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照當頭，多倫多已是深夜。
魯萬萌安頓兒子睡下，並為自己在當地汽車公司謀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計劃後，採訪得以進行。
魯萬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幾乎就是一部血淚史。6年前，家境優裕的她為了追隨丈夫，從二線城市一家相當不錯的國企跳進北京某外企，來到北京後卻發現，這裏並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國外幾乎是身邊所有同事的首選，這顯然刺激了魯萬萌。在和丈夫達成一致後，他們先是嘗試技術移民，卻因丈夫的環節一再出現問題而宣告放棄，後在移民公司的勸說和運作下，耗盡大半積蓄，成為所有投資移民中「最窮的一批人」，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她極有可能「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儘管在說辭上，丈夫將於半年後來到多倫多。
「你後悔嗎？」
「曾經有過，但現在不會，以後也不會了。」回答前，魯萬萌略有停頓，一旦開口，卻無絲毫遲疑。
此刻的多倫多，比北京涼爽，魯萬萌說她坐在自己的新家裏，心裏有說不出的平靜，或者還有隱隱的失落。「在這裏，我們是徹徹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經國內的光鮮。」
「錢可以再掙，內心的寧靜和幸福感卻是無價的。」令魯萬萌一家苦苦掙扎6年的，正是這種對於所謂內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國精英蜂擁美加澳
也許，魯萬萌只是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為平常的一個。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的最新統計數據便能夠說明問題：2009年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5類簽證的中國申報人數已經翻了一番，從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過1000人。同時，近十年申請各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美國國務院公佈的數據則顯示，2010年財政年度獲批的EB-5 類簽證移民總數還將大幅增長，而中國申請人在其中所佔的比重將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對於另一熱門國度加拿大而言，儘管2009年曾有媒體稱中國移民加拿大出現低潮，但該國移民局提供的關於投資移民的數據，卻給出另外一個結論：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資移民目標數為2055名，中國佔了1000人，而僅魁北克移民局審理的投資移民，中國申請人就佔據了七成。
澳大利亞同樣「高燒不退」，根據今年1月澳洲統計局(ABS)公佈的最新數字，中國大陸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從2009年8月至10月間的連續三個月，一直問鼎澳洲抵境「報到」移民人數榜首，超過傳統的英國和新西蘭，甚至後來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國大陸移民澳洲的人數約為 7800名。
2007年，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今年6月16日，國務院僑辦宣佈，中國外海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
很顯然，這組數據背後所傳遞的，是極為嚴峻的中國移民現狀，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偉略認為，所謂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許確實出現並存在，但絕不是僅僅因為移民數量的上升，關鍵還是人們所說的新移民所呈現出的高學歷、高技術、高成本等特點，亦即新移民群體的「精英性」。
「上世紀80年代的移民帶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這次就有綜合的理性了。」 在胡偉略看來，「綜合的理性」，才是此次關於移民潮話題備受關注的焦點所在。
不留下一片雲彩
如何解釋 「綜合的理性」？
魯萬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國前，她家庭幸福，事業有成，正邁入中國社會中堅階層，對她而言，出國並非衝動，而是為之苦苦奮戰6年的人生目標，出國也並非為名利或者賺錢，而是為了生活的質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會。
很顯然，這屬於典型的中國社會新興精英階層的邏輯。
有趣的是，在中國，精英是一個曖昧的詞，當它與人才關聯，意味着責任，當它與財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數十年來的既得利益者，當它與權貴結合，旋即變成了公眾埋怨社會不公的貶義詞，而當精英與移民組成一個複合詞，預示的卻是一個國家在成長過程中不容小覷的大問題。
去年出版的《人才戰爭》一書認為，中國「絕對是目前世界上數量最大、損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國」。雖然官方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的數據，但根據行業內的一些統計顯示，單是中國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辦理移民，並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長。在這些人中，大多數人的職業一欄填的是商人。在這個保守的數字背後，還有大量的人躍躍欲試。他們，曾是這個大時代里的創業者，不過在這個時候，他們選擇了換一個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絕承認和享受相關，在他們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爭議的還不在此。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於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許，甚至焦點不在於「精英」或其「綜合的理性」，而是，他們的離去，帶走的是一個國家在其成長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術、能量、財富，乃至變革中再出發的信心。
人財兩失？
新世紀十年，中國經濟高歌猛進，成就了迅速壯大的富人階層，但社會轉型帶來的陣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無力承受房價之壓和矛盾夾縫中的窒息。此時的他國，似乎成為逃離的最好方向。越來越多的人，以奮鬥的名義，以未來的名義，將目光在世界的版圖上逡巡——這儼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嚴謹姿態和邏輯，卻也是一個無比理性的選擇過程。
路透中文網專欄作家李小彩總結新一輪精英移民特點有三：移民主體不再是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而是富人；他們帶走了在中國國內賺取的大筆財富；轉換國籍後，子女留在國外，富人回頭繼續把中國作為掙錢發財的主戰場。
