間的關係，誰還會跟着別人亂跑呢？」彼得在北京主持信息諮詢公司MFC（Made For China）的調研部門。
但對麥克而言，對互聯網特有結構設計的執着，超越了成為中共當局共犯的顧慮。互聯網最初是由蘭德（RAND）公司的研究人員所發明的系統，旨在美國遭受蘇聯核攻擊後，能夠透過受損的網絡傳遞美方的指揮命令訊息。這種系統顯然可以有效且安全的在成千上萬的中國大陸網民的噪聲中傳遞訊息。任何抵抗都是徒勞無功的，甚至在中國的外星人也無法抗拒。言論自由這隻精靈一跳出瓶子，那些關於中國大陸民主時代來臨的預測，早晚會成為事實。
但是那種前景現在出了問題，不是因為網絡結構設計有紕漏，而是因為美國公司的價值觀在幾個個案上出了問題。讓我們接着麥克的話題，在北海坊膳享受三十道菜餚的宴席期間，聽聽一位溫姓中國高級工程師一邊喝着魚翅湯，一邊講給我的故事。
隨着中國大陸互聯網的擴展，美國思科（Cisco Systems）公司引起中共的注意。該公司在建造防火牆阻攔病毒和黑客方面享有盛名。然而中共當局要思科解決的問題有點特別：如何防止國內十億人從現在開始無法接觸政治敏感的網站。
它是這麼做的：如果一名中國大陸網民設法瀏覽國外一個有政治內容的網站，譬如《大參考》網站（由中國異議人士在美國創建），或是其它宣揚民主、獨立或人權的中文網站，其網址將被一個過濾程序認出，而被剔除。瀏覽請求將被扔進電子垃圾箱，同時用戶會收到一條平淡的訊息：「操作逾時。」
真了不起！但中共當局在實現這個操控機制上有一個問題。由於中國大陸借着互聯網可獲利豐厚，八家主要網絡服務提供商（ISP）迅速湧入，並且有四條通道與外部世界相連。另外，中國大陸一些小公司也到處接觸與美國直接聯網的大公司，伺機購買後者剩餘的網絡容量。那時西方投資猶如淘金般的狂熱，正是中共當局摩擦互聯網神燈，乞求精靈帶給他們實現成功的願望。值此之際，中共當局的監控似乎有些失調，幾個部門為了爭奪管轄權引發分裂，造成中國現代史上「戰國七雄」的局面。
中共當局逐漸認識到，一旦放出互聯網精靈，將造成巨大「損害」。在華外國僑民經常提起這樣一個故事：一位解放軍將軍周末上網漫遊，發現不僅可以瀏覽異端西方新聞，還可以看到《花花公子》雜誌的裸體插圖；於是他呈報中央領導，匯報這個新技術帶來的一些問題。中國當局寢食難安，他們需要西方投資，以避免城市失業狀況失控；也需要繼續維持國有壟斷（這樣可以從他們手中控制的，如中國電信這樣的實體中，繼續獲取回扣）。政治生存的需求迫使他們使用尚未擁有的技術來控制這一新興且強而有力的媒體管道。
為強迫眾人與政府目標保持一致，中共當局決定對互聯網實行標準化，並在全國各地配置防火牆。公安系統一直以人工方式，利用關鍵詞檢索，搜索網絡上的「違法網站」（譬如瀏覽西藏獨立網站），並將封鎖的網站名單通知給網絡服務提供商。
問題是，互聯網的使用量成指數增長，到一九九八年為止，在線賬號已超過二百萬戶，相對於四、五百萬名使用者，上網人數每六個月增長一倍。由於網絡交通量急速上升，公安部與網絡服務提供商的過濾與內容檢索工作幾乎忙得焦頭爛額。
在中國大陸，「防火牆」與「審查制度」幾乎是同義字；整頓互聯網不僅需要外來協助，更需要特殊的裝備，以便從內部將大陸的網絡交通重新導向、攔截。電子郵件是其中防範的要點。
一九九七年，當中共當局決定建造一條電子長城時，由中共信息產業部牽頭的幾個部委至少考慮了三家公司：海灣網絡公司（Bay Networks）、昇陽公司（Sun Microsystems）、以及網絡霸主──思科公司。來年，思科擊敗所有對手，取得中國電信大部分合約，負責打造中華網。
