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民
陳培德口述
閻世鐸他怎麼可能一個人去頂足球這個天呢，即將塌下來的天，你這個大元帥袁偉民不出來頂，誰能頂得住呀？
「無巧不成書」
就個人角度，我對袁偉民是敬重的。
中國官場有所謂「學而優則仕」之說，而袁偉民則是「教而優則官」。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袁偉民個人成功多少受益於中國體育舉國體制——當運動員時寂無功名，倒是8年半的中國女排主教練生涯，實現「三連冠」後，立刻成為一名副部級幹部。這在中國體育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但袁偉民在確立中國在世界奧林匹克大家庭中的地位上，功不可沒。老實講，一直到今天，儘管他這本書（《袁偉民與體壇風雲》）當中犯了好幾個低級錯誤，但在我心目中，他仍然是一個好領導，仍然是我非常尊敬的、為我們中國體育作出傑出貢獻的一位教練和領導人。
所以，他出了書，我十分關注。但是，通讀了袁的這本書，我感到十分遺憾。
為什麼呢？
首先，在足球章節中，他徹底迴避了當年震驚全國的假球、黑哨事件，隻字未提，我覺得非常奇怪，畢竟，他長期擔任中國足協主席。
無巧不成書——原來主管足球的，足協常務副主席，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閻世鐸在他之前寫了一本書《忠誠無悔》，這一段（足球打假、掃黑）他也不提，怎麼同出一轍？
當年，足球打假、掃黑，最後草草收場，至今留下兩大懸念：為什麼最後被處理的唯一裁判是退贓自首的龔建平？為什麼自曝家醜揭竿而起舉報黑哨的浙江綠城在所有俱樂部中遭到中國足協最嚴厲的重罰？
這是全國球迷共同的疑問，可惜，最為知情的中國足協主席袁偉民，在書中沒有給出答案。
辦公廳主任的苦衷
我遇到這種事情不是第一次了。
2000年5月8日，國家體育總局班子調整，袁偉民就任局長，李志堅任黨組書記，新官上任，我感覺他們應該有大動作，給他們寫了封信：
袁局長、李書記：
首先祝賀你們榮扛大旗，榮挑重任！
新官上任，燒什麼火？我想進一言：不必燒三把，一把就行：在體育戰線大刮橫掃腐敗的『龍捲風』。
……
我在體育戰線工作了8年，所見所聞，深感體育戰線應該多出政治家，而杜絕政客；凡是不正之風屢禁不止的地方，其背後都有搞權術的領導撐腰。我常為此感到悲傷。我真誠希望我的進言能得到你們的採納，並願意從我做起，從我管轄的浙江做起，當尚方寶劍臨頭，我決不會眨眼。
那封信，袁偉民沒有回應。
足球打假、掃黑風波後，我成了體育界官員中唯一一個站出來自揭家醜的人，一時間輿論紛紛，很多人對我及浙江體育局表示支持。香港有媒體評論說 ，陳培德註定會成為「官場遊戲規則下的悲劇性人物」。
我不信。
2002年新年伊始，為了準備全國體工會議，袁偉民到上海召開座談會，華東六省一市體育局長中，除了浙江和另一個省的體育局長外都參加。
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涼了半截。
要知道，這個會議有我很大的功勞啊——北京申奧成功後，浙江省體育局在溫州做東，召開華東六省一市體育局長協作會，會議根據我的建議，給國務院領導寫了一封建議信，建議國務院以北京申奧成功為契機，召開全國首次體工會議。
然後，才有了那次為籌備全國體工會議召開的上海座談會。為什麼不邀請我這個最初的倡議人參加呢？
我感受到了無形的壓力。閻世鐸說什麼總局對我和我們體育局的行動是支持的，完全是屁話。
後來，我們浙江體育局黨組成員開了個會，最後，大家決議，以浙江省體育局黨組的名義，向袁偉民在上海召開的這個座談會發個賀信，請上海市體育局代轉。
