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位香港的醫生告訴我說，不要信任內地的疫苗。我當時的反應是，她在搞地域歧視，而且隱隱覺得作為內地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後來我把這個信息轉告內地一位產科醫生，這位醫生的反應更加激烈，作哭笑不得狀，對我說：「內地是有很多問題，但是給嬰兒注射的疫苗還是可以放心的！」
看了《中國經濟時報》對於山西疫苗亂象的報道和山西省衛生廳的回應，我不知道這位內地醫生會怎麼說，但我相信這是對像我和她這樣本能地維護內地人自尊者的沉重打擊。我們之所以有那樣的反應，是因為對人性還有基本的信任。我至今仍然不能排除那位香港醫生的話緣於地域歧視，但是從普遍的職業素養來說，她沒有必要對全中國的疫苗了如指掌之後再作判斷，只要有部分疑點，她就可以投出自己的不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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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山西疫苗問題，我也持這樣的態度。儘管山西省衛生廳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出來闢謠說，媒體報道中所涉及的嬰兒致死致殘情況，大多跟「高溫暴露」疫苗沒有關係；也有人在網上發帖替山西省衛生部門辯解說，《中國經濟時報》的報道中，疫苗亂象與嬰兒病患只有時間先後關係，沒有直接的因果證明，我仍然認為，這絲毫無助於解除山西省衛生部門的責任。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才，於是才有了社會分工的出現，也才有了組建政府的必要，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但是如今中國社會有一種「返祖」現象，儼然要讓公民掌握全部的知識，前天要判斷三聚氰胺的危害，昨天要分析二口惡英的影響，今天又要解讀「高溫疫苗」是否可用。作為納稅人，普通民眾完全沒有必要，也基本沒有可能去研究疫苗的藥理問題，而是應該由山西省衛生廳及國家衛生部來解釋媒體提出的所有疑點，直到答案讓公眾滿意為止。
山西省衛生廳的闢謠，反映了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只要結果沒有嚴重的問題，比如疫苗沒有致死致殘，無論行政過程如何荒唐，都可以理直氣壯地宣佈媒體報道「不屬實」。像國外或境外發生過的程序質詢案，假如沒有一個令人痛心疾首的結果，在我們這裏基本上算是「無理取鬧」。因此，為了引起重視，上訪者和媒體都有誇大結果的衝動；為了推卸責任，政府部門在出了紕漏之後，也首先要捂住甚至消滅結果。事實上，沒有公正的程序，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結果。因此，在這些年來的重重疑點之中，山西省衛生廳做的這些關於疫苗和患兒的結果通報，可以說毫無意義。公眾有足夠的理由，對該機構說的每一句話都投下不信任票。
山西省衛生廳應該回答的問題還包括：是否有一家叫華衛的私人公司，曾經完全託管了全省的疫苗供應管理權？是否因為這家公司的入駐，一批專業管理幹部被無故免職？這家公司是否對全省一類疫苗控制發放、對二類疫苗壟斷經營？是否在二類疫苗上粘貼「山西疾控專用」的非法標籤？是否因為貼標籤而將疫苗違規暴露在高溫之中，其後又繼續使用？幾年前媒體曝光之後，是否由利益相關的所謂專家進行鑑定，隨後又以此鑑定來打壓媒體報道？是否篡改過患兒的接種史記錄？是否虛構過衛生部的調查報告？而這種種一切，是否都是山西省衛生廳和華衛公司的合謀，以若干政府紅頭文件來謀取私人利益？該公司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賬目是否乾淨？
山西省衛生廳可以進行自辯，但是公眾有權利拒絕相信。從利益迴避的角度說，不是國家有關部門，而是國家無關部門，應該立即着手進行調查，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並允許媒體進行追蹤報道，否則也有合謀的嫌疑。上述問題中，只要其中一個答案不清白，山西省衛生廳及其他相關部門的官員就應該承擔行政及法律責任。
山西疫苗亂象曝光之後，其他省市的衛生部門也接到媒體詢問，給出的答案多半也是一個結果：嬰兒接種的不良反應在允許範圍之內。這個專業性很強而且完全被衛生部門控制的結果，對於廣大民眾來說，也並不具備足夠的意義。媒體應該追問的是，這些省市的一類疫苗的公共服務及二類疫苗的銷售市場情況如何，是否也存在各自的「華衛」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