思科在產業中以客戶滿意與「一條龍」解決方案著名。北京的工業專家都知道，中共互聯網的防火牆出自思科之手。思科是如何獲得這獨霸一方的地位呢？據中國工程師溫先生說，思科專門為中共當局所壟斷的電信業開發了一種路由器設備、整合器、和一個「特殊防火牆盒」以滿足政府監控的目的，還慷慨折價出售防火牆盒。溫說，在西方類似產品五萬美元一個，在中國一個盒子只賣二萬美元左右，而中國電信買了「數以千計」的盒子。
一九九七年IBM總裁羅．哲斯特那（Lou Gerstner）與江澤民會面後，IBM協助安排了尖端技術貸款，導致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中國大陸防火牆採用了思科的路由器。麥克．羅賓說：「思科公司狠賺了一筆，他們已經遍佈各地了。」在整個中國大陸，只要互聯網用戶搜索被封鎖的網站，他們就會看見「操作逾時」。
思科不否認在中國大陸的成功，它的代表最初也不否認曾根據中國大陸市場的「特殊需求」對產品可能做過改進。思科公司從來沒有在世界其它地方這樣做過（稍後思科有位經理對我的朋友證實，這種作法在思科公司內部引起很大爭論）。但思科斷然宣佈，對於中共當局如何使用它的防火牆，不承擔任何責任。
北京思科公司的系統工程經理戴維．周（David Zhou）在北京西郊的公司總部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我們對中共當局的規則毫不關心，這與思科無關。」我承認這說法有一定道理，即槍本身不會去殺人，而是使用者的問題。你能期望一家製造防火牆設備的公司做什麼呢？難道停止製造防火牆嗎？
他滿懷信心地補充，思科的路由器有能力攔截信息和進行關鍵詞檢索，「我們有能力深入查看這些封包。」這表示他們只要願意就可在中國大陸網絡上隨意進行關鍵詞檢索嗎？對，就是這麼回事，周表示同意。當我問他思科的工作要向哪家政府部門匯報時，他說，思科接受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人民解放軍的直接監督。
思科允許解放軍查看封包嗎？周可能不知道，也可能不願意說。但二○○一年四月十八日，著名民運人士齊瘦竹用朋友的計算機從一個網站上打印一些促進中國民主的材料，幾分鐘後就在擁擠的長春火車站被拘捕。由於他隨身攜帶了民運人士冷萬寶的文章，警方隨後在吉林省也逮捕了冷。這種僅僅因為參與網絡活動便遭到逮捕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國大量發生着。無論是羽翼未豐的民運網絡論壇傳遞電子郵件地址，還是法輪功及基督教地下教會在網上寄發帖子，都難逃這種厄運。這說明思科也許不是唯一一個可以深入查看網絡封包的單位。
其實思科的防火牆也並不是那麼有效。每天都有包含被禁內容的新網站湧現。由於互聯網服務供貨商陣容日益擴大，且希望更多用戶上網，令中共當局更新被禁網站黑名單的工作力不從心。因此，中共安全部門發現，對搜尋引擎也要採取控制措施，這是找到新網址的渠道。
商業新聞把中國大陸市場上本地化的入口網站和搜尋引擎描繪成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造成美國AOL、Google和Excite之間的競爭，也把搜狐和新浪為奪取市場龍頭老大地位的競爭，形容成殊死搏鬥。中國雅虎這個來自美國的先驅者，目前排在第五位。二○○一年七月，一位前雅虎駐京高層代表告訴我，雅虎實際上是中國大陸最流行的入口網站，遙遙領先其它入口網站。雅虎公司耍了一個聰明的手段，在每一次大型統計時，他們把雅虎分成好幾個地區網站，這樣一來雅虎就不會成為排行榜上的第一位；這樣做是為了混淆網站的點擊率，「被視為太張狂，太具有外來色彩不是好事。」他是在我答應不提及他的名字和身分特徵的情況下講出上述這番話的。