我給你們念念：
「……我們深知，現在說大真話、大實話非常不易，儘管我們是遵照總局大要求來做，但有些話，如揭開腐皮連帶肉，難免會因此得罪一些人，我們有這個思想準備。
「當然，我們更相信總局領導在這個問題上會有公正而客觀的評價，絕不會因此而將浙江打入另冊——這不應是我們的隱憂！更相信浙江的無緣赴會不至於是因為浙江的直言無忌所致。
「……祝本次座談會取得圓滿成功！」
上海市體育局長金國祥把我們的信親手交給袁偉民，袁在會上連忙解釋，為什麼沒請我們浙江。他的說法是，請哪些局長參加座談會，名單是辦公廳提的。
辦公廳主任劉元福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不，是有苦不能說，「我辦公廳主任有這個權力嗎？」
這些承諾一個沒兌現
在你們的採訪中，袁偉民說和我很熟，但我們交往並不多，除去他上任之初我給他寫信之外，我還曾數次向他致信，都沒有回應，沒有給我一個字答覆。
2001 年10月11日，我向國家體育總局遞交了《關於整頓中國足球的諫言書》，並抄送中國足協；10月16日，中國足協對浙江綠城等5家俱樂部足球隊在甲B聯賽中的違紀行為作出處理後，我即向中國足協遞交了4點表態；11月29日，我又致信袁偉民，反映九運會賽風問題，呼籲高度重視……
後來，我就質問，這是葉公好龍，還是另有難言之隱？
我當時確實心裏很鬱悶，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來給他看，我這顆是紅心，還是黑心？！我是看他阻力很大推不動，從底下燒一把火幫助推動，可是呢，我們好心，結果被當作驢肝肺了，所以我很委屈呀，很委屈……
這次，你們《南方人物周刊》採訪袁偉民時，把我的遺憾拋了出來，但是，他答非所問，不着邊際地說什麼我「天天接觸下面的球員」，似乎當時我和同志們主張足球一定要打假掃黑，倒是罪魁禍首了。我不是教練，不可能也不需要去「天天接觸下面的球員」。袁局長似乎在告訴我們，「這些處理，遠遠超出了足球的這些範圍」，「這些事兒，這些問題不好現在說」。
這些話不能自圓其說。
為什麼只判龔建平一個，是司法範圍的事，總局和足協是管不了；但「為何自曝家醜的浙江綠城卻受到最重的處罰？」也是司法問題？
足球的打假、掃黑，袁偉民始終沒有為這個事情召開一次專題會議，更沒有找地方的局長們去商討意見，去表明他和總局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沒有。
在每年一次的全國體育局長會議講話報告中，也不涉及這個問題，好像是沒有發生過一樣，對這個事，當時是熱火朝天的足球打假、掃黑，請允許我不客氣用一個詞，在他那邊，是「冷冰冰」。
所以，我說他不作為。
回過頭來，閻世鐸為什麼到浙江來的三點承諾最後都一一沒有兌現，原因也在袁偉民，至少請我們副省長，作為嘉賓去觀摩韓國世界盃，閻世鐸是做不了主的，他得請示。沒有被批准就是一個態度。
閻世鐸2002年1月5日到杭州，我們浙江體育局高規格接待，奧迪A6，最好的車，我們體育局副局長杜兆年親自去機場接，全體班子成員從頭到尾陪着他，副省長（魯松庭）親自出面請他吃飯……
飯桌上，閻世鐸盛情邀請魯省長作為中國足球代表團的特邀嘉賓，在6月份赴韓國觀看世界盃。飯後，我親自送閻去機場，他對一天的行程表示滿意，還一再說，以綠城的表現，絕不會讓它吃虧，要和其他受處罰的俱樂部區別對待，他也對綠園隊綠城隊打新賽季作出了承諾。
最終，這些承諾一個也沒兌現，反而綠城受到最重的處罰。球隊的事咱不說，拿邀請出國看球的事跟一個副省級幹部隨便許諾，這不是亂開政治玩笑嘛！