但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者曾省存的觀點，所謂「人財兩失」的結論為時過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實上，在中國大陸之前，中國台灣和新加坡、韓國甚至是一些發達國家，也曾出現過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後來通過「人才流轉」反而又大為獲益。這一說法，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閻靖靖不謀而合。
從閻靖靖的關注範圍來看，與台灣地區曾經經歷的移民潮相比，中國大陸幾乎是在重演其軌跡。從兩蔣時代開始，留學海外就是不少台灣普通家庭對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留學的高潮時期，只有20%的留學生學成返台。也有數據顯示，過去十年，台灣為澳大利亞貢獻移民達9萬人，其中知識型人才呈上升趨勢。
但是，至少目前看來，台灣地區、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創傷——除了人才流動本身所具有的循環性外，更重要的在於，當時三地均採取了正確的吸收人才和引導回流措施。
「如今，大陸在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閻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剛剛頒佈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長達19000字的《綱要》，表達的似乎是，中國於未來十年在人才培養和吸收上的決心。（文中魯萬萌為化名）
我為什麼想移民
【作者】口述：吳佳川（化名） 採訪整理：本報記者 張皓雯
我一點安全感都沒有，總是提心弔膽，不知道什麼時候，哪個部門會以什麼理由來把我憑本事乾的一番事業給毀了
吳佳川（化名），42歲，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產開發商，身家千萬。在外人看來無限風光的背後，也有滿腹「委屈」，而這種「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決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業太累了。」匯源董事長朱新禮有一次在央視《對話》節目中的感慨，讓我非常有感觸，在中國做企業實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眾多「婆婆」令我沒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產的，很多人都認為，政府部門是和開發商穿一條褲子的。實際上，事實並非如此。每每為了一個項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門協調時，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國，企業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業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實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錢的企業，幾乎就是一塊肥肉，誰都想來拿點利益。
我被政府機關「騷擾」最嚴重的一次，是在幾年前。我在本地所轄的縣開發了一個項目，由於房子沒有賣完，現金流不充裕，就和當地的稅務部門簽訂了 「以房抵稅」協議。後來，該稅務部門在沒有通知我們的情況下，搞了所謂的「公開拍賣」，以我們協議約定價格的一半，將房子賣給了內部職工。房子賣掉了，但是稅款出現缺口，怎麼辦？於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稅漏稅」的通知，而且還伴有高額的滯納金。這件事情前後折騰了一年半，最後雖然解決了，但公司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
從法律角度講，我是可以起訴這個稅務部門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認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裏。
從那以後，我真是一點安全感都沒有。可以制約企業的政府部門太多了，最要命的是，當辦事的公務員錯了，寧願用另一個錯誤掩蓋這個錯誤，也不會承認錯誤，吃虧的只能是企業。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產項目，由於這個項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們特別成立了一個協調小組來幫助協調和政府各部門的關係。即便如此，審批過程還是困難重重。哪個部門都能過來檢查一下。如果真的僅僅是檢查也沒什麼，可是顯然沒有這麼簡單，很多機關都是站在部門角度看問題，我稍微招待不好，就會影響企業運轉。
現在我每天工作18個小時，其中需要分出相當大的精力來對付來自監管部門的「騷擾」。整天無意義的吃喝玩樂拿，讓我身心疲憊。
中國監管企業的部門太多了。我總是提心弔膽，不知道什麼時候，哪個部門會以什麼理由來把我憑本事乾的一番事業給毀了。
聽朋友說，在國外做公司要輕鬆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關係，稅也少，全憑能力，我太嚮往這樣的環境了。
教育體制讓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個讓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國的教育體制。中國的教育體制缺乏人性化的考慮，我女兒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時候上的是公立幼兒園，每天在幼兒園門口，都緊緊抓住我的方向盤，一邊大哭一邊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種撕心裂肺的感覺讓我直到十幾年後還記憶猶新。
不願去是因為害怕，在幼兒園裏，她每天就坐在角落裏，不說不笑不玩，整整持續了一個月，幼兒園老師也不管她，我都擔心女兒會從此抑鬱了。
好在一個月後，幼兒園來了一位新老師，每天抱着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個集體中。
後來女兒上了小學和中學，我對教育體制的懷疑越來越強烈。學校和老師根本不教他們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學習。我女兒性格憨厚，不夠聰明，我們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樂一些。但學校和老師會逼着學，令她壓力很大。
更讓我接受不了的是，現在很多老師都在課外辦學習班，提前講後面的課。很多學生在上課時，實際上已經在課外班先學了一遍，課堂上，老師會講得飛快，那些沒上課外班的孩子根本聽不懂。小學時，我沒送我女兒上任何課外班，這在家長中是很少見的。但是到了中學就不行了，不送課外班的話，她和別人的差距太大。每天孩子奔波於各個課外班之間，家長跟着接送，也無比忙碌。
我從很多渠道了解到，國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過既然中國的基礎教育是最紮實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畢業再移民，到國外讀大學。起碼她在國外讀大學時，中國的基礎教育可以讓她不必為了學習太痛苦，有那麼大的壓力，可以分出時間做點自己感興趣的事情。
我身邊很多和我一樣做企業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認為，國家應該有一些危機感了。
也不斷有人問我，「你在國內的事業已經做了這麼大，能說走就走嗎？」我的確沒有想好我移民以後，國內的事業該怎麼處理，但是，我要移民的是決心是堅定不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