中國人的懼外心理使很多其它美國公司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但是雅虎公司顯得更急於討好中共當局。所有中國大陸網絡聊天室和論壇都有一個「大媽」，是所有審查小組的負責人，她的下屬會及時刪除網絡上任何不合政府口味的言論。但雅虎的處理方法截然不同。如果你在討論中間打出的文字是：「我們應該在全中國舉行多黨派選舉！」其它人不會對你的話做出任何反應。雖然你可以看到自己發送的話，但僅僅顯示在你的屏幕上而已，見證這一言論罪的只有你和雅虎大媽。在對其進行攔截並阻止發送後，雅虎大媽會熱心地給你發來一封友好郵件，建議你言辭謹慎。這種審查制度居然還帶有新時代維護自尊的特點。
該雅虎公司前代表還承認，在中國雅虎上搜索「台灣獨立」不會有顯示結果，因為雅虎對特定的關鍵詞設定了搜索限制，比如「法輪功」和「中國民主」（搜尋著名異議分子網站「大參考」時，你會受到一擊，中共當局的一個網站會出現在面前，把前者抹得乾乾淨淨。）雅虎公司怎麼會採取這樣的規定呢？這位前代表解釋：「這是一個未雨綢繆的辦法，國家新聞出版署負責監督，保證我們必須符合要求。這樣做是為了不受到他們的指責。」依這個邏輯，當雅虎拒絕美國之音提出的購買廣告空間時，其緣由一定是為了保持網絡功能暢通無阻。對如此這般的審查制度，他是這樣辯護的：「尊重當地的管理至關重要，我們不創造信息內容，只是個媒介，一個有選擇的媒介而已。」
但這卻是一個重要媒體。中共當局利用它發起針對台灣、西藏和美國的宣傳攻勢。當然，互聯網在中國大陸被承諾是自由的而不是有所選擇的。這位前代表面對這種結局露出厭倦的表情：「你要有所調整，對網上言論進行的鎮壓層出不窮，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正常的。」
但是，所謂的「正常」在中國大陸也會因為受到壓力而扭曲。早在一九九九年，外國商人就意識到中國大陸對互聯網實施了監控。國家安全部門幾乎可以獲取任何他們想要得到的正常聯繫郵件，但是他們能查核這些數據，讀懂這些郵件嗎？我們那時想，或許他們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所以，那時工資支票照樣簽，商業計劃照舊制定分發，投機資本依舊流入北京矽谷尋找極具誘惑力的高科技公司，都信心十足地認為加密動作保證了重要的金融交易安全無恙。
但是，他們的信心隨着警告信號的出現開始削弱：中共當局對微軟公司公開醜化，指出微軟公司在其產品中留有後門，可以「窺視」中國大陸金融交易的情況（並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分享有關資料），解放軍計劃在中國大陸推廣另一作業系統「紅旗」（LINUX），取代微軟公司的窗口。這一切都是從那年夏天開始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共國家密碼管理委員會拋出一個針對外國公司的新規定：交出內部的原始碼、加密鑰匙，將所使用的計算機註冊，並提供所有使用加密功能（這等於包括了所有常用的商務軟件）的員工的護照影印件；筆記型計算機要到政府指定的維修站進行維修（估計要把計算機裏面的內容下載，供國家安全機構查看）；公司內部的員工調動，從一台計算機換到另一台計算機也要備案；掌上計算機和行動電話在入境時必須如同傳染性疾病一樣進行申報。
西方企業原本估計，這個新規定是中共內部權力之爭導致的一個副產品，大家都希望國家密碼管理委員會很快消失，退回到原來不聞不問的狀態。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員會向所有在華外國公司發出最後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須要進行註冊，否則將面臨財產充公和起訴。