仔細想想，我理解閻世鐸。在杭州的時候，他就對我說過：袁頭（袁偉民）對我說了，說什麼呢，說，「閻世鐸，足球天塌下來，也得你去頂着！」言下之意是，我是足協主席，我是國家體育總局的局長，我不負這個責任，我不來挑這個擔子，所以當時閻世鐸的壓力就很大了。
那我們可以想想看，閻世鐸他怎麼可能一個人去頂足球這個天呢，即將塌下來的天，你這個大元帥袁偉民不出來頂，誰能頂得住呀？
所以，今天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句，我們回過頭來，加上袁偉民出的《體壇風雲》這本書，以及他的專訪，可以清楚地看到，袁偉民作為總局的局長，作為中國足協的主席，他對足球以及解決足球社會的問題，採取的是一種不作為的態度。
我不信這個邪
1993年，我從浙江省委副秘書長的位置上調任體育局局長，有人勸我說：「陳主任啊，浙江沒有足球，等於浙江沒有包袱，這個東西，難玩啊！」
我當時用微笑回答了他們。我的真實想法是，我不信這個邪，足球難搞就不搞，算什麼作為，沒有足球，算什麼體育大省、強省？
5年後，體委換屆，省委準備調我去教委當主任，我拒絕了。原因大概兩點：第一，我已經從一個體育的門外漢變成了內行，喜歡上體育了，不想離開；第二，我本身並不想當官，只想做事，如果只做這一屆，有些事情就做不成了。
後來，閻世鐸就任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足協專職副主席，我也給他開玩笑：「如果領導要用你，就不會讓你到足協；如果領導不用你，就讓你到足協。」前一句話半開玩笑，後一句則是認真的，足球是個陷阱，在現行體制下，誰都難逃厄運！
當年，有人問，你陳培德為什麼有勇氣站出來捅馬蜂窩？我說，這是偶然中的必然。我和浙江省體育局以至全國體育界對中國體壇不正常狀況觀察已久，不滿已久，爆發是必然的，怒吼發在足球上也是必然的。但如果「甲B五鼠」中沒有浙江綠城，浙江省體育局可能不會首先出來說話，這是偶然。
當然，我站出來自揭家醜，也得到許多領導同志的支持，記得打假、掃黑鬥爭剛開始不久，我在家裏接到老領導、原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彬的電話，他說：培德同志，你做得很對，足球的黑幕和腐敗，過去大家都感覺到，但就是沒人出來說話，你第一個站出來說話，很不簡單，我對你表示支持！
前幾天，我們老省長沈祖倫給我打電話，說「培德同志，你關於取消全運會的觀點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我非常贊成啊，我今天給你打電話就是向你表示敬意，因為在今天的官場上像你這樣敢講真話的人太少了。」
2003年的時候，我從浙江省體育局離職，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斯鑫良代表省委在幹部大會上講的一句話就是：陳培德同志……在全國率先提出了足球要打假、掃黑、反貪的問題，對整肅賽風賽紀，推動全國體育戰線的反腐敗鬥爭起到了積極作用，引起全國體育界的巨大反響……
可惜啊，好不容易將足球掃黑、打假風暴開了頭，拿到了那些調查材料，司法也介入了，沒想到，在龔建平之後再也沒有誰被揪出來……過了很久，我知道了最終結果：足協對涉案的17名邊裁作了內部處理，其中4個死不承認，被處終身禁哨。一隻「替罪羊」，加17個內部處理，這就是為時兩年的轟轟烈烈的足球打假掃黑的最後結局。
所以，現在，我跟廣大的球迷一樣，不光是身子，而且自己眼睛也都離開了中國足球現場——連電視都懶得去看！
足壇黑幕
甲B五鼠 2001 年甲B聯賽（當時的中國男子足球次級聯賽）最後兩輪（第21輪、22輪）事關衝擊甲A（當時的中國男子足球頂級聯賽）的關鍵賽中嚴重涉嫌打假球，受到中國足協嚴懲的5支球隊。分別是：浙江綠城、成都五牛、長春亞泰、江蘇舜天、四川綿陽。其後，四川綿陽隊降入乙級，浙江綠城、成都五牛、長春亞泰、江蘇舜天、廣州吉利等5支球隊均被足協處罰。
