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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世俗的標準看，唐德剛的成就和錢學森的成就和影響並不能等量齊觀。1960年，中國成功發射東風一號近程地地導彈，兩年後爆炸原子彈，然後是 「兩彈結合」工程，錢學森作為火箭、導彈研究所所長，對中國國防工業和軍事科技的發展居功至偉。他的成績是高度政治化的。因為中國掌握了核彈和導彈技術，二戰後的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後來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包括尼克遜訪華，中美打破意識形態對立的僵局，建立起正常的外交關係，都與此相關。錢學森也因此獲得了一個中國科學家所能得到的所有最高級別的國家榮譽。相比之下，唐德剛只是一介書生，一生思考的問題莫過於中國如何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雖然出過幾本重量級的歷史學術著作，提出了「歷史的三峽」論，但對物質世界毫無改觀，更加談不上影響國際關係的走向。
    
    　　「科學無國界，科學家卻有自己的祖國」，錢學森一直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典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震動海外，許多中國留學生都在考慮去留問題。可惜現今沒有統計顯示文科和理工科留學生對待這個問題的差異，但後來國內媒體上宣傳的，大多以理工科人士為主。這當然和國內急需科學和工程技術人員有關。另一方面，唐德剛後來也直言不諱地說，作為一個學習社會科學的學生，他當時對中國心存疑慮，抱定了觀察一段時間再做決定的打算。沒想到，這一觀察，就觀察了六十年。
    
    　　其間當然回來過。1972年，唐德剛借着尼克遜訪華的春風，借道加拿大回鄉探親，言談間問到堂弟的下落，家裏人都支吾其詞。再過了幾年，他以學者身分回國授課，同鄉才敢以實情相告，原來他的堂弟一家四口，都在一九五九年時餓死了。聽到這裏，唐德剛「一時情難自持，竟伏案大哭。讀史數十年，初不知 『大飢，人相食』的故事，竟亦發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從唐德剛這段回憶里，不得不引出眾所周知的關於錢學森的一段往事。錢學森歸國後，不光是愛國的典範，也是當時中國人心目中的科學的化身，但回國不到三年（1958年6月），他就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論證稻麥畝產量可以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也就是四萬多斤，並信誓旦旦地說，「這並不是空談」，這多少辜負了普通國人對愛國者和科學家的景仰之情。
    
    　　在那個全國浮誇成風的年代，作為一個物理學家、火箭專家，錢學森似乎也對糧食產量問題情有獨鍾，1959年5月又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發表《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再次論證稻麥畝產完全可以達到3.9萬斤。也就是在這一年，唐德剛的堂弟一家餓死在老家。
    
    　　歷史學家和科學家的職責都是求真。這個真，不是指絕對真理，而是指真實、真相。有人說，錢學森的偉大隻欠一個道歉。道歉意味着回顧一生的時候，不迴避、隱瞞乃至推脫自己的錯誤，意味着承擔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其實，向別人道歉同時也解脫了自己。可惜，這個道歉，唐德剛沒有聽見，我們都沒有聽見。
    
    　　國家是由一個個國民組成的，因為千千萬萬個國民悄無聲息地死去，國家也死去了一部分，他們的死亡一天得不到正視，收穫不到一個道歉，讓愛國者的榮譽也因此蒙羞。而和錢學森一樣欠着一個道歉的愛國者，也還有人在，其中就包括88歲高齡的楊振寧教授。
    
    　　1971年，楊教授從美國回中國探親，住在北京飯店，看到牆上掛有「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對聯，深為感動。回到美國後，楊教授做了很多演講，向美國人「鼓吹」文化大革命，轟動一時。多年後，他承認自己輕信了當時的宣傳，但從來沒有感到過後悔，因為當時他「到中國去，不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去的」。一個聰明如楊教授的人，被人欺騙乃至利用之後，還能如此心平氣和，實屬難得。但我總是覺得，楊教授之所以對此從不惱怒、從不後悔，並不僅僅出於海外遊子那種無是非的善意，更重要的原因是被「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名句激起了他的萬丈豪情。這兩句名言的一個副本如今掛在楊教授在清華大學的辦公室牆上，仍然能夠透露出科學家和革命家思想深處那種曲徑通幽的聯繫。這種聯繫多少是出於這樣一種歷史觀念：為了改天換地，就要不怕犧牲 ——主要是不怕犧牲別人；須知歷史只記得慶功宴上的人，既然如此，又何須後悔，何來道歉呢？
    
    　　只要有這樣的歷史觀，就有那樣的愛國者。
    
    　　只要那樣的愛國者還在，一句道歉，讓死者安息，距離這一天還如同唐德剛筆下的「歷史的三峽」，曲折而漫長。