這次人們恐慌了。有三家機構開始着手應對這起事件，它們是美中貿易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中國電子商務論壇（E-Commerce China Forum）（一家西方科技公司在北京建立的遊說團體）。美中貿易委員會與中國的部委之間有着非常牢靠的關係，因此又開始了常用的軟硬兼施的策略。但是，鑑於中共當局顯示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密碼使用問題的堅定決心，沒有人真正知道下一步如何去應對；甚至連美國大使館也感到相當的茫然。
在美國商會的每周例會上，使館商務處承諾會有援兵到來：商務部長威廉．達勒（William Daley）將於一至兩個月內到訪中國，他會與中國領導人會面，解決所有問題。同時，使館商務代表希望美國公司能進行一些牽制性的活動，並利用卡拉OK、三溫暖等機會，藉機向中國大陸的商業夥伴提及密碼問題上的新規則，並拜託他們把我們的關注反映到中共領導層。
出於維護切身利益，我找了一位原先在電視公司結識的美裔華人朋友，他是我原來老闆魏女士的丈夫，大概是個不公開的高幹子弟。他的辦公室掛滿了他與朱鎔基、李鵬等大人物的合影。這樣的辦公室在北京很常見，但我知道這位高幹子弟貨真價實。江澤民對他父親非常重視，在美國進行訪問期間曾到他們位於新澤西州的家裏喝茶。依據中國的約定俗成，這個兒子繼承了父親與中央領導層的直線關係，即使不是與江澤民本人也無妨。此外，他執着地推動互聯網的發展－－相信這種新經濟模式會為中國大陸創造出奇蹟。
但是他不屬於那類喜歡泡卡拉OK、酒吧或洗三溫暖的人。因此，經過一番關於中共互聯網最新統計用戶數的簡短交談後，我開始切入正題：如果密碼管理委員會堅持原先的立場，那麼美國商界和大量的西方投資可能會被迫撤出，中國大陸的最惠國待遇將變得非常不確定。中共領導人為什麼要冒這個險呢？他的臉上轉變成一種神秘莫測的微笑表情，看得出來非常得意。他說，他將對此事做些了解，然後再與我聯繫。
我不是反應過度，中共領導人這回賭得大了點兒，可能失去一切。與各大企業代表參加完在麗晶酒店舉行的策略會議後，我邀請微軟公司的法律顧問劉鳳鳴一起喝咖啡。他現在的處境比較困難：中國微軟公司的前任中國籍副總經理寫了一本非常暢銷的小說，她在書中揭露微軟公司參與了美國反華政策以及對中國大陸實施帝國主義圖謀的事情，致使微軟公司成為中國大陸媒體的眾矢之的。所以，我猜測身為美裔華人的劉鳳鳴之所以被微軟聘為法律顧問，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他的背景。
在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北京，這是常用的方法，可以與中國人較為順利地進行談判。劉看起來是微軟公司的裝飾品，但同時也是我在北京所熟悉的商人中最出色的一位。在策略會議會上，他根據現場的氣氛，以輕鬆的、讓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講述微軟公司的立場，使人不至於對微軟公司的目標產生誤解。
當我們在咖啡屋裏時，我能感覺到表面的平靜正掩蓋着內心深處異常的憤怒。服務生走開後，這位微軟公司法律顧問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交出我們的原始碼？我們很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所有的規定都是衝着我們公司來的。微軟公司絕不會容忍這一切的！」劉鳳鳴炯炯有神的目光充滿了憤怒，眼球似乎就要衝破金絲眼鏡的羈絆。如果密碼管理委員會不做出讓步，那麼微軟公司將撤出中國大陸，也不會在中國大陸公佈微軟窗口2000作業系統；一切都將取消，永遠取消。