打假、掃黑風暴 2001年12月，浙江綠城和吉利聯手在杭州召開發布會揭黑。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陳培德對外公佈了浙江綠城收到的一封匿名信———《一個執法過杭州比賽裁判的自白》，署名「還有良知的裁判」。隨信附有4萬元。
2002年1月5日，足協副主席閻世鐸約見6家媒體，表示「中國足協目前對裁判員收受金錢一事的調查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月15日，上海電視台新聞綜合頻道公佈了「打假掃黑」涉及的8人名單，其中有龔建平。
4月17日，宣武區檢察院以涉嫌「企業人員受賄罪」正式批捕龔建平。
2003 年1月29日，宣武區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龔建平有期徒刑10年。2004年7月11日上午9時21分，龔建平在北京304醫院因並發性肺炎停止呼吸。他以10年的刑期為當年的足壇「掃黑風暴」畫上了句號，此後，再也沒有人因「黑哨」獲刑。龔建平也成為被足協認定的、被法律制裁的惟一「問題裁判」。
足球反賭風暴 2009 年10月，前廣東雄鷹俱樂部總經理鍾國健最先被南下羊城的遼寧警方控制，掀開了這場「反賭風暴」序幕。曾在06年出任廣藥俱樂部代總經理兼領隊的前廣州市足協秘書長楊旭因涉嫌行賄對手落案。11月，公安部牽頭進行的足壇「反賭風暴」席捲全國。四川、深圳及廣州等地，以及中國足協已有多人被警方帶走調查。中央領導也在近期連續表態要在未來將中國足球搞好，這次足壇「反賭風暴」正在向縱深發展，舉國關注。
中國體育往何處去
——對話陳培德
知道了也不能說
人物周刊：當年足球打假、打黑風暴給你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也是你一世英名所在。
陳培德：當時，我們浙江掌握的材料，全部移交給足協閻世鐸了，包括龔建平的那4萬塊錢和信，一起都移交給他。然後我說了一句，閻主任，我們浙江應該做的，和可以做的，就是這些了，現在這個球呢，就交給你了。
閻世鐸回答，他說，不，陳主任，我們的合作才剛剛開始，我們一定要把足球打假、掃黑進行到底。這個我們在場的人都很高興，都很振奮。一高興，閻世鐸就說，沒想到浙江這麼主動積極地支持中國足協來做這個，在其他地方體育部門，見不到的。
這一點上，連當時中紀委的足球專案調查組，足球涉黑的省市，他們都去了，後來他們給我說，所到之處，還沒有找到第二個陳培德，還沒有看到第二個像浙江體育局這麼主動配合的。
人物周刊：據你的了解，當初讓你刻骨銘心的足球打假、掃黑為何不了了之，袁偉民對這個問題也是語焉不詳。
陳培德：請你原諒袁偉民局長，也請原諒我，我們這個事情確實不能說清楚，不便說清楚，但是我可以說。在足協的職權範圍內的事情，他們可以說清楚，但是他不說。至於體育以外的，你不能說清楚的問題，的確，我就是知道，我也不能說。
人物周刊：為什麼？
陳培德：你不要再問為什麼了。也不要問袁偉民了。
我們都心知肚明，但都不能說。用我對袁偉民質疑的第一個問題（本刊專訪袁偉民之後，陳培德給本刊致信，當中寫到：正部級的袁局長萬萬沒有想到，他在詆毀何振梁先生的同時，給國家的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使不該公開的國家外交策略、外交機密泄露了。詆毀過去的老上級是個人品質問題，造成國家機密泄露則是政治紀律問題了），關於何振梁投票問題，我說，你就是知道，也不能說，只能爛在肚子裏面。
人物周刊：據說你站出來自揭家醜，得到浙江省高層領導的支持。
陳培德：在足球打假、掃黑問題上，我們省委省政府的態度，是支持的，我在浙江，環境非常好。舉個例子，九運會時，我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傳達的是我們省長當時給我的電話：如果全運會的賽風沒有根本好轉，浙江以後就退出全運會，不參加了。這句話是驚天動地的。全國沒有誰敢這麼講。
人物周刊：你的直言早就廣為人知。
陳培德：我的直言，在全國體育界來講，應該早就被大家所了解的，每年一次的體育局長會議，大家都希望我能講話，很多總局的其他領導，總局下面的部門，也都希望到我們華東組來參加會議，包括新聞記者，因為，在華東能夠聽到有分量的東西。
最大阻力來自系統內部
人物周刊：最近，你提議要取消全運會，為什麼？
陳培德：全運會是為體育部門的需要來舉辦的，現在老百姓是不是還認為是需要？我們到底是聽老百姓的，還是聽我們的部門的？
過去，要跳出體育才能看懂體育，現在，我要進一步說，只有跳出體育局，才能深入體育改革。體育改革的最大阻力，來自系統內部，而不是來自系統外。阻力最大的就是體育局，從總局到地方體育局。
人物周刊：按照你這個邏輯，是否要取消各級體育局？
陳培德：世界上各個國家有體育局這麼個專門獨立機構的，很少很少，可人家照樣成為體育強國。但是否要取消各級體育局，我不便於回答，因為我現在離開了，我說取消，有人就會說，你在的時候怎麼死抱着不放，現在下來了，你輕飄飄地說取消了。我的態度是，順其自然吧，我看水到會渠成。
人物周刊：最近，你還提出要讓「中超聯賽」休克。
陳培德：在原來的狀況下，搞改良，修修補補弄不好，不行的讓它死掉，完了以後再有一個新的體制，新人基礎上面讓他由弱到強，給他一隻新的隊伍，給他一個新的環境，這樣的話，中國足球應該會有希望。
現在的球員，胃口調得那麼高了，你叫他馬上把自己的待遇降下來，他有勁嗎？肯定沒有勁的，我們現在的聯賽實際上是花錢滋生腐敗。
這個錢，既有老闆的錢，更有國家的錢，國企的錢能說不是國家的錢嗎？實際上是拿了很大一塊兒，應該作為稅收交給財政的錢拿來辦足球的。完了以後，把很多錢用在了不正當的地方。
人物周刊：當年你站出來公開自揭家醜，有沒有擔心上面給浙江小鞋穿？
陳培德：擔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內部管理上面非常嚴格，我當時就說，現在處在這樣背水一戰的情況下，我們更要嚴格要求自己，做到潔身自好。
比如反興奮劑，我們處罰的力度比國家總局規定的還要嚴。總局規定一個項目如果出現兩例興奮劑陽性事件，要取消這個隊全部成績，浙江規定，只要出現一例，你這個項目的成績全部取消，我們都和大隊長簽訂協議的。
我還對着電視攝像機的鏡頭說，也向省政府立下軍令狀：在全運會上面浙江如果出興奮劑事件，我會讓當事人身敗名裂，然後我自己引咎辭職。有的省的（體育）局長給我說，像那個事情，你能管得到嗎？他們出事情，你來擔責任，我說，不下這樣的決心不行。
你看，羅雪娟在九運會上拿了金牌，她還沒上岸，就對攝像機的話筒說，這池水是不乾淨的，我是乾乾淨淨贏回來的。這話很像我在他們游泳隊說的——必須保持這個池水的乾淨，不能出任何的問題。
人物周刊：幸虧沒出什麼問題。
陳培德：是啊，出了問題，我得擔責任，這話說出去了。你不知道，在九運會上，我們浙江的游泳，那個時候游泳在全國是金牌大戶，興奮劑對我們查得最嚴，查的面積最大，半夜三更突然敲門檢查，對別的隊都沒有這樣的。
所以，後來（國家）游泳中心主任打電話給我，說浙江的4個運動員，包括羅雪娟在內，游泳比賽結束以後要馬上代表中國游泳隊參加世界短池錦標賽。我回答說，我們浙江的運動員在全會上拿金牌的理所應當接受調遣，但是沒有拿金牌的沒有資格去，我不會讓他們去的，你們到別的省拿金牌運動員當中，叫他們去。