透露這種重要信息非經過深思熟慮不可。微軟操控着中國大陸市場，沒有了微軟的產品，中國大陸的商業將面臨沉重打擊。同時，這等於投了一張舉足輕重的不信任票，其它企業也可能撤出中國大陸。
幾天後，我搭出租車去一位在日本商界中頗有影響的商業代表的辦公室。他叫白仁傑（Tibor Baranski），美籍匈牙利人，成功打入了等級分明的日本商界。他的會議室俯瞰着長安大街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街上購物的中國人如蒼蠅般四處蜂擁竄動着。被污染了的金色陽光灑進屋內，我們喝了幾杯辛烷含量較高的日本茶，抽了一包非仿冒的肯特牌香煙，經過四小時，我們大致達成一個協議：一經日本政府同意，日本商界代表將出席美國商界就密碼一事舉行的會議（沒有本國政府同意，日本公司似乎不會貿然採取任何行動）。
一周後，那個不公開的高幹子弟打電話給我。當我到達他的辦公室時，他看了看我，目光陰鬱，然後宣稱他已經找過一位高層人士，得到了明確回答。他說：「打開窗口吧」，然後平靜地點了點頭。我想我是不是聽錯了，或者他的點頭意味着事情有了轉機？
「打開窗口？」我愚蠢地重複了一遍。「是的，打開窗口。」他嚴肅地說。他向我解釋：中共領導人相信美國的加密軟件，比如窗口等，實際上是安插在中國大陸的某種特工。的確，微軟的加密軟件可以保護金融交易，但也會鎖定所有使用窗口的中國大陸計算機。「當解放軍進入台灣海峽（這是中共『入侵台灣』的委婉說法），中國大陸的計算機都將接收到美國衛星發來的一個訊號。一個窗口會彈出，要求輸入一個只有美國人才知道的密碼。中國大陸所有的計算機將因此而癱瘓。」
我尋思這真是典型的想像！如果他們有能力的話，這就是他們想要對我們做的事情。所以他們推論，既然我們有這樣的能力，我們一定會對他們做這樣的事情。我禁不住爭辯說，這好比電影「X檔案─征服未來」里的幻想！高幹子弟說：「跟以前一樣，你還是不了解中國！」他搖搖頭，結束了我們之間的交談。
但幾天後，北京的外商們決定不再坐等救兵到來。當中國大陸南方的海關扣押了一家著名日本公司的加密DVD影碟（用來防止仿冒）後，美國、歐洲以及日本商會，會同來自IBM、微軟、摩托羅拉、NTT Docomo等公司的代表，在位於華潤大廈頂樓的美國商會的會議室會合，我們緊急地草擬了一份聯合公報，上面蓋有各個商會的印章，並送達相關的中國部委。
緊張的局勢開始擴大，如果中共領導人認為我們的舉動是歷史上船堅炮利外交的翻版，那將是什麼情況呢？這是日本、美國和歐洲洋鬼子聯合起來想要遏制中國大陸嗎？儘管劉鳳鳴堅持繼續推動，而且我們也一再重複所說過的話，但是我們已經走得太遠，加上同儕壓力，潑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來了。唯一能使人感到輕鬆的是從會議室可以看到北京外國使館區的全貌。後來，當我們在會議中間抽煙休息時，一位參加者半開玩笑地說，窗戶外可能出現解放軍的直升機，像電影「教父Ⅲ」劇情中那樣對我們掃射。
幾天後，事情進展得出乎人們的意料，國家密碼管理委員會進行了相關的澄清（實際上是在相對寬鬆的信息產業部指導下進行的），縮小了密碼的定義範圍：法律仍然有效，但是，軟件可以含有密碼，只要它不是軟件的「核心功能」。外國公司也不需要註冊了，行動電話和筆記型計算機可以自由攜帶。當這些裝置出現故障，也可以不在政府指定的服務站維修。窗口2000可以如期推出，外國商人可以回來為建設新中國繼續貢獻。