「啊呀，陳主任，我們對你們浙江放心」，我說，這話怎麼說，你不放心，那你的金牌你還給他，你為什麼不敢動真格地去查他？
當時，我一肚子氣，其實我心裏還是要服從的。但我話必須說清楚，因為，這裏面出現了不公正，出現好幾匹「黑馬」——金牌一塊一塊地拿，但就不敢讓他們去代表國家走出國門，我們在國內拿不到金牌，到國外去拿金牌，這是個怪現象。
體育如何改革
人物周刊：現在，奧運會我們得了金牌第一，包括你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體育要改革，該怎麼改？
陳培德：我覺得首先有幾個必須轉變，一個是為國爭光的觀念，體育確實能夠為國爭光，能夠凝聚人心、振奮民族精神，這在過去幾十年，表現得非常突出，這就是體育的政治屬性。但是，我要說，中國時代發展到今天，體育為國爭光這種屬性在淡化，尤其是北京奧運會我們拿了第一之後，國人對金牌多一點兒，少一點兒，無所謂。
老百姓現在最渴望的是什麼？寧肯用少好多塊金牌，換取足球的振興。足球水平的提高，比多拿幾塊金牌還要緊，因為足球影響最大。
再一個我們競技體育這個體制，全世界現在只有中國，朝鮮可能也還有一點，叫舉國體制——我們為了拿金牌，是不計成本的，幾個億，光是中央、國家幾個億能拿一塊兒金牌也值，更不要說地方的投資了，有這個必要嗎？辦一個全運會越辦越豪華，大家攀比！
再就是運動員大學生的問題。國外是大學生運動員，這個順序上顛倒很能說明問題，我們的運動員作為學生，實際上被剝奪了9年義務教育的權利，他們能夠和普通的中小學生一樣地接受文化教育嗎？他們的時間主要花在運動訓練上面了。如果這個運動員他拿了成績了出名了，比如全運會金牌、奧運會金牌、世界錦標賽金牌，可以保送上大學，變成了運動員大學生，可實際文化程度，只有初中甚至小學。
我舉個例子，我們兩屆奧運會冠軍占旭剛，我還當局長的時候，給他戴上副處級的帽子送他去上大學，已經給他保送了，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充電回來再當幹部。他說，「去了也聽不懂，還不如在舉重房裏面拎槓鈴。」
可是我們看看美國NBA的運動員，他們絕大多數是大學生，名副其實的大學生，先當大學生再當運動員，我們是先當運動員再當大學生，像鄧亞萍這樣的，太少了。
我們中國的體育，用犧牲一代又一代的運動員，他們青春，他們接受文化這種機會和權利，來換取金牌，來為國爭光。那麼，隨着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這種體制我認為應該改變。
我認為，要把群眾體育牢牢抓在政府手裏，把競技體育交給市場——有市場的，有功利的，咱們交出去；把為了人民健身，健康和改變生活方式的，政府來操辦，投錢、組織、指導。而我們現在大量的體育經費用在少數人、少數精英運動員身上，真正惠及老百姓的只有一點點，這應該倒過來，障礙就在體育部門。
因為，競技體育的成績好壞，直接和運動員、教練員一直到官員的工資、獎金、職稱、職務全方位掛鈎，他必然把大量的精力、大量的經費投到競技體育上面去，而把全民健身和群眾體育當做次要的工作來對待。這就是指揮棒。
人物周刊：那如何來改變呢？
陳培德：中央政府，認識到了以後下大決心，扭轉這種重競技體育、輕群眾體育的狀況，光靠體育部門我們沒有信心。
作為切入口，打破局部利益，我認為，取消全運會，很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比如賽風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還要淡化金牌，政府要制定法律或者法規，修改《體育法》，明確把體育經費的比例，在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這兩方面的比例要劃清楚，大部分用來匯集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健身上來。
另一個切入點是，用單項錦標賽來代替全運會，這樣既可以通過單項錦標賽來選拔國內最優秀的運動員去世界賽場上為國爭光，達到全運會所要達到的這個目的。同時又可以分散從領導到各級管理人員的這種精力，把他們轉移到全民健身上去。
七分機遇，三分努力
人物周刊：談談你的個人經歷吧。
陳培德：我是1962年入北大哲學系，1967年畢業，1968年分配。畢業時本來想回廈門老家，結果福建沒有名額，浙江有7個，學校就跟我說，浙江離福建近了，你到浙江去吧，就這麼着，到了金華，在農村一沉10年，主要在中學教書了。
粉碎「四人幫」後，遇到幹部「四化」，當時，廈門大學辦哲學系，需要老師，3次發函想把我調去，金華這邊不放，覺得是個人才。不放了，就得用。後來碰到1983年的機構改革，根據群眾推薦，把我推到了領導崗位。
人物周刊：從一個普通中學老師，一下到了金華市委宣傳部長？
陳培德：現在看，是不可能的。但那個時候，中央提倡幹部要「四化」，在知識分子當中挑選新的領導幹部，從基層選，沒有任何框框，群眾推薦，組織考察，認為可以，就上去了。我們這一代領導幹部，像我這樣的，全國一大批。
人物周刊：為什麼選你呢，一個普通中學老師，直接到副廳級的宣傳部長。
陳培德：我在中學教書時，做過最大的官是工會主席，先教語文，後教政治。到了宣傳部長後，有人問我，你的成長靠什麼，我說七分機遇，三分努力。
在我們那個年代，機遇呢，比個人的才能還更重要一些，當然你自己得具備那些條件，這就是前提。
我相信別人和我一樣，當時能力都差不多，但我比別人多了一個機會，就是那時候召開黨的十二大，我是工會主席嘛，金華市總工會組織一個宣講團，到各地宣講黨的十二大精神，並且送我到全國總工會幹校培訓。那時在全國總工會幹校呢，也做演講，後來出了書，回來以後呢，又更大面積地宣講，所以各界幹部群眾，都知道金華四中有這麼一個鐵嘴陳培德。
人物周刊：嘴巴厲害。
陳培德：尤其是我在地委大禮堂給機關幹部講政治經濟學，他們那時候要考職稱，得到他們的好評，後來省委考察組一來，很多人不約而同地就說了，要選宣傳部長，就金華四中的陳培德老師最合適。
要不然，不要說省委領導，連縣委領導都不認識，我也不認識他們，怎麼會找到我呢？走上領導崗位後，宣傳部長的工作，我是從學怎麼簽發文件開始的。
人物周刊：從1983年當上副廳，1986年到浙江師範大學做黨委書記，一直到你退休，將近20年，你的職位都沒有升遷，這是否和你嘴巴愛說有關？
陳培德：這個問題，說起來就複雜了，你說我敢言，但是，我們省委、省政府無論是上頭還是下面，在群眾裏面，我的口碑還是很好的，因為我一直恪守一個座右銘，兩句話，叫：口碑重於官階，人品重於官品。我很多老同學、老同事，碰到我，我最喜歡聽他們對我的一句評價就是:老陳，你這麼多年呀，還和過去一樣。那說明我從政以後，當了官我沒變，是吧？
人物周刊：你怎麼評價前面大半輩子，有沒有遺憾？
陳培德：上下對我的評價，對我來講，是一筆莫大的精神財富，這比我當了什麼幹部還重要，還寶貴。但我有遺憾，沒有能夠實現人民對我的重託，把當年足球打假、掃黑再向前推進一步，這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還是覺得非常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