整個事件過程令人非常好奇。當中共當局命令微軟公司交出原始碼，作為經商的代價，微軟公司選擇了抗爭，非常罕見地在北京帶頭組成了包括美國、歐洲和日本商會在內的聯盟。面對失去先進技術的不利局面，中共當局依然保留了這條規定，但對其進行了重新解釋，放棄了原先的所有要求。想像一下吧：由不同國家的各大公司和商會組成的聯盟，在沒有使館官員的協助下，居然成功地說服了中共當局。但實際上，此類舉動非常罕見。我們可能有這樣的能力，但奇怪的是我們都不太願意用它。
理論上講，中國大陸急於介入互聯網的企圖，將給那些參與投資互聯網的公司很多可利用的機會，但實際上這些機會卻溜到中共當局手中，這些外國公司反而要低三下四地乞求恩惠。美國在線時代華納、網景和升昇陽計算機系統都通過支持中華網通有限公司（新華社分支機購）來幫助中共當局進行宣傳的決議。為了不至於被擠出市場，實華開（Spark Ice）公司（一家加拿大互聯網公司）高聲宣佈它的網頁只提供中共當局核准的新聞。美國在線一份被私自公開的備忘錄印有回答記者詢問的指導原則。
這份備忘錄暴露了該公司權衡利弊，考慮如何處理中共公安局要求美國在線提供有關持不同政見者情報時的態度。如果決定正確，將絕對有助於中共當局加速核准美國在線在中國大陸提供互聯網服務，並有可能在中國大陸電視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二○○一年十月，美國在線出人意料地與中國大陸教育電視台簽訂了一項重要合約（他們還為中方在美國在線的有線電視系統中播放中國大陸節目提供方便，從此實現了中共國家電視管理高層長久的夢想）。
北電網絡是加拿大一家很大的公司，野心勃勃地想要進入中國大陸的監控技術市場。早在一九八○年代，美國聯邦調查局為了進行「根管行動」（Operation Root Canal），以便截取電話通訊內容，曾尋求潛在的合作夥伴。美國所有的電話公司都毫不遲疑地拒絕了聯邦調查局的要求。然而北電網絡率先與聯邦調查局合作，到了九十年代，他們通過北電網絡在廣東的合資公司又把聯邦調查局的技術轉讓給了中共國家安全部。
從二○○一年四月開始，監控技術在中國大陸IT市場的需求不斷地增長。與此同時，中共公安部決定實施「金盾工程」；這是一個覆蓋全國的數字網絡，目的在於加強公安部的控制力和提高獲取中國公民的個人紀錄。中共當局的目的是把互聯網作為一個全面的監控系統來使用，而這些北美的公司則急於銷售，結果一拍即合。思科和摩托羅拉以及西門子公司早就表示了興趣，最後摩托羅拉公司把最先進的加密通訊系統（TETRA）賣給北京警察機關，成了大贏家。但起先最積極地催促中共強化防火牆功能的卻是北電網絡，它建議中共使用個人追蹤過濾器來檢查網頁內容，這項技術即使是在寬帶高速互聯網環境下使用也運轉良好。
北電網絡首先在上海推出了「個人化互聯網策略」光纖網絡服務，提供個人化選擇和功能設定。但是，中共當局花一千萬美元買下的這項技術卻是為了從用戶的IP位址找到用戶的統計數據，甚至可能包括用戶與政治傾向有關的數據。北電網絡還推廣一套數字監控系統，聲稱不僅可以對遠程攝影機攝取的監控影像進行合成和分析，還可以對面貌、講話和聲音進行識別，相關信息可以與身分證晶片的內容進行對比。從此再也不會出現警察在火車站檢查，要求人們出示身分證明的不愉快場面了，而是通過一種無聲的儀器讀取身分證里的數據（首批裝備已經運抵北京）。
北電網絡還成功地向中國電信推銷了包裹交換設備，天安門和市內其它公共場所也已經開始使用北電網絡的高點影像監控裝置。據中共媒體報導，這種間諜技術使上海市公安局利用攝影機獲取的影像對比網上影像和其它數據，成功地在上海火車站抓到了一名嫌犯。由此可見合成面部辨認已經得到實現。
美國小公司和一些小國降低成本的本事高人一籌。當中共公安部官員和摩托羅拉、飛利浦、杜邦及西門子等IT巨人爭先擠入中國網絡安全新技術展覽時，這些小公司也嗅到了血腥。愛可信（Netfront）公司（美國加利弗尼亞註冊的網絡安全產品供貨商，大部分產品銷往中國大陸）和美國電子商務信息安全中心（RSA Security）（曾率先把加密軟件賣給中共，鬧得家喻戶曉）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共公安部門的商業夥伴。由雷迪雅（Radiate）等「間諜軟件」公司提供的免費下載程序（同時也在用戶計算機的內存上安置追蹤程序）也開始出現在中共當局資助的網頁上。
911恐怖攻擊發生之後，非常規戰爭襲擊手段（包括計算機病毒攻擊）有增無減，北京當局與西方商界之間的合作呈現了新的特徵。二○○一年發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國網絡聯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掃描程序製造商）、賽門鐵克（Symantec）（諾頓防毒軟件）與東京的趨勢科技（Trend Micro）通過為中共公安部門捐獻三百多種計算機病毒而獲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這三家公司在中國大陸防毒市場佔有率高達百分之七十四，並擁有絕大部分目前已知的計算機病毒數據。就像人類的病毒，計算機病毒也很難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對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國疾病防治中心，即隔離起來，只允許少數得到國際性研究機構授權的研究人員接觸病毒的數據（如此說來，那就只有計算機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權）。
這些防毒公司對外解釋宣稱，這樣做是因為中共公安部要求軟件上市之前，公安部必須要對產品進行測試，這實屬自然。然而，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公安部曾對任何用戶做過防毒測試，也沒有解釋為什麼公安部需要掌握三百種病毒。（McAFee、諾頓和趨勢公司在其它國家從沒有在這種圈套面前上當過）。這幾家公司還聲稱，他們提供的90％左右的病毒都是常見病毒，凡有奉獻精神的中國大陸研究人員都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也許吧，那麼剩下10％的病毒又是怎麼回事呢？
比較善意的解釋是中共想要利用一些西方技術和研究成果，幫助中國大陸本土的網絡安全公司在市場插上一腳。MCAFEE、諾頓和趨勢公司可能太急於獲得許可進入市場，致使自身在中方競爭面前處於技術劣勢（它們也許還不是第一批做出如此短視行為的外國公司）。但最終的結果是，它們讓互聯網世界在中共面前變得不堪一擊。美國大使館曾經秘密對一種木馬程序（the picture.exe virus）進行監控，該程序入侵用戶計算機後會把PGP加密軟件的個人密碼鑰匙發往中國大陸。臭名遠揚的蠕蟲（Code Red）病毒，據說起源於中國大陸。起初，人們沒把這個病毒太當回事，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兩個設在加拿大的法輪功網站發現受到來自中國大陸黑客的攻擊而使網絡連接速度變慢（通常是DOS阻絕網絡攻擊）。他們只好通過一個在美國的法輪功網站的代理伺服器繼續運行，但沒過幾天，該網站也遭受了同樣的厄運。在對原互聯網IP位址和一個亞太地區互聯網註冊組織進行交叉檢查中發現，執行攻擊的黑客來自北京東長安街14號－－中共公安部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